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破旧诗与提倡新诗(节录)

在这一二年间,还有俞平伯的一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十一年在《诗》一号上发表)在这里也要附带着说一说。他对于诗的概括的意见是:

“诗是人生的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的效用在传达人间的真挚, 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的正当关系。”

这种论调是受了托尔斯太《艺术论》的影响, 不免带着“劝善”的意味。所以他说: “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又确定了说真的诗人的本领是“把人生普遍的情感,而自己所曾体验的,明明白白委委婉婉在笔尖下写出来去宣扬人世的光、的花、的爱。”

他所谓诗底进化的还原是:

“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故我们应该另取一个方向,去‘还淳反朴’,把诗底本来面目,从脂粉堆里显露出来。”

这是所谓诗底“还原”,诗底形貌底“还原”。

“但诗底还原,并不是兜圈子一样,丝毫没有进步的。诗底还原,便是诗底进化底先声。若不还原,决不能真的进化,只在形貌上去改变;或者骨子里反有衰老的象征。……我们要想救这危难,只有鼓吹诗底素质底进化,……”

这便是他所谓诗底进化,诗底素质底进化。

“还原是进化的先决条件,进化是还原以后所生的新气象。我们所以主张诗底还原论,正因为要谋诗底真进化,不是变把戏的进化。”

这就是他底诗底进化的还原论。

由这篇文自然又牵连到:诗是贵族的与诗是平民的或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的问题了。

俞这文的大意:一是主张人生的艺术,反对以美为鹄的,以向善代之。二是以为好的诗应都是平民的,且没有一首不是通俗的。并且俞所最同意托氏的议论有两点:一是“美底概念,游移惝恍……人们所喜悦的,丝毫没有标准,”二是“艺术品底成就,须耗费无数的金钱,精力,时间。”

在打破旧诗提倡新诗的时候,提出诗是要平民的,自然可以同意而且赞成,虽然“平民性是不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的色彩是不是后来加上去的”,又“怎样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后来怎样加上去的贵族的色彩”还是个问题,这里暂不讨论。不过俞说诗是通俗的,且“要努力使多数人们了解”,便不妥当了。

说诗底效用是“感人向善”尤其不妥,我们不可离开文学的本身来谈文学的功能,因为在艺术里,尤其是在文学的诗里,我们承认情感是唯一的重要的原素,文学是超于善恶而存在的,若说以善代艺术,那末善恶又何以为标准?是以法律来定呢?还是以道德来定呢?所以俞这样论却有欠研究的地方。 再者虽然感人是诗的第一条件,但是在艺术家的感人是以情感为立足点,与道德家或宗教家不同,道德家宗教家是以智理的分析,利害的关系,定出善恶的标准以感人,而艺术则又是超于利害以上而独立,以情为主的去转移人。虽然转移人是诗底效用。周作人当时曾发表了一篇《诗底效用》 (登于《晨副》,现收入《自己的园地》),他说诗的效用是难以计算的。他说:

“文艺问题固然是可以用了社会学的眼光去研究,但不能以此作为唯一的定论,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又说是人类的,然而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

“……”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此外功利的批评,说他耗费无数的金钱精力时间,得不偿失,都是不相干的话。

“……”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合,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 自然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

关于“诗底感人向善”一层,周在本文第二段上说:

“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正如托尔斯太所攻击的美一样。……善字的意义不定,容易误会, 以力文学必须劝人为善,象明圣经阴骘文一般才行——岂知这些讲名分功过的‘善书’里, 多含着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里去呢。”

再者诗的求人了解一层,周在本文第三段末尾说:

“……文学家虽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 因为文艺本身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真的自己的表现了。”

除了周作人这篇《诗的效用》外,尚有梁实秋的一篇《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登于《晨副》十一年五月份中,不过其中论点有的也不妥,还有的很背谬。现在只可从略不来讲起了。

至于“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现在却有简捷一说的必要:

“为艺术的艺术” “为人生的艺术”两个名词,表面看来似乎不大一样,而实在并不是如何的背驰,说艺术是为人生,并不足以就降低了艺术的声价,而且只可以提高艺术的声价的,因为艺术,(当然文学也在内)是人生的反射,所以艺术品有人生社会的使命,是自然的结果,它能提醒人生,是人生的引导,是人生的缩图,然而可以说这不能算是艺术表现时的动机,在表现时并不含批评与指导人生的,那末什么血泪的文学啦,平民的诗啦,不过是批评者的“批评的话”。因为真的艺术家,眼中没有宣传或广告这一回事,所以才能够把伟大的作品贡献在人生社会上,因为创作家都有他对于人生社会或时代的使命,而使命不是创作的目的,然而“作”的本身上,自有作家之使命在。如易卜生发表了《娜拉》,当时好多妇女约会到一块去拜访他,感谢他: “这篇戏剧关于妇女自觉及解放诸事为世界妇女们吐万丈之气。”然而这位伟大的易卜生的回答: “我并非以那样打算制出那剧本,我是单只作诗的。”这却即是艺术家的态度,因为易卜生是真的诗人。

至于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呢?旁人怎样说且不管,我以为诗确是由“个人情感之发泄”为出发点,然而我们要唱到民众中间去,就是说诗虽然是贵族的,却要极力使它“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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