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言老去诗情减——俞平伯访问记

“有什么好谈的?我犯过错误。毛主席批评了我,文艺界批判了我。我的问题谁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

当我敲开俞平伯先生家的大门,说明来意之后,立刻得到了这样开门见山的回答。虽然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却使我们的交谈有了一个坦率的开端。作为国内外有声望的诗人和红学家,81岁的俞平老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现在,追忆缅怀自己漫长而遥远的生活道路,老人的心情既交织着兴奋和激动,也不无感慨和嗟叹。

经过几年前一场大病的袭击,俞平老耳朵有点背,步态有点蹒跚。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颇健。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俞平伯先生原籍浙江德清。1900年生于一个书香门第。16岁那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本科中国文学门。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历史上这段狂飙突进、风云变幻的岁月,在俞平伯年轻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1918年下半年,他同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那时他才18岁,但却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分子。在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中,俞平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萌发了反封建意识。他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反封建内容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立刻被卷进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时代狂涛之中。

五四过后,俞平伯从北大毕业。不久,两次出洋,在英国和美国作了短期逗留。1922年回国后,先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朱自清等人一起执教,后到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授中国古代诗词。经郑振铎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与叶圣陶等人创办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与朱自清编辑文学丛刊《我们》。二十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诗集《冬夜》、《西还》、《忆》,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等,大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名噪全国的诗人。1924年以后,俞平伯返回北京,在燕京、清华、北大等校任教;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到文学研究所当研究员。这三十年里,他在他的“古槐书屋”里埋头故纸堆,写出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等许多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专著。而在创作上,只有《古槐梦遇》、《燕郊集》等一些散文作品。

话题转到了《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说,他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在十二岁,是当闲书看的。1920年,他同傅斯年赴英途中,在轮船上,两人剧谈《红楼梦》,引起了他的兴味。这本书竟成了他们海天水色中的伴侣。但真正深入研究,还是在欧游归来的次年。那时,胡适正在鼓吹“整理国故”,这种盛行的风气感染了他。他也开始孜孜不倦地研读红楼,他的《红楼梦考证》等篇章也在这时陆续发表。并与好友顾颉刚频繁地通信,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有时他也到顾的寓所,当面切磋辩论,顾颉刚同屋的潘家洵也参加争论。有一次,他们去戏院,三个人不好好听戏,却高谈阔论《红楼梦》,招惹了旁人的白眼。那时候俞平伯的兴致高极了,记得有一天,他染病在床,已近中午还昏然地躺着。当邮递员送来厚厚的顾颉刚的来信时,他大喜过望,“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四个多月以后,往来信札文稿已装订成厚厚一大本。就在这个基础上,俞平伯整理撰写成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梦辨》。1923年,这本书问世了。

“说我是红楼梦研究权威,这实在有点名不符实,”俞平老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书,在三十年以后,竟然会引起如此一场轩然大波。而我自己,处于这场风暴的旋涡,也被推上了所谓红学权威的宝座。”

这当然是俞平老的自谦,但事实上,在他解放以前三十年的治学生涯中,《红楼梦》研究所占的时间并不长;在那以后,红学研究基本上停顿了。直到解放初,上海棠棣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也列入其中。于是,他把久已绝版的《红楼梦辨》重加编订,收入新作,改名《红楼梦研究》,于1953年出版。

生活中有些事情往往是那样突如其来。一年以后,由李希凡、蓝翎同志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那雪片一般飞舞的批判文章,那名目繁多的批判会,使这位多年来嗅着古书纸香的学者一时不知所措。他处于被告席上,完全失去了答辩的权利。他被斥为“胡适之流”,连称同志的资格都丧失了。那时,俞平伯的名字无异于谬误的同义语。

“那次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过了头。”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批判,老诗人说。“我的书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显然地激昂起来,不愿再往下说。是的,创伤太深了。多少年来,他一直避免去碰撞这段往事。尽管近两,三年来,学术界对1954年的批判作了探讨,并开始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俞平伯在新红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可是,对于这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于关系到自己一生的重大事件,至今还没有做出相应的结论。老人对此表现出来的激动和烦躁,我是深切地理解和同情的。

早在二十年代初与顾颉刚的通信中,俞平伯就发下两大宏题:一是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一是“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拢来”进行版本的校勘。这些计划在当年只能成为画饼。直至1952年,这一夙志才付诸实现。在受批判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放到这一工作上。经过几年的努力,一部汇集各种版本的八十回校本的新版《红楼梦》在1958年出版了。这是俞平伯对红学研究的又一贡献。

但是,“文化革命”一来,这又成了“复辟”、“翻案。的罪证,俞平伯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不久,又被下放到僻远的河南五七干校。在这一系列令人不堪的待遇面前,俞平伯还是那样热爱生活,即使在牛棚里还写出《黄棉袄子暖烘烘》等一些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诗篇。在干校时,他先在菜班劳动,后来又改捻麻线。与他一起劳动的荒芜同志在一首赠诗中,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他:“朝读夕耘夜绩麻,灌园抱瓮喜安家,休言老去诗情减,只觉新来饭量加。”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照下,1971年俞平老从干校返回北京。一提起周总理,他总是带着诗人的激情叙说着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敬仰与怀念。周总理对俞平伯的照顾关怀,代表了党和国家对一个从旧社会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爱护和教育。最使他难忘的是1975年国庆招待会,那是由周总理署名发柬,由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的。俞平伯高兴地参加了这次盛会,并把请柬珍贵地保存着,作为对周总理的永久纪念。不料就在这次宴会不久,由于过度地亢奋和激动,俞平老突然中风,右半身偏瘫。但老人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展开斗争。在药物和针灸的治疗下,他坚持练走、练字,慢慢地健康情况有了令人满意的恢复。

铲除了四凶,俞平老的心情格外舒畅痛快。躬逢盛世,老诗人诗兴大发。睽别已久的读者,不断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新作。俞平老告诉我,三十年代以后,他的诗主要以旧体诗词为主;解放前曾出版过《古槐书屋词》等两个旧体诗集。从民国初年到“文化革命”前写的旧体诗,都收在《古槐书屋诗》中,共八卷,还没有出版。谁知十年动乱中,底稿被抄丢失,说来真使人痛惜。俞平伯对中国古代诗词有着精湛的研究,早在六十年代,就撰注成《唐宋词选》一书,这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但过去一直未获出版,直到今天,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作为一名老红学家,看到《红楼梦》研究领域内百花盛开的局面,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创刊时,六十年前发下的又一个宏愿变成了现实。虽然限于年龄和健康,他谢绝了参加编委会的邀请,但他对这一块新园地的耕作还是十分关切的。在学刊编委会成立大会上,俞平老和蓝翎、李希凡等同志坐在一起,并且频频举杯共饮。老中青红学家济济一堂,标志着中国红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此,老红学家的激动是难以抑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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