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主义遭遇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和“女性主义”都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新名词。新的话语常常会开拓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借用“大众文化”与“女性主义”为解释工具,是为了厘清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女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问题。
  然而,在这个以菲勒斯(Phallus)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将女性主义和大众文化研究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笔者以为,当前的大众文化研究界存在着两个共同的缺陷:(1)所有的理论和分析都建立在男性经验、父权结构和男性化的分析框架上,女性被动地融入这些理论,自愿或被迫丧失了女性经验;(2)尽管大众文化研究近年已成为热中之热,研究成果也有目共睹。然而这些成果呈现为零星的或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忽略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文化理论建构。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纠正并弥补这两个方面的缺陷,将女性主义视角与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尝试构建一种以大众文化为经、女性主义为纬的理论框架,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女性形象,从而揭示出男权社会以文化为手段对广大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商业化利用。
  
  一、“女性形象”: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是一种产生于西方商品经济时代的新型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实行,大众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的。这和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众文化产生于西方,它与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等人类重大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大众文化品味、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大众文化经过一番打拼已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主流,而与大众文化同期进入中国内地的女性主义(Feminism)则是举步维艰。《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关于Feminism的界定是:“女权/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及一种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不断反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一部分敏感的女性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的“无我”状态,她们把眼光投向了西方的女性主义,她们开始批判男性对她们形象的歪曲,开始表达自己独特的女性体验,这就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诚然,大众文化和女性文化是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这两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分类的,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女性文化和大众文化有相互重合的部分,这一部分文化现象既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又带有女性文化的特征,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本文暂且将之表述为“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作为女性文化一部分的“大众文化女性形象”无疑带有女性文化上述的种种特征,同时,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上述特征必然与商业化、娱乐化、世俗化、平面化、复制化等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融合在一起,因此用女性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是可能而且必要的,通过“形象”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因此,以“女性形象”作为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大众文化的切入点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的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单一性别群体一男性处于支配、控制地位,它最主要的属性便是对“等级”的强调。《大学》里讲:“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这五组秩序体系构成了封建统治大厦牢固的金字塔结构,而“男尊女卑”存在于这五组关系中,是这五组关系的基础。无论是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相对于女性来说皆为“尊者”,妇女被轻轻巧巧地压人最底层。“三从四德”等一整套的封建道德制度约束着中国妇女,妇女完全是男性的附属物,谈不上任何权利和地位。不仅如此,强大的男权社会还为中国妇女量身定做了严厉的行为准则,贞而能守、安分顺命显然成为男性文化为女性设计的框架,也是男性文化重新创造女性的唯一标准。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就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经过反复实践积累而成,她们在适应自身从属地位的环境下,不得不以顺应的人生态度,通过相夫教子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种贤妻良母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女性形象。
