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中国素以文教之邦著称。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历代帝王且时时下崇“文”之诏令。以中国人之如此重视文学,以中国文学所历年代之如此长久,宜其能蓬蓬勃勃,产生无量数之杰作了。然而除了诗歌与论文、杂著之外,其余戏剧、小说、批评文学之类并不发达。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学,则提倡者决无其人。诗歌最容易发泄人的真情,故最发达。至小说之类,则所谓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为。《四库总目提要》且以“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勿贵。……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认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真价的所在。有人以学校中的“功课表”算为文学。也有人把宋元理学,汉人章句,也叙入文学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潜来同俄国的托尔斯太相比。中国文学真还在朦胧阴影之中,没有露出新明的阳光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前次,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开会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当时大家曾讨论了一回,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大,时间又是太短,所以没有议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见,简简单单的写出来,请研究中国文学的诸位先生,给我些教正。

一 整理的范围

文学的范围,极不易确定。如果我们说《诗经》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或是《日知录》不是文学,《朱子语录》不是文学,那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一进到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那末,便不易十分确定了。譬如问。“王充《论衡》是不是文学”?“《北梦琐言》,《世说新语》,算不算文学?”或是“《陆宣公奏议》,《贾子新书》,是不是文学?”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学的性质懂得清楚,并且把这种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得详详细细,才能够无疑的回答说:“这是文学”,或“这不是文学”。

而欲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尤为不易。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颢、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谭”,“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现在凭我个人的臆断,姑且把他分为九类如下:

(一)诗歌这里诗歌一字,所包括的颇广,自四言的诗,五言、六言,七言的诗,以至乐府,词,长歌,赋等等,都包含在内。词是从诗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的分类虽与诗分开,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赋自《离骚》以后,作者继出。而《离骚》实为后世诗人之祖,故赋也不能与诗分开。还有民间歌谣,也须附在这一类中。

(二)杂剧,传奇 元人杂剧,及汤若士,李渔,蒋士铨诸人之作都包括在内。董解元《西厢记》,体例与王实甫不同,他这本书,是预备给二个人唱演的,不是预备给许多人扮演的。后世弹词,与他极为相近,亦可附在此类。

(三)长篇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极少。自宋元以后,始有作者。而所谓文人学士对于这种书,并不重视。所以除了《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秦汉演义》之类百余种以外,长篇小说几于绝无仅有。

(四)短篇小说唐人的短篇小说如《虬髯客传》,《柳毅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都是价值极高的。自唐以后,作者极少,蒲留仙之《聊斋》,与流行民间之《今古奇观》,可以附在此类。

(五)笔记小说此为中国所特有者。《四库总目》所列子部小说家,几皆为此类。而往往一书中有许多篇是记掌故的,有许多篇是记奇闻的。还有许多是杂记经籍考证及音义的,不能把他们完全当为小说。

(六)史书,传记长篇传记,中国极少。至于史书,则《左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之类,都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他们的影响极大,后世言文者多称左、马。在文学史上,他们与《诗经》,《离骚》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论文论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诸子及贾谊,扬雄,王充,仲长统,韩愈,苏轼,黄宗羲诸人所作的《论衡》《昌言》《明夷待访录》之类,一面于思想界极有关系,一面在文学上也各有相当的地位。

(八)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刘彦和的《文心雕龙》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多新意。其馀如《诗品》,诗话,词话及《唐诗纪事》之类,,大半都是不大合于文学批评的原则的。

(九)杂著 如书启,奏议,诏令,赞铭,碑文,祭文,游记之类,皆归于这一类。

以上九类,略可以把中国文学,包括完尽。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观念不可。

二 整理的方法

我们研究一种学问,不能受制于他人所预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决不敢替别人定什么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的研究的趋向,我想总要稍稍规定一下。因为这种研究的趋向,正如走路一样无论走到那里去,都是非经过这一个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学问,都只信仰相传的成说,并不自己去考察。在达尔文以前,讲生物原理的人,也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说,并不去研究生物进化之原理。到了培根、达尔文以后,则研究学问的自然而然的都趋向于归纳的研究与进化论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纪以前,西欧的批评文学家,·都以希腊的传统的学说为惟一的批评方针。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不遵守亚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当时的人攻击得很利害。到十八世纪以后,文学的研究者便没有人信仰这“三一律”,而另有他们自己的新趋向了。如果在现在的时候,而还有人拿“上帝创造说”来批评“进化论”,或拿“三一律”来做现在的戏剧的准绳,则这人必定是个非愚则妄的人了。所以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

(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

(二)近代的文学蓊究的精神不可了。

现在先就第一项略说一下: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诃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旬,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被汉儒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了。虽然朱熹能够打破这种解释,而仍把他加上儒家的桎梏,说什么“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最可笑的是:

