国内哥特小说研究述评

布尼塞·享尼塞在其专著《哥特式小说》中指出:“哥特式”这个术语有三种主要含义:野蛮,如象中世纪的哥特部落;中世纪,和与之相联的城堡、带甲武士和骑士精神;超自然,和随之而来的恐怖、未知与神秘。[1]18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国、美国文坛,哥特小说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从1764年第一部哥特小说发表至1820年的60来年间,英国大约出版了5000部哥特小说。而且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英美主流文学也因吸收了哥特式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变得丰富起来了,从而出现了“心理哥特小说”、“科幻哥特作品”、“美国南方哥特流派”、“女性哥特”等现代哥特变体,而约瑟夫·康拉德、弗郎兹·卡夫卡、勃朗特姐妹以及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威廉·弗克纳、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托妮·莫里森、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等人的经典之作也连同达芙尼·杜莫里埃、斯蒂芬·金、安·赖斯的流行小说一起被打上了哥特的烙印。[2]与此同时,哥特批评逐渐发展成为当今西方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领域当中的一门显学。中国英美文学学术界对哥特文学的深入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该研究逐渐日趋高涨,以哥特研究作为选题的硕士论文也越来越多。可以说,目前国内对哥特小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态势,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于哥特小说史的重新梳理

 

英美文学中存在着一个影响广泛、持续发展的哥特传统,肖明翰教授的《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一文对英美文学中的哥特小说进行较完整的历史梳理,对英美文学中哥特传统的起源及其发展进行了描述,进而概括了哥特小说创作的一般性特征。

肖明翰认为,哥特小说致力于揭示社会罪恶和人性深处的黑暗面,并进行深刻的道德探索。它的产生及其整个发展同英美二百多年来的社会、宗教、文化背景及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哥特小说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例如,日尔曼民族(即条顿民族)中流传的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以及《圣经》和基督教传说,特别是关于地狱的传说,都是哥特小说的重要源泉。哥特小说之所以产生和繁荣于18世纪,也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哥特小说是流行18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殊流派,它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与恐怖,揭示社会、政治、教会和道德上的邪恶,揭示人性中的阴暗面。

肖明翰以及其他学者还对哥特小说以及哥特小说的写法在英美文学中的延续传承进行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们普遍使用哥特手法来揭露社会罪恶、批判社会现实,这种结合在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荒凉山庄》等作品中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些作家笔下,哥特故事的背景从遥远的过去和古老的城堡搬到了现实中的工业化大都市。即使在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里,哥特情节也是被置于现实生活之中。[3]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社会化和现实化。到了19世纪末,哥特小说也获得了新的繁荣,这时期的哥特小说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特点,那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此时哥特小说发展的中心移到了美国,特别是在美国南方,哥特传统成了南方文学成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4]肯尼迪的《麻雀仓房》就有浓厚的哥特色彩。随后,爱伦·坡和马克·吐温对哥特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南方哥特小说的真正繁荣开始于南方文艺复兴时期,这时期的许多重要作家如福克纳、莱特、麦卡勒、卡波特、珀迪、奥康纳以及后来的莫里森、赖斯等进一步发展了特点鲜明的美国南方哥特小说传统。[5]

此外,还有研究者注意到18世纪英国学者对于中世纪的关注也是哥特小说产生的重要因素。哥特小说的兴起和发展还可以从小说本身的发展规律上找到某种解释。从18世纪英国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上,可发现哥特小说兴起的原因。第一是“墓园派”诗歌的发展;第二是对“感伤”的推崇使作家不满足于描写现实生活,而倾向于深入探讨人们的感情世界;第三是“崇高”美学观念的发展。[6]它们都推动了哥特小说的产生。[7]

 

二 对哥特小说的文本分析和美学阐释

 

首先,国内英美文学研究者从对第一部真正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堡》(1764年,作者为英国的霍勒斯·沃波尔)的文本解读中,归纳了这种小说体裁的基本模式:在场景设计上,破败的古堡,迷宫般的地下通道、密室、墓穴和地牢,四处游荡的鬼魂和不可理喻的超自然现象使整个小说笼罩着一种宿命的神秘和恐怖色彩,并弥漫着一股荒凉和腐朽的气息;典型的哥特情节是落难的美丽女子遭遇邪恶的男性纠缠却无处可逃,多半还要受到心理阴暗的年长女性迫害,表现的是人性的阴暗面——欲望、暴力、疯狂、复仇、血腥残杀等;在文体形式上,主干故事通常包含有若干次要故事,人物刻画采用平行结构,在细节重复中形成类比或对照;在情感效应上,对危险恐怖事件的描述往往能够引发读者的悬疑和恐惧,既而实现阅读快感。[8]

