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钟书先生

12月20日晚从电视上获知钱先生辞世的消息,尽管先生缠绵病榻已四经寒暑,还是感到突然,痛惜万分。当晚与杨绛先生身边的同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先生走得安详平静,又觉一丝安慰。又听说了他的遗嘱: “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我问最后一句的具体含义,得到的回答是:明天下午火化后,我们就回家。与其他人的骨灰混在一起深埋地下。我愕然无语。这在钱先生,或许是精神的超越与升华,人生境界的大完成;而我却未能免俗,不禁悲从中来。

灯下,默默地翻出他的赠书、照片、信函、审改文稿的手迹,乃至送我而已被我用旧的手套等等,真想不到,这些物品顷刻之间已成了遗物遗著遗墨!先生已鹤化西去,不留痕迹(后知从停止呼吸到火化完毕,全过程为57个小时),但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还留给我们后辈不尽的思念。

1960年我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称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才见到钱先生,那时所里为每位初来时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先生。但他始终不认我这个学生。记得1984年我出版第一部论文集《唐宋文学论集》时,请他为我题签,并真心实意地感谢他多年来教导之恩。他很快寄未了题签,信里却说:“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当不得真,他对后辈往往奖饰溢量,这我心里有数;但说“自家会的”,却不真实。后来见面时,我也大胆地打趣说:“师生关系有‘文’为证,当年我的进修计划和您的审批意见俱在,白纸黑字。”他哈哈大笑:“给你写的题签,特地盖上我的印章,已经表示咱们的交情了。”嗣后赐函,就称“贤弟”,但不久又“贤友”、“吾兄”、“学人”混称了。然而,我从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称是他的学生,原因很简单:不配。

面前的一张纸片也许可作“证据”。还在河南明港干校时,一次军宣队主持开大会,我恰与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谈“开小差”。那时正好毛泽东对严复所译《天演论》有个批示,我们总算多了一本允许阅读的书。严译中有“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的句子,我对严复用“京垓”代亿万,用“员舆”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问,并问他对严译的评价(有传闻说他对严译也如对林译一样评价很高),随手写在这张纸上向他请益。他认为,此种代字法,“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不足为训,并一口气写了唐徐彦伯以“虬户”代“龙门”,以“篠骖”代“竹马”,宋欧阳修讽刺宋祁撰《唐书》法为“宵寐匪祯,札闼洪庥”(代“夜梦不祥,书门大吉”),扬雄以“蠢迪检柙”代“动由规矩”等三四个例子,振笔直遂,欲罢不能,若不是反面是军宣队要我办事的介绍信(我那时是仓库保管员),可能还会“演示”下去。他写完最后一句“如君所举皆此类也”,不无得意地把纸片塞给我,而我却顿觉自己的贫乏和无知。何谓有学问,此即无言之教。

和钱先生最初接触,惊服于他的才情横溢,锋芒毕露,尊敬之中敬畏成分为多。时间长了,只觉他胸无城府,表里澄澈,有时竟表现出孩提般的赤诚。面对年轻后辈更充满呵护、提携之情.我手边的《宋诗选注》是他赠送的。他在扉页上写道: “水照不肯购此书,而力向余索之。余坚不与,至重印时始以自存一册赠之,皆悭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于余矣,一笑。”这一“自存本”上有他的不少改笔,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分量。他的戏笑之语洋溢着深挚的师生情谊,更蕴含着热切的期待。此时此刻,摩挲此书,油然联想起苏轼悼念文同之文为什么要多载与文同“畴昔戏笑之言”了。苏轼的往日之“笑”,也是此时“废卷而哭失声”之“哭”,且比“哭”更深一层。我也谨记先生“畴昔戏笑之言”以哭先生!

