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新诗集

一、 《冬夜》种种

1922年1月,朱自清给俞平伯的第一本诗集《冬夜》写序,那时距新诗在中国的诞生不过才三四年,可朱先生却感慨地说: “诗炉久已灰冷了,诗坛久已沉寂了!”这里透露了新诗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顺利坦直的。

五四前后,新诗还在尝试阶段。当时有四本诗集最著称,即: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这四本诗集,不管怎么评价,高低自然是有的,但都闪耀着寻找新诗之路的先行者的光芒。

俞平伯早在五四以前便已经提起了写新诗之笔,而从一开始他就主张新诗是平民的,应该以口语入诗。周作人和康白情则认为诗是贵族的。这场争论很有趣,虽然后来是不了了之,而且观点亦有变化,但可以看出初期的诗人们一开始便很关心新诗的指归。

就诗的主题来说,俞平伯也控诉了军阀的统治,同情那些在底层的被残害者,歌颂了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的人,尽管在《冬夜》里这种诗还不是太多。俞平伯似乎没有如当时的诗人们那样也来写入力车夫,他在《无名的哀诗》里却写了一个惨死的轿夫。他为轿夫的身世鸣不平,为这个无名的死者洒了同情之泪,同时也在诅咒那个时代:

在饥饿底鞭子下黄着脸的,

在兵士们底弹子下淌着血的,

在疫鬼底爪子下露着骨头的,

所谓上帝底儿子,

不幸兄弟们,

竟这样断送光荣的一生!

诗是沉痛的,诗人看到了人生的不公平,他问道:

只有光,只有花,只有爱吗?

我想不见得如此罢!

可是诗的结束又超脱起来,无所谓不平了.

抬轿子的和坐轿子的,

一样——真真的一样,

长上青草了!

一堆儿去了!

《冬夜》里写了不少风景诗,是自然的写生,写得也很自然,有画面,有感情,可终究是风景诗而已。后来诗人意识到。诗,不能单纯地写风景。这种见解是深入提高了一步,其实又岂独对诗如此?散文若是单纯写风景,也不是一条活路。这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后来俞先生的诗是走向哲理之路了。其中的得失,这里无法细谈。总之,人们还是比较喜欢那些又含蓄,又不费猜疑的诗,如《所见》:

骡子偶然的长嘶,

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

鞭丝拂他不去的。

俞平伯对旧诗词曲的根底很深,因此他的新诗显然吸收了民族的传统,是既讲意境,也讲求音韵的。读《冬夜》里的诗,常有一种音乐之美,出之口语,竟能达此境界,初期白话诗人们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没有这种努力就无法战胜古典诗词,也找不到巩固新诗地位的支柱。比如《潮歌》的开头简直就是白话的词:

左顾汪洋,右顾迷茫。

平铺着的烂黄,

是海?是江?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俞平伯先生的新诗有一种特异的修辞法,即偶句的大量运用。朱先生以为如果偶句运用得当,可以帮助意境和音律的凝炼。比如《送缉斋》便是;

碧云寺,淋着脚的雨;

锦带桥,打着头的风;

去年北京底雾那;

今年杭州底云那;

偶句适宜吟唱,亦易于记忆,俞平伯的经验,值得借鉴。

《冬夜》的装帧也是很有特色的,扁横的开本,直排的诗句,豆青的封皮纸上只印一种黑颜色的画,就颜色来说已不能再简单了。可是感染力却很强,胜过了五颜六色。画上一少女埋首琵琶,旁边一睡猫,笔墨传神。1979年承先生书面示知,此为许敦谷君所绘也。

二、《西还》前后

继《冬夜》之后,俞平伯于1924年4月又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诗集《西还》。书名《西还》是指作者游历欧美之后西归故国,所作终结于西抵上海之日也。

书前有付印题记: “江南人打渡头桡,海上客归云际路。。封面是一幅西湖月夜的水彩画,或许是为书中的一首《竹箫声里的西湖》写照吧。作者署名“野”,经笔者请教俞先生,乃知为洪野君所作。书前无序,但是在1933年2月开明书店出版的俞平伯散文集《杂拌儿之二》中却收有一篇《〈西还〉书后》。俞先生本不主张诗集必有序,因为“恃序以诠诗,不亦谬乎?。又说:“《冬夜》编年,冠以两序,如象之巨座,蛇之赘足,余滋愧焉。”这篇写于1922年太平洋舟中的“书后”本附于《西还》书中,意在说明诗集不必有序,可是这个说明终于还是序,于是作者只好自动割爱了,以至《西还》的初版本光秃秃的无序无跋。依笔者看来,诗集固然可以无序,但是作为读者则更希望知道一些诗外的因果和周折,这种心理和要求是正当的。俞先生的诗集最后都还是有了序跋,这就打破他原来的

拘泥,说明原来之设想不可行,诗集(其实又何止诗集)还是应该有序为妥。总之,有话想对读者说则为序,将就形式,勉强说话当然就没有必要了。

俞平伯对于《西还》是有偏爱的。他说, “《西还》是一部‘数奇’之书,没有容它再版,已经绝版了。它不带一点披挂以求知遇,果然不为世所知,殊有求仁无怨之慨,我倒特别的喜爱它呢。”然而, 《西还》多的是哲理,比《冬夜》读起来要费思索,添琢磨。我不反对诗有哲理,但我更爱《冬夜》,以为《西还》不如《冬夜》清新、自然、隽永。当然也有看不懂的。胡适说,作为诗人的俞平伯想当哲学家,结果呢? “反叫他的一些好诗被哲理埋没了”。这话不无道理。可是,俞平伯在《冬夜》再版代序中说:“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这种理论同他先前主张的新诗是平民的有点矛盾,不过此时他对诗究竟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已无兴趣,他说:“于我久失却了它们的意义”,因此他“不想引起令人厌而笑的纠纷”。理论和实践有了距离,所以朱自清先生为此而得出结论:“诗到底怕是贵族的。”连他也对俞平伯的某些诗感到朦胧。说起来这是六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若想知道新诗发展的历史,围绕新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争论,可以看到新诗人们在拓荒时代的探索,亦便于我们检阅当时诗人们的创作倾向。