此外,学术界对于爱伦坡、卡森·麦卡勒斯、安吉拉·卡特、雪莉·杰克逊、福克纳、马修·刘易斯、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詹姆斯、玛丽·雪莱等英美作家创作的哥特小说,或者其作品中的哥特式因素做了相当深入的文本分析,探究了它们的美学特征。

例如,蔡春露认为20世纪美国著名的南方女小说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代表作《伤心咖啡店之歌》中,以哥特式小说的风格,运用象征与表现主义结合的艺术手法,生动有力地表现了怪诞的社会现实、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与异化,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工业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无法交流的精神世界。[9]刘玉红在《评坡恐怖小说中的恶梦世界》一文中,认为恐怖和恶梦是爱伦·坡的哥特恐怖短篇小说的特点。研究者将坡放在哥特文学这个框架内,重新读解坡的恐怖小说中的每一个哥特故事和真实恶梦的展现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研究者还指出爱伦·坡的创作使哥特小说的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将故事冗长、分散的哥特罗曼司浓缩成短小精悍的短篇,在他的小说中,哥特式的恐怖效果不再单独依靠背景和情节,而是将它们和人物心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研究者也对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运用的哥特手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挖掘出该小说的哥特式特征主要体现在主题与情节构造、人物形象、场景与肖像描写、神秘性与幻觉4个方面。研究者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哥特手法成了福克纳等一批作家揭露南方社会和历史中的罪恶的一种重要写作方式。[10]

此外,田祥斌解读安吉拉·卡特改写的3部童话《血淋淋的房屋》、《与狼为伴》和《老虎的新娘》时,认为作家利用哥特式传奇风格渲染阴森恐怖的气氛,将故事置于广阔的现代社会背景下,达到了传统形式与现代意义的统一。[11]何木英在分析美国当代女作家雪莉·杰克逊的短篇小说《抽签》的创作艺术中,认为《抽签》中采用了哥特式恐怖小说手法,描写一个表面上到处阳光灿烂、百花盛开的具有现代文明的美国繁荣小镇里,现实与虚幻,文明与野蛮,繁荣与衰败对比交织,太平盛世后面隐藏着某种罪恶、恐怖、凄凉、衰败。这部小说中没有传统哥特小说中的古城堡,也没有鬼魂幽灵的故事,然而,外在的哥特式的恐怖已内化到了人们的心灵之中。[12]

 

三 对于哥特小说理论渊源的探究

 

一些研究哥特小说的专家对哥特小说的学理依据和存在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源,将其渊源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文学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中,认为它们为我们理解、接受哥特式小说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理论依据。

李伟昉认为《诗学》是哥特小说创作的理论渊源。亚里士多德是大力倡导文学作品表现恐怖、罪恶、凶杀、惊奇与苦难等,并对其描写价值与功用作理论探讨的理论先驱。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格外强调对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苦难事件的摹仿,特别推重表现“惊奇”而又似乎不合情理的亲人之间的血腥残杀,就在于它更能产生悲剧的效果,更能使人惊心动魄,更能给人带来悲剧的审美快感,从而使人从中得到情感宣泄、思想陶冶和道德净化,并最终使人得到“善”或“美德”。之所以认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有关思想与西方哥特式小说创作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原因还在于,借用这一理论来观照哥特式小说,不仅能大大拓展我们阅读、鉴赏、思维的空间,更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哥特式小说的认识偏见。哥特小说虽然弥漫着浓厚的“黑色”氛围,充斥着恐怖、暴力、邪恶等非理性内容,但是,却内在地隐藏着丰富深刻的理性内容。[13]

哥特式小说创作的理论基础还包括西方的崇高理论。李伟昉认为哥特式小说创作能在18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国文坛蔚然成风,并很快波及德、美等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崇高理论对它的强大支持。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对后来一系列崇高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康德在《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更是将崇高感分为“恐惧的崇高”、“高贵的崇高”、“壮丽的崇高”3种,依次反映了对象在主体心灵中引起震撼的强度。崇高理论不仅是哥特式小说创作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而且它还启示我们:文学中表现恐怖、惊险等内容并非就是庸俗低级,并非就是仅仅在追求感官刺激,恰恰相反,因恐怖、惊险、黑暗等引起的痛感可以转化为审美快感。它能在主体心中培植起一种自由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是构成审美教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4]

 

四 “女性哥特”研究

 

目前,哥特小说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是对女性哥特的研究。

林斌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方女性哥特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从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关于女性哥特小说研究的重要资料和学术动态。许多现当代女性主义评论家把女性作家笔下的哥特作品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研究,认为它自身有着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美学特征。西方哥特研究在20世纪取得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开拓性进展正是在性别与体裁领域。“女性哥特”概念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性别视角开始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被引入哥特研究之中,而且还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空间。[15]