钱先生和我日常相处亲切厚待,无拘无束,但一到学术领域却严肃不苟,绝不通融马虎。我还保留两份手迹,是对我两篇文章的审读意见。对我所写的《唐诗选。前言》,记得他在小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六七张,但我一时尚未翻检出来;对我另一篇文章的意见,他写了一千多字,则在眼前。他首先肯定此文“有新见,能分析细致,文笔亦明洁”,但接着作了严厉的批评。那是一篇驳论文字,他指出我所论难的题目本身并不存在:“欲擒故纵,欲破先立,虽见心思,而不免系铃解铃之病”,反驳的论题,纯是为了展开自己的见解而虚拟的, “由作者自己造成”的。这个批评中肯而尖锐。然后他为我设想了改写的具体方案。最后还有一行字:“以上是4月5日写的,其他意见琐细,于4月10日与水照同志面谈了。”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琐细”而实不“琐细”的意见,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治学必应严谨老实的教诲,却终生不会也不敢忘记。

日本博士生内山精也君来复旦大学留学期间,曾有幸造访过先生。回校后,他又提了有关《宋诗选注》的13个问题,请先生指点。钱先生一一作了批答。其认真细致的态度,可与鲁迅先生批答增田涉所提日译《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前后辉映。比如关于柳开的字,有“绍元”、“绍先”两说。先生批云:“‘绍元’‘绍先’记载各异。我采‘绍先’,因‘先’包含柳宗元是祖宗的意思,而‘元’字犯了祖宗名讳,等于直呼祖名了”,做出明确而圆满的结论。关于《宋诗选注》的选目,钱先生已经说过,“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内山君进一步追问:如果现在重新编选的话,钱先生“要选什么样的作品”?钱先生批云:“说来话长;又事隔数十年,懒于更提了。请原谅。”胡适评《宋诗选注》,极口称赞其注和评,但对选目则有所保留;海内外的一些书评对此也有微辞,我曾对“种种缘因”作过一点解释。现不敢自秘,顺将先生晚年的这段话叙出,宋诗研究者或许更愿闻知。毕竟《宋诗选注》已是宋诗学研究中的一部名著,有关种种背景材料均甚重要。钱先生未把要“说”的“话”留下来,我们仍可从他遗存的著述中(包括《围城》中小说人物的谈论),对他的宋诗观进行深入的探讨。

钱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学者,但又谦逊宽容,具有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宽广襟怀。他与不少素不相识的后生晚辈进行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妨举几个我所知道的例子。王安石《重游草堂寺次韵三首》其一云:“鹤有思颐意,鹰无变遁心。”上句用周颐鹤事,没有什么疑义;下句用支遁鹰事,就有些纠葛。李壁注云: “支遁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耳。”钱先生《谈艺录》指出:李注未言所引何书。他于是广征文献,大都只言支遁养马而未道及养鹰之事;且指出“神骏”只能形容“马”而不能形容“鹰”,言“鹰”则习用“俊字”。但当年尚属年轻学子的刘永翔先生,向他提供一条材料,李注原文出于晋许恂集,见于唐许嵩《建康实录》所引。钱先生获知后大喜过望,“珠船忽获,疑冰大涣”,并进而博引书证,推断许恂集当时即流行不广,致使唐初以来人们但知支遁好马而未及养鹰,把此事原委分疏得更为清晰。钱先生不仅数次致书刘君,褒奖、感谢兼并.而且特在1987年《谈艺录》增订本补正中,标出君大名,“以志勿忘所自”。前辈虚怀若谷的风范确是感人肺腑。我有次突接先生来函,要我转告日本留学生内山精也君,因他们在日译《宋诗选注》,说此书还有一处需改,原来安徽一青年向先生提出,书中赵汝鐩生卒年原作“未详”,实可据刘克庄《刑部赵郎中墓志铭》补出。他指示日译本中一定也要申明此乃该君“告知”。《管锥编》增订本中此类例子多多。长者不掩人善的坦荡胸怀,更令人仰羡不已。

钱先生对后辈的呵护、提携和奖勉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个人,实是对整个民族学术文化传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叹“老年炳烛馀明,著书愈不易”,而把满腔热情投注于后辈晚生;“年事方壮,如日中天,不朽事业,有厚望焉。”这可以视作他对我们晚辈学子的学术嘱托。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轻。

对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光大,当然应包括“钱学”即“钱钟书研究”在内。不论钱先生在或不在,他的论著和创作仍会流传下去,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也将影响久远。但钱先生生前一再“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对写他的传记;二是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但他的意见别人无法遵奉,因为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及其走向,已无法绕过这座“文化昆仑”。然而,先生的这两条意见,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包含颇深的学理和对人情世态的洞察的。

