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平伯全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编者按:我国著名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俞平伯先生的全集,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集共10卷,总460万字,汇集了作者七十余年来的各类著作,包括诗歌、散文、诗文论、词曲论、《红楼梦》研究著作、书信、家书、日记等。首发式于3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出席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学术界、新闻出版界的负责人、专家、教授,以及俞平伯先生的亲友、家属,共四十余人。在首发式上发言的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炯,俞平伯先生友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俞平伯先生挚友叶圣陶之子叶至善,俞平伯先生高足弟子、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冯其庸,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俞平伯全集》编委陆永品,以及俞平伯先生哲嗣俞润民。现将冯其庸、邓绍基的发言刊载如下。

祝贺《俞平伯全集》的出版

——在《俞平伯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俞平伯全集》隆重地出版了,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 全集送来后,我粗粗地读了一部分,还没有来得及读更多。我初读的印象,从出版的角度来说,这部书有三大优点。第一是全集整理编辑得好。俞先生是一代大家,正如“出版说明”里说的:“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以及西学诗文、新式思想,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在“五四”以来新旧诗词、散文、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均有建树,业绩非凡,卓为名家。”为这样一位大家编全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现在这部全集编得有条不紊,次序井然,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优点。第二是全集的版式设计和校对,非常精到认真。俞先生的全集,内容十分丰富,而文体多变,形式各异,要设计得妥帖大方,而又前后统一,实在是一件烦琐而又马虎不得的事。现在翻开全书,一页页依次看下去,都觉得落落大方,令人心怡目畅。特别是植字和校对,全集比别的书难度要大得多,但我这几天读的,如《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等,都未发现错別字,当此“无错不成书”的时候,全集竟能做到无错,这可说是一大奇迹。第三是全集的装帧设计,也是非常得体的。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装饰,实际上是“豪华落尽见真醇”,是“归真返朴”。封面的色调,好比给俞平老穿上了一领青衫,真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有多么体啊!一部书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有这样三大特点亦即三大优点,我觉得也就颇为难得了,这足见出版社对出这部全集是十分尽心的,也足见出版社的专业水平是较高的,否则拿不出这样的成果来。但是这部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顾老起潜先生的题签,端庄稳重,可说是此书的画龙点睛之笔。顾老是俞老同时代的人,又同是大学者,全集由顾老来题端庄的楷书,真是最理想也没有了,可说是“珠联璧合”。

我读俞先生的书较,但与他本人接触却较晚。我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酷爱读词,真如俞先生所说的,“最大的困难为‘读不断’”。“读不断”的问题后来我自己解决了,一是多读、反复读,先找出韵脚,也就慢慢地读断了,二是我买到了万红友的《词律》,这下我对照词谱,就完全解决了断句的问题。现在《词律》有排印本,找起来不难,可我那时是日寇侵略时期,家乡沦陷了,生命都朝不保夕,但我终于找到了这部木版本的《词律》,视同珍宝,因为它解决了我读词的第一难题。但紧跟着来的是理解的问题,能读断了但还不能正确地理解,这可比第一个难题难多了,恰在这时我读到了俞老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真是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尽管当时我是一个初中生,对俞老的书的理解极其有限,但毕竟是理解了一些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熟读温、韦、冯、李诸家直到两宋各家。所以我的读词,是由俞老发蒙的。我那时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两书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受俞老发蒙的另一部书是《浮生六记》。抗战开始后,我失学在家种地,无书可读,也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浮生六记》,还是俞老校点整理的。前面有《序》,就是收在全集里的那篇。记得那本书,前面还有苏州沧浪亭畔沈三白旧居的一张照片,还有沈三白的一幅画。可惜这本书在解放初丢失了。我自从读了《浮生六记》后,更加加深了对俞老的印象,对《六记》本身也是百读不厌。书中记载沈复曾在我家附近的东高山住过,我还为此而到东高山寻访遗迹,但未能得其影踪。书中还记到陈芸死后葬扬州金桂山之麓,后来我到了扬州,专门到金桂山去调查,也杳无踪迹。前好些年,我忽然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了沈复画的冒辟疆的水绘园图,真是奇遇,我即拍了照片。这张画,记得就是俞老整理本里面用的。冒辟疆是顺、康时人,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当然是为冒氏的后人画的。沈三白恰好生于曹雪芹死后一年,如按阳历算,是在同一年,即17632月工2日曹雪芹死,同年1123日沈复生。两个才子,一样的文笔,死生相续,也是一段佳话。

