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质上是个诗人”——怀念提携后进的唐弢先生
《文汇报》创刊七十周年了!这样的时节,我最怀念的是我的恩师——唐弢先生。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到过鲁迅对唐弢说“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的话,对唐弢的杂文非常佩服。1938年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我在表兄家中看到,知道其中包含着唐弢的大量编校劳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上海吕班路霞飞路口生活书店开张,一片崭新气象,店里陈列着各种进步书刊,吸引着大批青年读者。我在那里买到新出的进步刊物《周报》,极为喜爱。此刊乃唐弢与柯灵主编。就这样,唐弢这个名字深印在我的心里。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阅读了唐弢的许多著作。我敬佩他这位鲁迅研究专家,杰出的杂文、散文、随笔和时评作家,更是有名的藏书大家。他的《晦庵书话》是我爱读的好书。他爱书成癖,爱书变痴,不治家产,惟知买书。他费尽心血,在敌伪时期甚至冒着被捕的危险收集的书籍,包括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出版物,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刊,多数已绝版,成为极端珍贵的历史文物。唐弢于1992年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按丈夫的遗愿,把所藏四万余册珍贵书刊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大丰富了馆藏。巴金老人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唐弢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是无人能替代的。

但在我心目中,唐弢更是一位鼓励后进不遗余力的文学编辑家。我走进文坛,唐弢先生的提携是一大助力。1946年,《文汇报》在上海恢复出版发行,我是热心的读者,尤其爱读它的副刊“笔会”。我从友人处得悉“笔会”主编是唐弢,便决心投稿一试,哪知一试便中!1946年10月,我还是不满23岁的大学生,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写信给唐弢说,最近读到袁水拍先生的译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觉得他译苏格兰诗人彭斯(R.Burns)的诗固然不错,但韵味不足。我自认为还可以译得更好些,所以把我的译文奉上,请先生裁夺,云云。也曾想过,我这个无名小卒,未必能获得大编辑(其实唐弢那时也只有33岁)的青睐。使我惊喜的是,没过多久,当年11月6日“笔会”上刊登了我译的彭斯的诗《我的心在高原》。——当时我的朋友朱镜清(即桑桐,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见到了这首译诗,立即把它谱成歌曲。他的这首歌曲有中国东方的抒情和咏叹味,我喜爱它胜过《外国名歌一百首》中同词的歌曲。2001年我访英时,在彭斯故乡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向我的女儿唱了这首歌。这是后话。

由于这首译诗的发表,我投稿的勇气大增。唐弢也许出于爱护幼苗,对我这个他素不相识的后生十分关爱。“笔会”上接连发表我的译诗、诗作和评论文章。单单1946年11月一个月内,就发表了我的译诗六首,除彭斯的那首外,还有: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M.Rilke)的《静寂的时候》(8日),英国诗人麦克里(John McCrae)的《在弗兰特的旷野》(11日),德国诗人布尔克(Karl Bulke)的《有一个古城》(12日),爱尔兰诗人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的《憎恨》(16日),英国诗人吉布逊(W.W.Gibson)的《遗言》和《回》(29日)。如此高密度的发表,对我的鼓励之巨大,可想而知。接下去12月份,又发表我的译诗两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猫头鹰们》(10日),英国诗人希曼斯夫人(F.D.Hemans)的《卡色并可》(12日)。

《猫头鹰们》发表前后,“笔会”上还发表了戴望舒、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的诗。这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争议。有人批评说波德莱尔是颓废诗人,不应介绍。我的好友左弦也善意地劝我不要译波德莱尔。我带着疑问向唐弢去信求教。他回信说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要,对他的思想倾向可以分析评论,但不宜封闭对他诗作的翻译介绍。这使我心中有了底。不久我买到戴望舒译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这是一本在翻译艺术上达到很高境界的著作,使我对波德莱尔怯步,从此我不再译这位诗人的诗。

唐弢在信中还鼓励我说,可译一些有积极思想内容的诗,于是我有了另一些译作。1947年,“笔会”上发表了我译的普希金的诗《冬天的路》(用方谷绣笔名,2月3日)和《寄西伯利亚》(2月11日)。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和黑暗两个命运的斗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我译《寄西伯利亚》,意在借用普希金对受难中的十二月党人的鼓动,传达中国老百姓对受难的中国革命者的关怀。唐弢很快把它发表出来,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之后我又译了英国诗人布朗宁(R.Browning)的《“阿索兰多”的跋诗》,这首诗的主旨是积极、奋发、战斗、向上,人活着应如此,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应如此。(它会使人联想到陈毅《梅岭三章》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唐弢也把它发表了(4月26日)。