  与家中的贤妻良母(圣女)相对的是户外的妓女(荡妇)。无论男性文化如何将女性压入底层,女性永远代表着情感、欲望,妓女就是封建礼教大网有意培植的“漏网者”。男性中心文化一方面为现实女性设置了严密的囚笼,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妓女阶层,使之成为自己理想的欲望客体。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在声色上满足了男性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其“物化”的身份意味着被弃于人类之外,无任何威胁性。在古代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光彩照人的妓女形象比比皆是,她们大多美若天仙、聪慧过人,她们成了封建社会中国男子心理和生理上的补偿者,也是贤妻良母之外的另一种传统女性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异质文化的输入使中国妇女角色定位有了很大变化。经历了西学大潮洗礼后的中国,妇女走入社会成为时尚,特别是随着近百年来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性意识有所觉醒,传统男权社会规范大大失效,女性不再被动地接受男性的价值观念。一部分女性走人了学堂,走进了工厂,甚至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文艺作品中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女性形象,如刘和珍、林道静等。但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父系霸权仍是社会的主流,女性无法彻底改变男权思想对社会的控制地位,而只能采取折中和妥协的方法进行有限的改造。所以,女性仍然是受压抑的对象,不得不接受社会对她们的种种规范:贤妻良母仍是公众的普遍选择;妓女还是若隐若现地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头叫“交际花”;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文艺作品中的新女性最终多是惨淡收场。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权益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确认,妇联工作蓬勃开展,中国妇女作为群体,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了时代的口号。然而,如果考察法律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破除父权制度的最有效方法是男女混装。在女性追求解放、妇女角色重新定位的同时,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女性化的装束被认为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不爱红装爱武装”,剪着短发、穿着宽大得足以掩饰自己女性身份的蓝色或灰色上衣的妇女们雄赳赳地和男性并肩走上工作岗位,投入时代洪流,从而获得了一种变了味的“男女平等”。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中的女性往往以泼辣精干却貌不惊人的形象出现,女性独有的气质被淡化和取消,“女人”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光荣的“劳动者”。
  由上述可见,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多样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一些演变,但女性并没有改变受男性统治和规范的本质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女性的性别压抑史,从传统文化一路走过来的当代大众文化从来就没有摆脱过男权社会的阴影,大众文化本质上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的是男性利益并反对女性利益,隐瞒、歪曲现实社会的社会性别关系。
  
  (二)当代大众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父权制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新型的大众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宏观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女性群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女性发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陷于困境。当今的商业化潮流使男女性别差异凸显,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女性的美得到如此的彰显与强调,妇女形象成为男性欲望化了的对象,带有明显的性歧视色彩。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着意突出女性色相来赢得商业利益,传统女性角色意识和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在多种多样的大众文化产品中被反复强化。“现代女性犹如一盆精致的花,培育它的是以男性意识为主流的社会,栽花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捆或扎,将好好的枝桠弄得扭曲盘亘,却谓之‘艺术和美’,因而这些花只有日日夜夜隐藏着内心痛苦的呻吟,按照主人的意愿,为给主人带来视觉上或精神上的享受而生活,完全忽略自己对自由的渴望。”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幻象
  当前的各类大众文化产品都极力凸显女性形象,它们通过电视、杂志、网络等手段,将不同的女性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她们或是温柔亲切的贤妻良母,或是有着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的性感女郎,或是精明能干的政界商界女强人,女性形象占据了大众文化的主要画面。从表面上看,女性形象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主要构成。从大众文化的服务对象看,女性似乎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悠闲地躺在沙发上,手拿遥控器选择着购买对象;大街上遍布各式各样装饰豪华的服装店、美容院;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化妆品、香水、珠宝首饰期待着女性的光临;打开《上海服饰》、《ELLE》等时尚杂志,其服务对象80%以上为女性读者……这些似乎都可以看做是“女性主体”的有力证明,也确实带给女人们前所未有的心理满足。然而,我们所忽略的是,这种“主体地位”从何而来?如果把大众文化传播比作一场游戏,那么参与这场游戏的女性们是否真的参与了游戏规则的制定?
  众所周知,大众文化是以商业利润为其最终目标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最大程度地满足大众的欲望和需求,只有满足了大众的欲望才能收买大众。因此,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欲望(哪怕是虚幻的),在这里女性成了欲望客体,她们服务的对象显然并非同性,那么在这场游戏中到底谁是主体?答案不言而喻。
  此外,表面上的女性主体地位与现实中的女性弱势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代女性面临着种种生存困难。据统计,2003年,北京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需求与减员情况调查表明,全市各单位需招用的人员中,女性仅占需求总量的27.3%。以上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仍是弱势群体,大众文化中的女性主体只是一种幻象而已。
  2.男性视觉焦点
