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生活与奴隶

从来靠著作来维持生活,总是很清苦的。所以当巴东(Bernard Barton)要脱离银行的职务,专事著作的时候,兰姆(Charles Lamb)便写信去阻止他,叫他安心坐在银行的办公室里。信里曾这么说:

“如果仰承书贾的鼻息,绞取你的脑汁去换一壶麦酒,几块羊肉,使你自由的思想和流连的诗句变做买卖工作,那简直是奴隶生活,坏过于一切奴隶的生活。

“保持着你的银行罢,那银行便会维持你,不要去理会世俗人;如果要讲究正人君子们所顾虑的身份之类,那你就难免要吊死,饿死,溺死你自己。”

兰姆先说著作生活的苦处,并不象理想那么高尚安闲;而且想借此来维持生活总觉得靠不住,所以大可不必舍了性命去追求世俗人所拘拘的身份之类。他虽说著作生活困-苦得象奴隶,而实际还不是真的奴隶。

中国人挂卖文的招牌,从前并不多见。可是靠文字吃饭,却是“由来已久”了。考状元,中举人,夺红蓝顶子,总要会写一篇“歌颂圣德”的妙文,看得皇上“龙颜大悦”;于是妙文传诵,好官到手,而生活问题也于以解决。

这么着,一部中国文学史,正如郁达夫先生所说,成了一部十足的“奴隶史”了。

我怕这种奴隶倒是真的,但也没有甚么大关系。因为奴隶在中国,并不象在外国那样可恶。中国似乎不大会有兰姆。传统观念告诉我们,做有身份的奴隶,是件光荣而又可以享乐的事,问题倒并不在于生活。所以你万一去阻止别人,反而免不了会得罪。

洎乎近世,卖文的招牌一块块竖起来了。生活是还得生活的,我们终不能劝每个作家都去做Amateur,所以写文章拿稿费,业经明文规定,果真不必“追究”的。但问题自然是为了生活,如果是生活以外的享乐、光荣、发财、有身份的奴隶等等,那可不在此例了。

不过古法毕竟是不易废除的。奴隶而有身份,“世人皆优为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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