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作为名词与理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2001年在周宪和陶东风等人的文章中首次出现。2001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周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一文。文中作者提到了消费时代由于视觉艺术的冲击,日常生活日益审美化的问题。陶东风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场合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在2002年《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了《日常社会的审美化与文艺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的文章。作者不仅重审了当今社会中的审美的泛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观点,而且将上述观点扩大到文艺学研究中,提出了文艺学必须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003年,理论界与《文艺争鸣》召开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会,发表了系列文章。至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而且也从美学界扩大至文艺学领域。由于争论双方理论立足点的差异,固守领域的不同,争论方向发生错位。其争论的主要论点集中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适用于目前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守界与扩容的问题。其中一方立足于中国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视觉艺术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时代已经来临的客观现实,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并将此运用于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之中。另一方从传统学理出发,从坚守美学、文艺学的边界出发,强调了美学、文艺学的边界的明确性,理论的经典性与人文性。同时,这一方也从目前中国的现实出发,反对将少数富人的生活推及到广大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并由此得出结论的作法。
应该说这次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的双方都是本着争论问题,明确是非,推动理论发展的愿望出发的。但由于争论的双方在一些基础问题上并未能形成共识,由此,导致争论的方向出现偏差。笔者认为,文化研究的视角,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都将是未来中国美学界与文艺学领域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来自于西方,既然在现代化问题上我们与西方有个时间错位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从这一问题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及理论背景出发来把握其准确涵义,并结合社会现实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出符合历史的理论判断与评价。
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就明确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最早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观点的是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他在1988年4月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the aesthetie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迈克·费瑟斯通从三种意义上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含义:“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这种方式消解了艺术的神圣性与独立性,使艺术从精英式的精神殿堂转入日常生活;“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这种方式追求人们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这种图像世界一方面将现实生活艺术化与梦境化,另一方面又使艺术化处理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物质欲望。
除迈克·费瑟斯通之外,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也提出这一概念。他指出:“毫无疑问,当前我们正经历一场美学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接着他又从浅层与深层两个层面描绘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状。一、浅层的审美化:“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审美化最明显地见之于都市空间中,过去的几年里,城市空间中的几乎一切都在整容翻新。购物场所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又充满生气。这股潮流长久以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也影响到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甚至生态很大程度上也成了美化的一门分支学科。事实上,倘若发达的西方社会真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话,他们会把都市的、工业的和自然的环境整个儿造成一个超级的审美世界”,浅层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还具有新享乐主义的文化基因和一种经济策略。二、日常生活审美化还表现在生产过程的美化与通过传媒对现实的美化这一深层的表现。
总之,西方学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从其产生的客观基础而论,它是在科技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人们日益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过渡的前提下而出现的一种理论对现实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对理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哲学、美学及文学艺术理论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学者对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出现,采取了比较冷静与宽容的态度。他们在认真研究分析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一定的引导性建议。
二、哲学理论的转向

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哲学一直是引领西方思想发展的重要旗帜。据其研究对象的不同,我们大致将西方哲学分为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当代哲学三个阶段,并以此说明不问阶段哲学的转向问题。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因为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更多的精力在于从自然界中寻找世界的本原。比如米利都学派中的泰勒斯(Thales)就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这是西方哲学史中第一次将多样性的事物统一于一种客观事物,而非神秘的精神体的大胆理论尝试。再如这一学派中的阿拉克西美尼(Anaximenes)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尽管后来的希腊哲学也出现了有关人的探讨,特别是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但不管他


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还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们都在努力从人之外的世界中寻找世界的本原。
近代哲学通常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时期的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研究领域由对外面世界的探讨转向对主体人的研究。进言之,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被提到哲学的首位。于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的世界被明确区分开来。强调主客两分的形而上学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应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出现一方面是反对宗教神学,提高人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伴随着人中心地位的确立,主体与客体对立也就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主线。在如何认识客体问题上,由于方法的差异,而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分。经验论强调感官经验中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对世界认识的知识体系;唯理论注重普遍概念的作用,强调思维独立于感性经验,思维能把握外在的一切。
