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中国现代小说

(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我想介绍一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因为钱钟书在今天构成了一个话题。对学问家的钱钟书,大家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譬如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将钱钟书小说放在上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范围里来论述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范围里钱钟书的创作才显得有意义。另外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对钱钟书的论述也是放在上世纪40年代框架中来论述,指出他作为讽刺作家的文学意义。但我觉得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创作,其意义不仅仅如此。海外对钱钟书的文学创作评价较高的是美国的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非常推崇钱钟书的《围城》,这也是钱钟书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对夏志清的评价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应该值得我们反省的,就是为什么很长时间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包括《围城》都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究竟是钱钟书文学创作有问题,还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尺度存在局限?

《围城》的特殊性

下面结合《围城》谈谈我对钱钟书文学创作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围城》这样的作品是少有的。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后也没有。这部作品写的是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从生活角度考虑,大学生活一般比较平淡,没有什么戏剧性、故事性,写写短篇大概还可以,但要用30/40万字的篇幅,来展现大学生活,没有一定的功力,是很难写好的。即便写了,影响也不会大,最多在知识分子圈内传阅。而要突破这一读者范围,让普通读者都对这样的文学描写感兴趣,实在需要一定的发现眼光和讲故事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写中国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还没有一部超过《围城》。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第一点。第二是像钱钟书这样兼具研究才能和创作才能的写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家,在文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眼光很犀利,能够道常人不能道出的东西。但你要他自己动手创作作品,却难为他了。能够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既有学问,又有文学创作才能的人,实在是很少。从这一意义上讲《围城》是一个有学问的作家的创作。不管这部作品的评价如何,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也就是学者型作家的创作,是应该值得我们研究的。
那么,《围城》有什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呢?我感到最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围城》提供给我们一系列特殊风格的人物,这些人物可以用钱钟书式的文学人物来表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我们未尝说得出他们的名字,更不会将他们与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直接挂起钩来,但少数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却是例外。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一个例外。我们将那些具有精神胜利法的人物,称之为阿Q式的人物。而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物,也享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遇到那些志大才疏近似于妄人的知识分子,我们会联想到方鸿渐。遇到富有心计的女性,就会说这是孙柔嘉。对故作知书达理样的知识女性,我们会叫她苏小姐,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的不堪之徒,则常常会想到李梅亭式的人物。可以说,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物是对大学生活中的人物覆盖率最高的。只要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习性和这样的氛围还存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钱钟书的《围城》。

不一样的批判

当然,有研究者指出,钱钟书《围城》中的批判,不同于鲁迅式的批判。的确,鲁迅先生的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结合。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愤怒,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毫不留情。但鲁迅先生的批判饱含着激情和理想。这种激情是一种热爱之情。正因为爱之深,所以也就责之切。他的批判有时是低沉的,但总体上还是带有启蒙主义者的理想情怀,甚至是绝望和怀疑,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他相信未来总会有一个光明的去处。
那么,钱钟书的《围城》呢?人们很容易忽略掉其中的批判成分,以为这仅仅是一部讽刺小说。事实上,《围城》是有批判意味的,但这种批判不是社会批判,而是文化批评。作品中对于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作者都给予了某种嘲弄。这种嘲弄是从文化上掂量出这两种思想人物的偏狭和局促。表面上似乎诗书礼仪、放眼世界,其实可笑得很,也就是说,照这两种人物的思路,都是没有前途可言。
更为有力的是,钱钟书对笔下的这些人物的批判,是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来批判的。他不是说这些人物不完全思考问题,而是指出这些人物的思考其实非常可笑,因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在知识方面就有所欠缺。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露出了乖丑。方鸿渐明明没有什么学问,海归时却用银两买了个子虚乌有的克莱顿大学的博士头衔。至于李梅亭这样的人物,甚至根本与大学教授沾不上边,但居然堂而皇之地也成为中文系教授。钱钟书批评这些人物,首先就是从知识方面,揭破这些人的虚假。在高等学府,如果说连知识者的知识都是假造的,那么,可以想见,由这些人物把持的学府氛围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在知识的这些表现方面,钱钟书充分发挥其学识渊博的特长,可以说是妙语连珠,读到精彩之处,你不能不佩服钱钟书式的尖刻和敏锐。当我们读到钱钟书这样尖刻的文字时,有时是会淡忘了钱钟书本人的尖刻,而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不足和不堪的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上,会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大学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由何而生。至于有人说,钱钟书这样的批判不及鲁迅的批判。我的感觉是这两种批判都需要,都有自己的价值。面对乌烟瘴气的大学环境和道貌岸然的所谓学者、教授,钱钟书式的尖刻是有意义的。

