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之群(节录)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于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了新潮社,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出版了《新潮》杂志。

新潮社的成立,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的大力支持。李大钊把北大图书馆的一间房子拨给了他们使用,胡适做了他们的顾问。鲁迅对于《新潮》的成长也很关切,曾多次为之写稿表示支持和加以指导。 新潮社的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潘家洵,杨振声、郭绍虞,孙伏园、李小峰、孟寿椿、汪敬熙、高尚德等二十余人,后来,叶绍钧、朱自清、冯友兰和周作人等也加入了进来。

新潮社虽不是一个诗歌团体,但对新诗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他们所办的《新潮》杂志是继《新青年》后,大力提倡和鼓吹新诗创作的第二个大型刊物,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片很好的沃土;

第二,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积极从事新诗的创作,并以自已创作的实绩,为新诗在国内外赢得了较好的声誉。这不仅壮大了新诗创作的队伍,也使刚刚诞生不久的新诗在文坛上立住了脚跟。

在新潮之群中.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

俞 平 伯

作为学者的俞平伯,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作为诗人的俞平伯,对于一般读者说来,恐怕就会感到有些生疏了。

其实,俞平伯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对新诗的发展有过较大贡献的诗人。

大家知道,我国第一部新诗集是一九二○年三月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第二部新诗集是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第三部新诗集呢?那就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的俞平伯的《冬夜》了!

俞平伯开始创作新诗的时候,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但这首诗并未收入他的诗集《冬夜》。收在《冬夜》里的新诗,大多发表在《新潮》杂志上。

俞平伯是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该社第一任职员中的书记。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借助《新潮》这块园地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到一九二○年,他的诗名,就已经大振。作为新诗鼻祖的胡适在准备删改他的《尝试集》第四版的时候,他把删誊的稿本,送给了鲁迅、周作人等几位朋友,请其为之删定,而俞平伯也成了胡适所约请的为之删定诗稿的人物之一。

俞平伯是一位有着自己的诗歌主张的诗人。他认为,诗应当是表现人生的艺术,他说;“人生譬之是波浪, 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 ‘不失赤子之心’,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 (见《冬夜·自序》)因此,他反对虚伪的诗,主张真实的诗,他曾说: “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而在他看来,真实又是同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惟其自由才能够真正的真实。”所以,他做诗时,就“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 “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同上)

俞平伯的诗歌创作和他的诗歌主张是一致的。他先后出版过三个诗集——即《冬夜》, 《西还》和《忆》。在这三个诗集中,他的的确确是在那里真实地“表现自我”。

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江南故乡的湖光水色的流连和眷恋(《潮歌》),对于朋友和爱人的率真感情(《屡梦孟真作此寄之》),对于“象猫狗一般的死”去的劳动者的沉痛哀思(《无名的哀诗》)。

从他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五四以前的孤寂和苦闷(《冬夜之公园》),在五四前后的一度奋起(《小伴》)和他对于反动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的愤忿(《他们又来了》;也可以看到,他在五四以后,尤其是一九二一年出国前后的逐步走向颓唐和消沉(《迷途的鸟底赞颂》)。

正因为俞平伯在诗中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自我”,所以,他的诗,诗人的人格和性格十分鲜明。乃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中照见俞平伯当时的情景,照见同俞平伯相似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所留下的足印。

也正因为俞平伯在诗中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怨,乃至自己的前进和颓唐,都毫无掩饰地表现给了读者,所以,他的诗,尽管格调并不很高,但读起来却让人感到率真无伪,真切感人。为初创时期的新诗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俞平伯的诗,在形式上,也和他的主张一样,所采用的是一种十分随便的自由诗体。这种自由诗体,诗行可长可短,诗节可大可小,诗韵亦可有可无,一切都任其自然。这种诗体,在真实地、毫无拘束地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方面,的确有它独到的长处,但惟其如此,也就很难写好,稍不留心,就容易失之于过分自由,而不成其为诗了。在五四前后所出现过的一些自由诗中,这种“不成其为诗”的现象也是严重存在的。俞平伯对于新诗的一个贡献,就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显示了自由诗的实绩,并为自由诗的“诗化”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俞平伯在自由诗的创作中,很注重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锤炼。

墙头——黄黄的下弦月,

阶前——沙沙几堆败叶,小小的我背着月儿,

踏着叶儿,跟着影儿,

恋着,守着,傍着;

还有打更的哥哥,

三声五声的隔街伴着。

月斜了,风定了,人睡了,

只那染不就的浅蓝天清冷冷罩着。

这是俞平伯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写在北京的一首题为《墙头》的短诗。冷清的环境,孤寂的诗人——作者只淡淡几笔,就把它绘声绘色地和托到了我们的眼前。

风是这样的冷,

树是这样的瘦,

…………

小河,河边树,树上的鸟,

天边,云,

风前的沙,沙里的人,

一切啊……

牲口,车子,——走。

这是俞平伯描写北京底早春的一首诗里的几行。也只淡淡几笔就绘出了北京这座古都的早春所特有的景色。其意境的工巧,其语言的凝练,可以说是不逊于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的。 由于俞平伯在自由诗的创作上,注重了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锤炼,再加上他诗中所表现的又是率真的感情,所以,他的诗尽管写得十分随便、十分自由,让人读起来依然感到诗意浓郁,使人无法否定它们的确是“真正的诗”。——当一些反对新诗的人,正在攻击新诗,尤其是攻击新诗中的自由诗词句沓冗,语言不美,并妄图借此把新诗扼杀在摇篮中的时候,俞平伯及时地做出了这样的实绩,其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胡适后来在回顾新诗的成长的时候,也认为俞平伯对于自由诗的提倡,功劳是不小的(原文见胡适为汪静之的《蕙的风》所作的序言)。

俞平伯还曾经提出过“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的主张,并且也初步去做了一些尝试,写过《打铁》、《挽歌》和《最后的洪炉》等稍有平民风格的作品,但实在是算不了真正的“民众化的诗”。正如俞平伯自己已觉察到的那样,一做起诗来,总不免“沾染贵族的气习”,这曾经使他感到“惭愧而不安"(见《冬夜·自序》)。有人以为,俞平伯所提出的诗要真实地表现“自我”的主张妨碍了他的诗向民众化的方向发展。其实,表现不表现“自我”,又与能不能民众化何干?如果诗人本身就有民众的思想,民众的感情,他在诗中把“自我”表现得越充分,诗的民众化的味道恐怕也越浓烈。古往今来的许多优秀的民歌,把作者的“自我”表现得何等的充分啊!但有波能说它们不是民众化的呢?所以,要想探求到俞平伯为什么没有能实现其“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的主张的原因,我们只能从俞乎伯的“人”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中去寻找。我们以为,没有能很好地同民众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俞平伯写不出真正的民众化的诗歌的原因,同时也是他在三个诗集中都时时流露出孤寂茫然,人生多艰的感叹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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