西方近代哲学暴露出的深刻矛盾性首先表现在“理性”的霸权地位的奇特建立。从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人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培根等人对理性崇尚开始,人的主体性、理性成为近代社会两大主要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对人主体性地位的巩固起了巨大作用。这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幸福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人无需外力就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命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自然科学所产生功效的过度相信,对理性的过分张扬,特别是当黑格尔将理性推向终极标准的高度后,理性便成为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进而也就由原先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的目的。换言之,当人类刚刚战胜神性,人类刚把自己的精神主宰——上帝从前门清除出去,却又从后门热情地将理性这一新的人类主宰迎了进来。我们知道,人自身的发展、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它包括人的现实生存和人生价值两个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协调共进,人本身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主体性地位才能确立。然而,近代社会发展表明,在高扬技术理性,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中,人的现实生存问题得到了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这是因为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技术理性所产生的结果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却很难真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及说明人生的真正意义。而且,伴随着理性成为一切的主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变为虚无。近代哲学家们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哲学体系,成了与现实生活及人的生存相脱节的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其次,由于主体与客体以及在经验论与唯理论上的过分分裂,近代哲学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二元论。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哲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反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浪潮。
从20世纪初开始,伴着分析哲学对黑格尔主义的反驳,各种现代哲学思想与流派以不同于近代哲学主要思想的姿态登上哲学舞台。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举起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帜,取消了哲学对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研究,将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把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称之为“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导致现代哲学研究的主题与方法的变化。当时间进入20世纪中叶。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当代西方哲学后,各流派的哲学家在现代西方哲学基础上,对近代哲学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提出了更加激进的理论观点,集中表现为对终极真理追求的放弃。从古代到近代的一切哲学体系中,都首先预设一个决定其他具体存在的终极存在。这个终极存在是不证自明的,而其他具体存在则需要它的证明。如伊壁鸠鲁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当代哲学则放弃对这个最终决定者的追求,同时也否认有这个最终决定者的存在。他们认为一事物与另外事物的关系是参照物与对比物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比照中而得以说明其存在的。放弃了对终极存在的追求并且否认它的存在,这就导致了在真理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当代哲学与过去的一切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过去的一切哲学都努力寻找一个终极真理,并用它作为评判其他认识形式的最高标准。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当代哲学对本体论中终极存在的消解,也就从根本上否认有一个终极真理的存在。于是,现代西方哲学极力反对西方近代哲学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知识是否正确的终极真理的极端做法,而是主张由于具体事物在相互联系中具有开放性,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开放的,是在相互比照中而存在的。与此相联系是知识体系中等级制度的废除。过去的一切哲学都首先确定一个终极真理的存在,然后人类的一切知识形式都以它们接近终极真理的程度作为评价其等级的标准。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取消了终极真理的存在,人类的一切知识形式也就只能在对照系统中确定其价值。由于系统的开放性,这些知识形式的价值也就无所谓高无所谓低了。所以,现代西方哲学彻底放弃了知识价值体系的等级制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中叶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或当代西方哲学)除上述理论变化之外,不同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观念得出了几乎是相同的结论:放弃抽象的思辨,将哲学研究转向现实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是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转向现实生活当作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近年来,西方哲学界重新响起了转向现实生活的呼声。除了一般的哲学研究越来越转向现实问题外,过去被忽视甚至被否定的应用哲学也越来越引起哲学家的注意,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经济哲学、技术哲学等等涉及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哲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各派哲学在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中也越来越注重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即使是那些研究较为抽象的所谓‘元’问题的哲学家也同样在考虑如何尽可能避免与现实距离过远。从目前看来,究竟怎样使哲学面向生活?西方哲学家们也还是众说纷纭,但把面向现实生活当作哲学研究的方向,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认同。特别值得一提是胡塞尔有关“日常生活”的提出,以及有关哲学研究的转向问题。他认为:源于欧洲的科学危机决不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自然科学发展在社会领域中产生的文化危机。而这种文化危机主要表现特征为自然科学或者科学理性与人类社会或人类生存意义的分裂。在这次分裂中,人由原初的终极意义而变为手段,工具理性压抑了人文精神,科学遮蔽了人的存在与意义。正如他所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 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为消除这种危机,他提出了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解决方法。
三、美学理论与艺术观念的转向

西方哲学中提出的“日常生活”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也是理论转向现实层面,肯定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重要转换。伴随哲学理论的转向,美学思潮兴趣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与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相对应,西方美学也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本体论美学发展阶段。同哲学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相一致,美学也要探讨“美是什么”这一本质命题。进言之,古希腊思想家要在众多的美的事物中,努力寻找美的一般,并以此来概括现实中一切事物的美。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尽管感到从诸多事物中寻找美的一般是难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努力。总之,这一时期不管是客观论美学还是主观论美学,他们建立美学理论的方法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换言之,美学思想家们多从现实可感的美的事物出发,推导出旨在说明一切美的事物的那种“理念”式的美的本原。与此相联系,艺术的观念也改变了史前时期艺术的本义。艺术来源于技艺或技术。无论从中国的甲骨文还是西方语言来讲,早期的艺术是与人们生产劳动以及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原始艺术资料表明:原始艺术包括音乐、舞蹈、雕刻等形式。这些艺术形式与现代社会中的同名称艺术相比较,原始艺术的功利目的性强,而现代艺术的精神性强。究其原因,就在于原始艺术的目的在于锻练体魄,鼓舞士气,教育后代,传达劳动经验。因此,原始艺术所体现出的审美特征与实用特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原始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古希腊时期的艺术观念受美学思想影响,与原始艺术观念产生了本质区别。一方面这时期的艺术观念要求服务于哲学与美学;另一方面艺术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来,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
