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序

编者按:《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不仅是古代爱情题材的诗歌作品的精粹选本,而且是一部大型鉴赏工具书,将文学鉴赏与工具书融为一体。对入选的每首诗歌作品,都有精当透辟、深入浅出的赏析,对帮助读者深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现在,特将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专家、《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顾问余冠英先生为此书所撰写的序言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诗的泱泱大国。丰富多彩的爱情诗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体式,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认真研读古代爱情诗歌作品,揭示其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既是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恩格斯曾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中国古代表现男女之间的相悦、相思和情爱的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的《诗经》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朱熹《诗集传序》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之作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素朴、健康的。可以说,凡属恋爱、婚姻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悲欢离合都在这些诗里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劳动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地位更低下,她们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些,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尤其如此。《诗经》里的两篇弃妇诗《邺风·谷风》和《卫风·氓》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诗经》民歌中还有很多情诗显现出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品质,对于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过去的卫道先生们一见《诗经》中那些热烈的爱情表白和真实的恋爱生话的描述便大叫“淫奔之诗!淫奔之诗!”有些人甚至主张来一次“删诗”,把它们从《诗经》中抹去。他们对于这样自然率真的健康的两性关系描写不敢正视,而劳动人民看不顺眼的倒是剥削阶级在虚伪的礼文遮掩下的荒淫无耻。

汉乐府民歌、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明清时期的民歌,也多有反映爱情生活的动人之作。汉乐府《上邪》篇,一气连举五件不可能之事来发誓,表示除非天地合并、世界毁灭,爱情不会终止。这和《诗经·鄘风·柏舟》的“之死矢靡它”和《吴声歌曲·欢闻变歌》的“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都是抒发了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代表汉代乐府最高成就的《孔雀东南飞》,以长达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多字的篇幅,展示了在封建礼教压迫之下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作者以十分同情的态度叙述了这个故事,以其相当出色的艺术表现,揭露了封建势力的罪恶,歌颂了忠于爱情的美好品格。在南北朝时期,在江南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绝大部分是清丽委婉的情歌,其体制短小精悍,情调缠绵悱恻,大量运用双关语。被称为“言情之绝唱”的《西洲曲》,长达三十二句,创造了情景相生、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是南朝乐府中最值得珍视的成熟作品之一。北朝乐府展现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但鼓角横吹曲辞中也不乏情歌,不过,它以质朴直率见长,呈现出与南朝乐府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如《捉搦歌》其二:“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裌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出语直截了当,十分豪爽坦率。确实如梁启超论北朝民歌时所说:他们“心直口快,有一句说一句。他们的情感是没有遮拦的,你说好也罢,说坏也罢,总是把真面孔搬出来。”(《中国韵文中所表现的情感》)

无庸讳言,在强大的封建礼教的压迫、摧残之下,无数追求美满爱情的青年男女往往以失败的悲剧而告终。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封建大厦的日趋崩塌,爱情诗歌中反抗的呼声越发强烈。在明清民歌中,有的女子由于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胆追求自己热恋的情郎,遭到母亲的毒打,她坚强不屈地表白:“乞娘打子满身青,寄信教郎莫吃惊;我是银匠铺首饰由渠打,只打得我身时弗打得我心!”(《山歌·打要》)甚至小尼姑也鼓起冲出佛门的勇气,到“红尘”中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和寻找理想的姻缘:“小小尼姑双垂泪,合下经本紧皱着蛾眉。叹人生枉生世界难消退,恨爹娘自把银牙来挫碎。念了声南无,奴要少陪;逃下山,要配姻缘自已配。叫师父:得罪、得罪,真得罪!”(《小小尼姑双垂泪》)这些作品讴歌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反抗行为,已经明显带有新兴市民阶级个性解放的色彩,具有不容忽视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有一些著名的古代诗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和反映过爱情、婚姻生活,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以西晋潘岳《悼亡诗》为发端,古代诗人创作了大量“忆内”、“寄内”、“悼亡”之类的爱情诗词。元稹的《遣悲怀》:“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清照《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纳兰性德的《蝶恋花》:“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这些诗词之所以感人,在于它充满着“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潘岳《悼亡诗》)的真挚情感,决不是“以情欲为主体,听凭情欲为所欲为,表示对情欲的同情”(丹纳《艺术哲学》),它表现的是一种男女之间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别无其他动机的人性的审美关系。朱光潜说:“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论及古代文人的爱情诗歌,不能不提到宋代婉约词。由于宋诗有一个爱讲道理、好发议论的通病,所以,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比比皆是,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代诗坛几乎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关于这一点,钱锺书先生说得好:“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据唐宋两代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宋诗选注序》)这“词”主要指婉约词。婉约词将爱情作为自己的基本题材,唱出了惯于诗以言志的诗人们隐蔽的心声,这正是它为传统的文化心理所排斥、抨击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的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地位。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那么,婉约词可以说是在封建主义的磐石下艰难曲折地生长起来的花草,与豪放词相较,固然有不可企及之处,然而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简单粗暴地一律骂杀不能不说是过于偏颇的。婉约词中,有一些作品反映了诗人与歌妓的亲密关系,这从宋人笔记、诗话、词话的诗词本事中可以看出来。当然,有些所谓本事可能出于附会和虚构,不能轻易相信本事的记载,把有关词作视为纪实性的作品,但多数本事还是对诗词创作的缘由和动机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有着不容轻视的价值。对这样的词作应取审慎的态度,不能一概看成无行文人的“狎妓”之作。在封建社会里,当词人政治失意、仕途坎坷,陷入抑郁寡欢的苦闷境地时,从歌妓那里得到同情、理解和敬慕,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油然而生。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发展为“婚外恋”的爱情关系。词人将这种心灵深处的声音婉转地写进婉约词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在充满虚伪和冷酷的封建社会里,还有高尚的心灵、善良的德性和深挚的爱情。这些作品无疑对封建礼教有某种冲击力量,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词作虽不乏庸俗、低劣之例,却不可粗暴对待,一律否定,否则,又会闹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笑话来。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收入并赏析了有关爱情生活的一千多首诗歌,是一部展现古代人民爱情史和心灵史的宏伟画卷。从作者而言,有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流诗人(屈原、李杜、苏辛等),也有普通黎民百姓的无名歌手(《诗经》、汉乐府、南北朝民歌等作者);从语言形式来说,有唐代的五、七言律绝,宋代“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长短句,四言的《诗经》,五言的六朝诗等;概括其内容,则有少男少女们对纯洁爱情的执着追求,有异地而居的恩爱夫妻的真诚思念,有热恋者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有悼亡者睹物思人的悲怆之音。许多名篇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是千古不朽的艺术珍品。它使我们形象地感受到古人为挣脱封建枷锁、争取幸福生活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昂贵的代价,从而增进对扼杀青春和爱情的封建社会的深刻认识,激发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

这部辞典不仅是古代爱情诗歌作品的精粹选本,而且是一部大型鉴赏工具书,将文学鉴赏与工具书融为一体。对入选的每首诗词,都逐篇进行赏析。领衔撰稿的是老一辈古典诗词专家,参加撰稿的还有年富力强、文思敏捷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精当透辟、深入浅出的赏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足以帮助读者揭开古代爱情诗歌的深层意蕴和艺术奥秘,提高审美鉴赏能力。这里,应该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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