“腰腰草虫,超遥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惩。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这一首诗,明明是“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朱熹的话)之意。汉儒却把他当做叙述妇人适人,未见其夫,与既见其夫的心境变化之文。这真是大错特镥了。第一段“未见君子”解做“在涂时”,还勉强可通。至第二段,第三段,则出嫁之女,要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做什么?下边紧接着“未见君子”——“在途时”——则更说不通了。出嫁之女走到途中,忽然跑到南山去采蕨、采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奇怪的,诗中“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明明是言未见其夫,故而悲痛。汉儒却解做“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离也”。如果是说女思相离的话,那末,见夫前与见夫后,总是一样的相思,为什么见了夫后,便“我心则夷”呢?这种曲解强释,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礼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许有怀春之士,不许有思夫之妇,而非把他们拿来装饰儒家所定的“礼教”的门面不可。其实孔子选诗的本意,岂是每首都含有宣传他的主义的意义在内么?

《离骚》与其后的各种小说,也同样的受了这种曲解的灾祸。自《史记》有“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言,于是后之注《骚》者、几无一语不解为怨诽,无一语不解为思君。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魏,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为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奸谋,是恶行。评《红楼梦》者,竟有逐回斥责贾母为祸首的。评《西游记》者,则有以此书为言医药之书,逐回都是谈论医理的。如此附会之处,几于无书无之。中国人的儒教的文学观,因此养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甚至著淫书者,开头亦必说他著此书,是为了“劝善惩淫”。这种文学观是我们所必要打破的。还有一种无谓的文学正统的争论,如言古文者,鄙骈体为不足道;言骈体者,亦斥古文为淡薄。言宋诗者,遂唾弃别时代的一切作品,以为不足学之类。我们都应一概打破。

文学贵独创。,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决无佳构。而中国文学则以仿古为高,学古为则。屈子有《离骚》,扬雄则作《反骚》。枚乘作《七发》,而《七启》之属遂相继而产生。言诗者,不言此诗家之特质何在,独弪径然举某诗似杜子美,某诗似黄山谷,一若学古人而似,即为诗人最大之成功者。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评者,莫不以摹学左、盂、《史记》、昌黎为荣。这种奴性,真非从根本上推倒不可!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l中取择,而加之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要问我,“旧的既然要打破,那末,新的呢?新的文学的观念是怎样的呢?”.在这个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项“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说一说。

我们的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便是建筑在这“近世精神”上面的。

这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B·G · Nowlton在他的《文学的近代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se)一书里,说得很详细。他以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学统一的观察,(二)归纳的研究,(三)文学进化的观念。

所谓文学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艾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研究文学应该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此段请参看本年《小说月报》第二号我的《文学的统一观》)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则不惟没有世界的观念,便连一国或一时代的统一研究,也还不曾着意,他们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个或几个作家。用这种文学的统一观,来代替他们的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说来可怜,中国人便连这片断的个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们所谓研究,便是做“年谱”与“注释”。能够对于一个作家的性格与作品,有一种明了的切实的批评的,实在是万不得一。

“归纳的观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初步。无论我们做个人的研究工夫也好,做一部分或全部分中国文学的研究工夫也好,我们必须应用这“归纳的观察法”,把作品与作家仔仔细细的研究个公同的原则与特质出来。

所谓“进化的观念”,便是把“进化论”应用到文学上来。许多人反对讲“文学进化”,以为文学是感情的结晶,人类的感情自太古以至现代,并没有什么进化。所以荷马的史诗,我们还是同样的赞赏。如言进化,则荷马之诗必将与希腊的幼稚的科学知识,同归消灭了。其实,这是不然的。“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所以说英国文学的进化,由莎士比亚,而史格德,而丁尼生,并不是说丁尼生比莎士比亚一定好。这种观念是极重要的。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动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为后起之人的模范。所谓“学杜”,“学韩”,都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上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

这种研究的趋向,是整理中国文学的人大家都要同走的大路,万不可不求其一致。至于各人要做什么工作,则尽可以凭各人的兴趣与志向做去,不必别人代为预先计划。不过据我的意见,中国文学的整理,现在刚在开始之时,立刻便要做全部的整理功夫,似乎野心太大了些。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局部的研究可分为:(一)一部作品的研究,(二)一个作家的研究,(三)一个时代的研究,(四)一个派别的研究,(五)一种体裁的研究。但这种局部研究,有时也要关涉全体的。如从事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必须研究的。他的性质,他的作品与风格,他的人生观,都是要细细的观察的。从事一个作品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研究他韵风格与所包含的思想外,至少还须知道他的作品的历史与性格,及这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因为时间关系,这篇短文便如此的匆匆结束了。还有许多话,只好待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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