追根溯源,“女性哥特”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在莫尔斯的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一书中。在莫尔斯看来,所谓“女性哥特”即“女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她在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卡森·麦卡勒斯直至西尔维亚·普拉斯等181920世纪英美女作家的作品里发掘出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女性哥特传统”。许多女性主义评论家都纷纷尝试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来阐释女性哥特文本,揭示造成女性心理创伤和个性压抑的社会根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吉尔伯特和古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该书指出女性哥特小说“反映女性作家自身的痛苦、无助感、由于身处陌生并无法理解的地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及其对19世纪“性别领域划分”意识形态中蕴含的非理性成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女性哥特”被阐释为体现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身份观对女性个体造成的影响的有效载体;女性主义批评家致力于发掘历史湮灭或放逐的女性哥特文本并给予全新的阐释,其颠覆父权制文学传统及价值观的潜在力量随之得到全面开发,成为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关于女性哥特小说的个案研究成果比较多,例如,有研究者考察了20世纪英国女性哥特文学的经典代表,达夫妮·杜莫里埃的小说《吕蓓卡》。研究者从当代女权批评关于女性哥特文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对这部现代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进行重读,认为《吕蓓卡》继承英国女性哥特小说才有的神秘色彩和超乎自然的悬念,营造了传统女性哥特小说特有的紧张和恐怖气氛。正因为如此,小说《吕蓓卡》在讲述一个传统爱情故事的外表下面揭示了男女两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利斗争。[16]

 

五 比较文学视域的哥特小说研究

 

在当前学术界的哥特小说研究中,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部分学者使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对英美文学中的哥特小说和中国文学中类似文学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

李伟昉的《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可比性及其研究价值》一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17]李伟认为,比较研究毫无事实影响关系的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其挑战性首先就表现在:必须要切实找到或者确立它们的可比性。从两者产生的大背景看,它们具有类似的历史境遇。这种类似的历史境遇,带来了它们在创作思维上的某些共性审美特征。两者都是社会动荡、主流意识形态遭到挑战的产物,两者的产生又均与宗教有关,宗教给它们的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塑造到驰骋文学想像诸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只不过英国哥特小说主要接受的是基督教的影响,而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则主要接受的是佛教与道教的影响。类似的历史境遇,使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共同成为中西方不同民族的作家,借鬼怪幻想表达内心无限的焦虑与失望,展示人在现实中难以如愿的情感和欲望的载体。

从作为文学的文本看,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呈现出许多共性倾向,例如突出的怪诞特征,诸如墓穴、洞穴、地狱等这些非常态性环境描写,均通过怪诞曲折、隐秘象征的方式,表现出了重大而深刻的相同主题。从各自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虽然都居于边缘地位,但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张扬着颠覆当时主流的倾向,日后又都为其主流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挤入主流文学的行列。

此外,何木英的《蒲松龄志怪小说与艾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对哥特小说的研究文章,[18]该文结合社会历史条件及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对蒲松龄写作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和爱伦·坡创作哥特式小说的原因、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等进行比较。

总的说来,我国英美文学研究者近年来哥特文学研究的状况不仅在于研究成果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为拓展,并且把哥特传统同英美乃至欧洲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总体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为进一步的哥特小说研究局面的拓展铺开了广阔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Brendan Hennessy.The Gothic Novel[M]. LondonLongman Group Ltd1978.7.

[2]张亚婷.哥特小说探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1).

[3]蒲若茜.《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2(1).

[4]刘玉红.美国南方哥特小说的现代精神[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

[5]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2).

[6]韩加明.简论哥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J].国外文学,2000(1).

[7]高继海.试论英国的哥特式小说[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2).

[8]林 斌.浅析亨利·詹姆斯小说《美国人》中的哥特成分[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6).

[9]蔡春露.怪诞不怪怪中寓真-评麦卡勒斯的小说《伤心咖啡店之歌》[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10]张 琪,张雪珠.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哥特式特征[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6).

[11]田祥斌.安吉拉·卡特现代童话的魅力[J].外国文学研究,2004(6).

[12]何木英.评雪莉·杰克逊《抽签》的创作艺术[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13]李伟.《诗学》:哥特式小说创作的理论渊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14]李伟.崇高理论:哥特式小说创作的基础与思想资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15]林 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 2005(2).[16]王腊宝沈韬.重读《吕蓓卡》[J].外国文学,2002(3).

[17]李伟.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可比性及其研究价值[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18]何木英.蒲松龄志怪小说与艾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作者简介]董英(1972- ),女,湖南攸县人,株洲师专外语系讲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湖南株洲4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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