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美学。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导致近代美学具有强烈的认识论倾向,形成了将认识论作为美学研究主题的奇特现象。依据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两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西方近代美学认识论倾向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是互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审美主体的任务就是以理性为手段,深入剖析审美客体,发现其中之美,从而使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难以区分。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体现为真的主导地位。美是以真为原则,进言之,凡是美的首先必须是真的。这一时期的美学家还极力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美学,并以此作为研究成果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志。于是乎,审美成了认识世界,了解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的手段。与此相联系,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也成为发现真理,获取知识的重要的途径。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在获取知识的路径上尽管不同,但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客体,并获得真理的认识论性质却是一致的。受此影响,经验论美学与唯理论美学都将确立美的本原作为美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比如笛卡尔在其唯理论哲学原则引导下,在其《论巴尔扎克书简》、《论激情》、《音乐提要》等文艺理论作品中,反复强调了文艺作品虽然离不开想象与感性因素,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理性法则。受他影响,布瓦洛在其《诗的艺术》中,强调“首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因此,在布瓦洛那里,理性、美、真、自然实为一体,为了求美就要符合理性,就要求真,就要模仿自然”。英国经验论者从经验主义哲学出发,强调了审美经验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力主从审美主体的心理或者生理方面揭示审美规律。应该说,经验论美学注重审美主体的作用,以及要求从审美主体作为审美研究的原点。这是一个进步,但他们所做的并没有真正将审美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而是要求从个别中上升为一般,从中得出知识性结论。正因如此,德国古典美学家,特别是黑格尔不满于唯理论美学与经验论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他认为两者都从片面的角度强调了美的一个方面,从而偏离了美的真理。于是,他强调将两者结合起来。他提出:“美就是理念,所以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说得更严格一点,真与美却是有分别的。……美因此可以下这样 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们抛开黑格尔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性质不谈,就其关于美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思想,克服传统哲学与美学中形而上学与形式主义,以及不可知论的思想却是值得肯定的。除此之外,黑格尔美学思想又将艺术与现实无情地割裂开来。一方面从其哲学体系中关于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的划分中,他认为艺术美高于现实美。另一方面,从其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中,他认为美和艺术是以理念为内容,是理念的一种方法与手段。进言之,他认为现实美(自然美)只是个别的美,而对表现与反映理念为内容的艺术却是具有普遍性,艺术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抓住事物的普遍性,揭示事物的规律性。
总之,受近代西方哲学影响,西方近代美学发展到黑格尔阶段达到美学体现时代特征的顶点。黑格尔所强调的艺术哲学中,艺术是绝对精神从自然阶段上升到精神阶段的重要环节。为此,艺术创作克服了现实制约,日益趋向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作为艺术的创作者则只能是少数天才人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艺术创作成为独立于人的现实生活之外的高层次精神活动。这种艺术创作一方面脱离现实的制约显现出极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艺术作用与艺术欣赏也成为认识真理的重要手段。
第三阶段是语言学转向中的美学与艺术。分析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讲不算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强调哲学方法的思想运动。其中主要代表学派为逻辑分析哲学与语言分析哲学。这一运动的前期强调从自然科学中吸收方法,反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而,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产生是与对语言的混用以及误解有直接关系的。于是,他们将分析哲学明确地转向语言学方向。又由于语言的运用是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语言活动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语言就不能离开人的现实生活。由此,语言学转向进一步加强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另外,分析哲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研究转向美学研究时,从其哲学出发,特别强调:有关什么是美以及艺术的问题,是一个不可表述的,也是没有确定意义的概念。为此,人们就不能将什么是美以及艺术作形而上学的本质探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开放的家族中对其现象作出恰当的描述。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影响到理论界对艺术的看法。在现当代,当美学或艺术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时,传统观念中“艺术是提供知识的”,“是精神文化”,“是从现实提升的必要途径”等,都变得没有意义。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不清。詹姆逊(Fredric Jamason,1931—)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指出:传统的美学都强调文化或者艺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文化或艺术是人们逃避现实束缚,进入自由境界的重要领域。如今文化或艺术的自律性已经被商品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文化或艺术已经从高雅的精神境界坠落到尘世间。在尘世间,文化或艺术已不再像近代以来的文化或艺术的知识性质,而变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伦理行为。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在对艺术的概念作了历史性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在古希腊的概念之中,艺术乃是一种技巧,而艺术家乃是具备该种技巧的一种职业。尽管历经了两千年的演变,艺术概念中被加入很多东西。但是一个主要的特征始终被保持住:艺术乃是产生美好动人之事物的才能。不过,时至今日,胜利的先锋派提出了他反对的口号:‘艺术已经死去’(L’anesl mort),充分地表示他们对技巧性的、职业性的艺术的轻视与厌弃;艺术本是可以被任何人、以任何喜爱的方式实践出来的东西;照这样看来,实情或如洛特烈阿蒙说的:‘艺术在街头’,人人得而为诗人。或如汉斯·阿尔普稍后所说的:‘每样东西都是艺术’。”此类观念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中也作了比较清楚地表明。
总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提出与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就其理论渊源而论,它是西方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也是理论对这一社会现实的积极主动回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经济高度发展,人们精神生活逐步提升的结果。作为一种时代的理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西方理论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此,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问题的争论,理应从社会发展与理论变化的角度,冷静地观察,细心地分析,而不应从各自的好恶出发作出主观化的理论判断。最后以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观点作结:“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否定。两者都是轻率且错误的。……唯有审美化过程原则上的合理性、对某些审美化形式的有的放矢的批评,以及情感化机遇的充分发展,才能使我们在审美化的大潮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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