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胡乔木改诗
 平心而论,旧体诗词很难学。因为不仅有格律束缚,还需要激情、襟抱和博学多识,甚至还需要天分,故而闻一多先生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慨。而且还如郭沫若说过的:旧体诗词里的学问无止境。写诗词能够成家,更是难上加难。

  在封建时代,凡上私塾者,必学《笠翁对韵》、《龙文鞭影》等诗词技巧,不仅是修养,还为考科举而入仕。科举考试除策论和八股代圣人立言外,是要做试帖诗或赋的。诗出韵或不符平仄,用词不当,都会被剔除。所以,封建时代如清代,皇帝从小也会被训练作诗。一般经过科举出身的官吏都会写诗,仍以清代为例,如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翁方纲……不胜枚举;有的则成为大家,如龚自珍、纳兰容若、陈三立等。民国以后,不需要靠科举入仕,诗风渐歇,但遗韵犹存,为官者能诗的仍不在少数。以于右任为代表者固然盛名,即不以诗名者也颇有根底,比如国民政府的高官朱绍良,我读过他的诗,颇有杜诗风骨;军界中如戴安澜将军,诗风慷慨激怆,无愧他烈士的归宿。

  唐宋始,词称“诗余”,原为歌咏之用,在音律上也比作诗难,故写诗者多,填词者少。近代以来,像毛泽东那样诗词俱佳、气贯古今者,确实罕见。中国古代称“诗的国度”,翻开《全唐诗》,可见三教九流,无不赋诗。然进入商品时代,诗词几成“绝学”,基本不为人所能。附庸风雅者多,真心挚爱者稀,官员能写诗词者更如凤毛麟角。

  在旧时代,官员能诗,证明他的品位。在今日,则无须此技,因为政绩第一,其他遑论。偶能为者,必引瞩目。其实,鼎革的时代造就了与旧时代迥然有异的领袖诗人,除毛泽东之外,新中国的领袖、将帅不乏诗人的风骨,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灿若繁星,各有千秋。上世纪50年代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其组词《忆江南·广州好》被一时传诵,60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诗词也堪称一家,马上政余吟诗填词,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政者的一种胸襟、修养、情操、学识的体现。

  已故钱锺书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同是诗人的胡乔木非常尊重他,发表诗词之前请钱老斟酌修改。钱老改完,曾复函云:“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则是:尽可能遵守而利用旧诗格律;求能达尊意而仍涵蕴,用比兴,不浅露,不乖‘风人’之旨;无闲字闲句(此点原作已做到,现只加以推敲)。”(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胡乔木堪称诗词家,我个人的看法,其词为上。毛泽东曾对他的词“再三悉心修改”,甚至“终日把玩推敲”(同上,第366页)。钱老也是大家,他的观点和评价及对诗词创作原则的把握,亦为恰当。

  钱老为胡乔木改诗,后又致函:“……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同上,第236页)在钱老看来,有的诗词是不能用“雕章琢句”去“僭改”和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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