正如《冬夜》不能完全代表俞平伯的诗创作一样, 《西还》亦不足以说明俞平伯的诗全是艰涩难懂的哲理。比如写于俄皇后号归舟夜泊吴淞时的那首《西还前夜偶感》,既口语化,又有含蓄美,是颇为动人的一首小诗:

船儿动着,

只我最爱睡,一天要睡去大半天。

船儿泊着,

只我睡不着,一夜睡不到小半夜。

不管是爱睡和睡不着,没有道出来的却是执着的对祖国之恋,这比直接描写思乡之情要高明得多。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朦胧,那么这就是朦胧之美了!

《西还》书中收《呓语》十八首,止于1923年7月, 《西还》以后所作的新诗总名即为《呓语》, “因为想诗题有时比做诗还要困难”。这话载于1932年2月出版的《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上。这是一期“新诗专号”,俞平伯又发表了《呓语》二十二至三十五,其中十九至二十一先前已经刊载在《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两本书中。诗前有作者的一段短序,自称:“这次的汇刊,正足以示我在新诗坛上没落而已。”这自然是诗人的一种谦词,不过从此我们也就很少再看到俞平伯先生的新诗了。 《西还》以后的《呓语》,又全部附收于《杂拌儿之二》的后边,现在连这本书也早已绝版。

1922年还是俞先生热衷于写新诗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我与诗》,真是耐人回味:

我在楼上写诗,

写完了,

不是我底了,

读了一遍,三四遍后。

我也不见了。

这种境界,即使是常写诗的人恐怕也难以遇到。真正的好诗也许往往是这么诞生的吧。

三、 《忆》之“双美”

1925年年底,北京朴社出版部刊出了俞平伯诗集《忆》的广告,上面说: “这是他回忆幼年时代的诗篇,共三十六篇。仙境似的灵妙,芳春似的清丽,由丰子恺先生吟咏诗意,作为画题,成五彩图十八幅,附在篇中。后有朱佩弦先生的跋,他的散文是谁都爱悦的。全书由作者自书,连史纸影印,丝线装订,封面图案孙福熙先生手笔。这样无美不备,洵可谓艺术的出版物。先不说内容,光是这样的装帧,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广告里还没有提到,连朱自清的跋也是朱先生手书影印的呢。翻翻作家的书法亦可娱目。

1935年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诗集时说:“《忆》是儿时的追怀,难在还多少能保存着那天真烂漫的口吻。作这种尝试的,似乎还没有别人。”二十年代初还是新诗的萌芽时期,一切都要通过诗人们的尝试,后人明智,不应轻易地小视前人。诚然, 《忆》的天地是不怎么宽厚宏大的,但是这并非五四新诗的全部,亦非俞平伯诗作的代表,它是初期新诗运动的探索之果和客观存在,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朵诱人的小花。

《忆》的扉页上有“呈吾姊”的字样,我想这是因为在诗人的梦影里常常有一位小姊姊在作伴儿,同样的天真可爱。如“第三十五”里所写:

月儿躲在杨柳里,

我俩都坐着,

矮的凳上,长的廊上。

姊姊底故事讲得好哩。……

诗人自白:“《忆》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哩。虽然,即使是薄影吧——只要它们在刹那的情怀里,如涛底怒,如火底焚煎,历历而可画,我不禁摇撼这风魔了似的眷念。”读《忆》中表现童心的这些诗作,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丰子恺的那些表现童心的漫画。即使书中无丰先生的插图也会生此联想。请看“第十一”:

爸爸有个顶大的斗篷。

天冷了,它张着大口欢迎我们进去。

谁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

他们永找不着这样一个好地方。

斗篷裹得漆黑的,

又在爸爸底腋窝下,

我们格格的笑:

“爸爸真个好,

怎么会有了这个又暖又大的斗篷喔?”

这好象是没有画的丰子恺先生的诗,又好象是俞平伯先生以画来写诗,简直让人分不清这究竟是诗是画了。

“第二十”是写孩子们在听到门巷前小贩的叫卖声而引起的联想s “桂花白糖粥!”——“声音是白而甜的。” “酒酿——酒!”——“声音是微酸而涩的。”丰子恺先生是擅写童心的,他把诗人的联想形诸图画,我不知人间竟有如此通达儿童心理的画家,他笔下画了一个挑担的卖粥小贩,而从他口中传出来的叫卖声(即“桂花白糖粥”那几个字)却已经粘粘地洒下糖滴和粥粒来了。这是孩子式的幻想,声音也可以入画。每个字体都鲜活地有了动感,有了生命,我还没有见过别的画家这么富有浪漫主义的幻想。所以,我很赞赏朱自清先生对于《忆》的评价,这是一部“双美”的书! “我们不但能用我们的心眼看见平伯的梦,更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那些梦”,达到这样一种合谐的艺术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令人在一片陶醉中几乎说不上是诗好还是画好了。不信,请有志于研究装帧插图艺术史的同志们来评判,有哪一本书的内容和插图装帧,竟能如此绝妙地浑然成一体?

多么使人高兴,我恰好收藏有这部“双美”的诗集,几年以前又承先生在书上题字并盖上了一枚朱红印章,就更有收藏价值了。

198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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