现代文学的进程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现代小说史的角度来分析《围城》。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围城》的讽刺特色,也有研究者是将《围城》放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范畴中来认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妨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要求来思考一下问题。
从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以来,到钱钟书出版《围城》,这之间的时间跨度将近30年。30年时间,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一方面,自然是一种以鲁迅为代表的新的文学传统的逐渐形成。到了钱钟书写作的时代,鲁迅的权威性在文学创作上应该是建立起来了,没有人会怀疑鲁迅式的文学表达方式会有什么问题。但另一方面,文学如何发展,如何突破现有的程式,谋求新的发展,的确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孜孜以求的目标。尤其从后一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我们会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除了鲁迅这样的文学传统之外,其实还是有不少新的写作探索存在。这些新的写作探索不仅提供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发展的可能。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丰富多样的,那么,这种丰富多样,很大程度上是由很多新的写作尝试带来的。
一般而言,一种文学写作方式到了一定程度,就有一个自我饱和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从写作者还是阅读者角度来考虑问题,某种文学表达方式尽管非常经典,但读多了之后,人们总希望能有所变化。所以,上世纪30年代会有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这样的探索,上世纪40年代就会有钱钟书这样的创作。从这一意义上来思考《围城》的讽刺艺术,我是觉得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艺术风格角度来论述问题,而应该作为一种文学进程来把握。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以讽刺的方式来描写社会世相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有钱钟书一人,也不仅仅只有《围城》一部小说,包括像张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具有讽刺特色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五四启蒙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退潮之后,处于社会突变前夜的文学写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对社会现实,人们普遍处于不满。但这种不满,在文学上已不再是集中在以强烈的激愤的方式来表达,而是呈现出包括讽刺在内的表达方式。另外,即便是讽刺方式之内,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也还是比较大的。如张天翼、沙汀的创作,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钱钟书的讽刺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述有所区别。他对那种立足于党派立场的讽刺不感兴趣,他力求超越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从人性立场来展示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我们看到,《围城》中的确没有一个人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程度差异而已。方鸿渐有弱点,但不是一个反面人物。高校长之流就接近于反面人物了。至于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于丑角。这种文学人物的把握立场,是钱钟书特有的。大概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围城》在大陆和台湾都遭受了禁锢的命运。

《围城》的象征意义

最后,想讲讲《围城》的象征意义。《围城》一书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作品的标题就是一个象征。借用了法国的一个谚语:城堡中的人想出去,而城堡外的人想进入城堡。这种矛盾的人生关系其实象征着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但我想说的是,《围城》一方面是一个整体的象征,同时在具体细节和表现方式上也是很自觉地追求这种象征。象征作为《围城》的主要写作架构,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表达方式。钱钟书留学欧洲和写《围城》的时代,现代主义在欧洲正是发生、发展的时期。钱钟书在留学时期,对这些新的文学潮流是有所留意的,如《围城》中就列举了T•S•艾略特的创作,其他像乔伊斯和普如斯特的创作,对钱钟书而言,也不是完全陌生的。这些现代主义的象征方式对钱钟书的写作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像后来中国作家对他们的接受,因为现代主义在钱钟书写作的时代,其权威性和经典性还没有确立起来。钱钟书对这些作家作品关注,但不盲从。所以,《围城》很难见到那种仿照和直接搬弄的模仿痕迹。象征在《围城》中是钱钟书式的,带有钱钟书自己的风格特征。它不像西方的现代主义创作那么晦涩消沉,也不像一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那么观念性很强。《围城》的象征有某种明晰的风格,象征无处不在,但寓意明确。同时,故事和情节在作品中依然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这也增添了《围城》的文学可读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围城》是不是最优秀的第一流的作品,其实不是很重要,但作为一种写作探索,《围城》是有意义的。 (2004年12月7日)

杨扬 :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曾担任上海站长篇小说奖初评委、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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