学人传记也是一种研究方式,自然也要传达出传主个人的性格色彩。钱先生是位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学者,“钱教授的风趣”就是如此。他才富思锐,辩才无碍,表里如一,不自掩饰。有时不免开罪于人,更多时候会在传闻过程发生增生或变异,谣传更是屡见不鲜的。钱先生的褒贬人,言词容或锐利,存心却是坦然磊落的。即如近来引起议论的他与吴宓先生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钱先生的《吴宓日记序》、杨先生的文章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当年吴宓先生看到钱先生的拟投稿件(最后也未正式发表),确也引起过不快,曾告诉好友贺麟先生,“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言之有理”,这至少是对钱先生文章的一种毫无偏袒的当下反映。尤其是嗣后吴先生仍“大度包容,式好如初”。他积极向有关校方推介钱先生,听到一些有损于钱先生的言论,他感到“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皆妾妇之道也,为之感伤”,甚至欲把钱先生“荐为浙大外文系主任,宓则往为教授”。他又几次借读李赋宁先生所记钱先生的授课讲义《当代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甚佩”、“亦佳”、“并甚佩服”,赞不绝口。这些都是《吴宓日记》中的明确记载。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吴先生往访钱、杨先生于北京寓所,“三人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事情的原委本末并不复杂。经历或闻见过近几十年来种种人整人运动的我辈后人,对于前代长辈之间人际交往关系的理解,对于他们文化性格中所承受的中国文化人传统影响的理解,有时存有隔阂,未达一间。“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指出的这一治学态度,诚为切要。

钱先生的风趣,如果从语言智慧的自然展现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态来理解,或许能接触到一些有意义的底蕴。他总是妙语如珠,滚滚而来。写信向他祝寿,他说:“‘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他自叹近况:“谢客而客愈多,谢事而事不减。”他辞谢招收研究生当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脚。”差遣跑腿,误人子弟.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白香山诗云:‘病与乐天相伴住’。”应允接待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甫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此以古代诗句为典实,有时则用洋典:他要赠书给我而出版社一再拖延,他写道:“西班牙旧日万事拖延,号称manana人(Tomorrower),今则比尊号宜上于中国人矣。”这些都是随机生发,信口说出,摇笔自来,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悦之道,营造一种于人于己都轻松愉快的生存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文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愿我们能与拘谨自闭、呆滞木讷、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别,我们就有可能更理解钱先生了。若用一种非学术的异样眼光来“研究”,恐非“钱学”研究之幸。

钱先生的名作《读〈拉奥孔〉》原发表于《文学评论》,后收入《旧文四篇》时特地加了一节引言,强调片段资料的重要性,有时它能“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而“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这是很深刻的见解。陈寅恪先生也说过,今人所著的有些中国哲学史,“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意思是一致的。这就是钱先生拒绝或谢绝建立“钱学”和“钱学体系”的原由,也是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大都采取读书札记(《管锥编》)、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等传统著述体裁的原由之一。因而他一再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但我无力说个明白。好在钱先生在《读〈拉奥孔〉》的同一段文字中说过:“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在他的数量惊人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是可以抽象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因此, “钱学”研究的重点或中心点不能不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意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这是一项需花大力气进行的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但于我们后辈学人完全值得。

说“值得”,是因为它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特殊意义。钱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治学特点最符合当今学术文化的历史走向。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高涨之际,学术文化已展示出新一轮的中外互融互补的灿烂前景。在这个时刻失去钱先生,是令人格外痛惜的。谨再举一例。有次他来信告诉我,“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具亦必对照过Lancioni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否?’渠笑曰:‘绝无。’”他写这段话,是教育我治学虽必以材料为基础,却又切忌死于材料下。实际上他当然掌握马王堆本,且“对照过”意文译本,胸有成竹,才能如此反诘。在当今中国,要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目标,钱先生是与西方作“文化对话”的最有资格的代表,这段与法国学者对话的小插曲,可以当作一种象征。

先生走了,我真诚地希望对他的研究能进一步健康发展,产生出一批与他的博大精深相称的研究著作。这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199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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