“笔会”还发表我创作的两首诗:《生命没有终结》(1947年1月10日),《我相信》(同年3月7日)。前者的主题是为革命奋斗和牺牲,后者是控诉反动政府捕杀革命者。这是我早年诗作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两首。还有一篇评论《谈闻一多与辜勒律己》,是与曹未风教授进行论辩,发表在“笔会”5月5日。二十天后,即1947年5月25日,《文汇报》被当局勒令停止发行。这样,我与唐弢和“笔会”的联系也暂时中断。

回顾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这六个月中,唐弢发表我的作品十五次,平均每月2.5次,这个频率不可谓不高。同时我与唐弢通信若干次。有一次,我年轻无知,写信给他催问我的一篇稿子何故迟迟不见报,他回信说:“先生投稿之初不是说,如果稿件不够水准,就丢入字纸篓里好了。你不是健忘的人吧!”我一回想,当初果然有过这个表达。我惭愧了。但没过几天,那稿件见报了。唐弢带有幽默的宽容大度,使我印象深刻,终生不忘。十分可惜的是,我保存的唐弢给我的信约有四封,后来全部毁于“文革”。

我和唐弢第一次见面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在威海卫路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解放前的“新生活俱乐部”原址)的一次集会上。我见到签名簿上有“唐弢”二字,立即找到了他本人。原来是个圆圆的面庞、中等身材、一脸和善的中年人。那时他37岁。在我眼中,他确是我的恩师。按当时习惯,我冲口而出的是:“唐弢同志!我终于见到你了。”握手。他的手劲很大。我说了两年前我向“笔会”投稿的事,感谢他的提携。他是浙江镇海人,一口宁波话。我们都是江浙人,我感到亲切。但不多时集会开始,而我们的交谈就中止了。

1950年春,大区成立。我从上海市文艺处被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在戏曲改进处(后合并到艺术处)任副科长。不久,我又见到了唐弢。他已被任命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同时他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两处兼顾。有两件事他给我印象深刻:一是他对文物处正处长、文物老专家徐森玉特别尊重。一是1951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有一位处长大拍桌子,使文物处的一个干部吓出一身汗,交代了贪污问题。唐弢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审查案情不能靠拍桌子,而要靠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作风。当年我是华东文化部党支部委员。1952年唐弢向支部提出入党要求,把申请书交给了我,由我转交党组织。1956年收到唐弢来信,告诉我他已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那时我已奉调北京好几年了。

五十年代末,唐弢也调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那时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与他接触的机会甚少。“文革”开始,更是互相隔绝。1972年秋,我从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回京探亲,专程到建外永安南里七楼唐弢家拜望他。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因心肌梗塞住院治疗。此时他面色苍白,身体消瘦,但精神状态依然顽健。久别重逢,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们说了干校生活和对时事的感受,谈到了林彪出逃,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事。唐弢忽然说,你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手抄本在知青中偷偷流传着。你今后对诗歌翻译还有兴趣吗?我说,我早年译诗受到了您的鼓励,但现在被造反派狠批为贩卖“洋、名、古”。唐弢说,中美关系解冻后,对英美文学的介绍可能会出现新局面;何况,英美也有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我说,在干校的文化荒漠中,我用默默背诵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来缓解受压抑的情绪,取得一些精神慰藉,这“不足为外人道也”;对诗歌,我还是倾心的,但今后能否再拿起译笔,我心中一点底儿也没有!唐弢说,我从事过多种职业,但可以坦诚地对你说,我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人的精神境界如果不是诗的,那他的生命将是抱憾的悲剧!我真没有想到,在“文革”还未结束时,唐弢还关心我的译诗工作,还和我谈诗和人生!我特别记住他说自己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句话,这使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后来,我与他仍有通信,1985年他听说我患心脏病,特地写信嘱咐我注意事项,告诫我大解时千万不要使劲。他又赠我新出的“三联”版《唐弢杂文随笔集》。但是1972年秋的这次相聚,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那天他送我到他家门口,殷殷嘱咐我保重身体,将来还可以好好工作,现在能活下去就是胜利。此时阳光照到他的脸上,他的脸显得更苍白了。他的头发在风中飘动。他表情慈和,他的宁波口音亲切地响在我的耳畔。这一形象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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