  中国学者周宪曾指出:“当代中国文化正在以一种视觉或影像为主导的文化,来取代曾经作为传统文化形态标志的话语文化。视觉的或影像的符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文化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证明,当前的文化已由传统的对文字的阅读转为对图和像的阅读。视觉文化作为一种以“看”(gaze)为主的文化,让人看的主要是“形象”,在被男人操纵为男人服务的大众文化产品中,“被看”(to-be-looked)的当然多为女性。“在一个性别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已被分裂成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决定性的男性注视将其幻想透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因此而被展示出来。女性在其传统的暴露角色中,同时是被看的对象和被展示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带有强烈的视觉性和色情意味,以至于暗示了某种‘被看性’。”无论是“看”还是“被看”都是为了迎合和满足男性的欲望,因而对看的乐趣来说,女性形象是至关重要的。
  女性和躯体崇拜原本是人类古老的生命文化的一种精神积淀,是对母体的本能的欣赏与赞美,女性躯体凝结着人类优美、和平、新生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归宿。然而,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却成了一个被欲望化、色情化的形象,是男性视觉的焦点和欲望的对象。欲望,既是大众文化生产的动力,也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动力,最流行、最畅销的大众文化产品总是与人的最原始、最根深蒂固、最普遍的欲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性”。男性观众将目光锁定在女性形象身上,通过观看将女性当做性刺激的对象,被展示的对象(女性)往往和观者(男性)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被观看被记录的形象赋予观者一种“窥视者”的地位,观者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被观者永远处于沉默被动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不仅深入男性人格心理,而且根植于女性人格心理,它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荣格语),更可悲的是它已成为广大妇女自觉接受并有意遵从的基本准则。女性提不出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她意识不到自己“被看”的命运,从而成为男权社会大众文化的同谋,这是真正的悲哀。
  3.商品化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把女性的权利分为七个方面,其中制止对女性身体和形象的商业用途被认为是女性的首要权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女性恰恰失去了这种首要的权利,女性的身体和形象成为一种商品被到处展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特征是息息相关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从业者既是文化人,同时又是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长期的商业实践使他们发现最流行、最畅销、最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大众文化产品总是与大众欲望密不可分的。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永远代表着欲望和情感,利用女性形象吸引大众的目光,诱使大众消费,成了几乎每个大众文化生产者共同的选择。这类现象实质上是对女性的商业利用和商业剥削,女性形象成为大众文化追求利润的有效工具。大众文化利用女性形象来取悦男性的欲望视线,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
  大众文化的操纵者利用女性色相迷惑了男性消费者,还使更多的女性消费者落入了他们预设的圈套。大众传媒将女性作为消费目标,不停地向女人们推销做女人就要美貌这样的观点,女性存在价值窄化为对女性外在形象的诉求。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了取悦男性,一窝蜂地购买某种减肥产品,穿某种流行款式的服装。在脸上试用各种品牌的化妆品,或是虔诚地学习各种所谓的女性技巧(如美容、插花、烹饪等等),迫切地渴望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人见人爱,集美丽、贤惠、能干于一身的“大众情人”。表面上看她们是在作自主的选择,甚至看上去她们是在享受人生,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是由男性以及男性的媒体利用虚构的女性形象引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又一次被利用了:女性在成为消费者的同时,也是被消费的对象——她们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双重身份,注定了她们是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双重牺牲者。
  
  三、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文化方面的禁欲主义受到很大的冲击,然而,随着种种禁欲主义的解冻,许多传统的男权中心视角和社会观念得以蔓延泛滥,尤其是女性形象的欲望客体化、商业化被不断地强化着。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强化了男权文化和性别形象的刻板成见,是性别歧视滋生以及女性形象商品化的土壤。在商业利益、思维惯性、文化偏见中,随处可见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对女性的轻视、贬低、丑化和歪曲,这种对低俗心理的迎合和对受众的诱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导向远远大于商业利益。许多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无法让人乐观,女性是受挫者,是非主体,是观望者,永远处于被拯救被利用的地位。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性,长期在这种男性文化氛围中生活,她们承受了男性的说教与驯化,那些依照男性价值与欲望塑造的香甜而又不具威胁的女性形象,本来是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却在大众文化的旁征博引中诱导了女性,使她们将此内化为对自身形象的自觉期待。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些由男性整合拼凑出的“理想”女性形象的影响下,现实生活中不少女性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从婚姻中寻找出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让女人回到家庭”的呼声此起彼伏。而学界对此的理性自省几乎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它引起了人们的警醒,却不足以消解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意识。
  当我们热烈地探讨着当前文化的本土化、全球化及其发展策略的时候,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在不知不觉地滑入男权主义,我们遗漏的是夏娃的世界。由此我们需要对当前的文化现实倾注更多的理性关怀,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充满了现实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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