我无论是读诗词或是读小说,都是从俞老的著作先得发蒙的,但我得见俞老,却在我读俞老的书以后40年。那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后期,是我的好友陈从周兄陪我去拜见俞老的。因为从周是俞老的好朋友,我又是从周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见面后就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毫无拘束。记得1979年的那一天,我去拜访俞老,征询他能不能去出席美国召开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他非常风趣地说,我一不穿皮鞋,二不穿袜子,一一他指指他的脚说,这样子能去开会吗?

俞老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是近世红学的大家,有人问我对俞老有关红学的评价,我是后学,岂可妄评前辈。但新红学对旧红学是一次革命,是一次开创性的前进,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历史的结论。要评价俞平老的红学,首先要承认这个基本事实。要不是胡适、俞平老的努力,红学还停止在索隐派的迷雾里,哪还可能有红学的今天?所以新红学派突破和粉碎旧红学索隐派的迷障,为后来的红学开辟新路,这是一大功绩。特别是新红学派在红学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都是为当代的红学所接受的,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织造家世,如红学的版本学特别是对脂砚斋评本的重视,如对脂砚斋其人的研究、对脂砚斋评语的研究等等,所以今天的红学对以往的新红学是继承、选汰和发展,而不是绝对的批判和抛弃。特别是俞平老的红学,在全集里洋洋三大卷,占全集的十分之三,其中不少真知灼见,是我们红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自当珍惜。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竟有人又在提倡索隐派了,而且益之以“太极红楼”!真是沉渣泛起。他们竟然把走回头路当作前进的方向,用以迷惑世人!

但这也正好用来与新红学和当今的红学对照一下,互为镜子,看看谁是在真的前进,谁是在倒着“前进”;谁是在把问题弄清,谁又是在把问题弄混,而且怕把问题弄清,阻碍把问题弄清,事实上他们不是提倡立论要有根据而是实行立论不要根据,可以任意想象,进而歪曲根据、篡改根据、伪造根据。他们喜欢的不是理论上的澄清而是理论上的混乱和随意。他们喜欢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而是崇拜唯心!

所以,从红学的角度来说,全集的出版,对红学也是一桩好事。因为世间的真学问是不怕比较和不怕历史的检验的,而世间的假学问,骗人的把戏,哪怕吹得更响,到头来总归要被人识破的,被搅混的水,不可能永远混下去,到头来总归是会被澄清的。

在今天,俞平老的全集能隆重出版,俞平老的成就和业绩终于能让世人共同看到,这说明真实的东西是打不倒的,世间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有生命力!

俞平老一生为人本色,为学问也是本色,即没有一点虚伪造作,没有一点夸张。读他的文章,无论是研究性的文章还是创作,都是地地道道的本色,这实在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最高境界,请问世间有几人能做到这地地道道的本色?

非常难得的是这部洋洋10卷本的全集,是用精到的本色装帧起来的,而不是花里花梢的装裹,这是装帧者的水平,这是俞老的幸福!让我再说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1998319日夜10时于京东且住草堂

浅谈俞平伯先生的词论著作

承蒙花山文艺出版社赠我一部新近出版的《俞平伯全集》,得以先读为快。文学研究所和出版社联合召开座谈会,命我发言,不揣谫陋,略谈感想。不止一位专家谈到了俞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功绩,俞先生作为“五四”以来的“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但俞先生的文学业绩,确又不限于“红学”。如果用今天通行的“作家”、“学”这种名称来说,俞先生是“五四”以来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之一。如果仅就他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这个方面来说,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比如他对词的研究,也有重要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种常见的“相掩”说法,如说某位作家的“文名”为“诗名”所掩,或是“诗名”为“词名”所掩,等等。我不敢说俞先生的词学研究成就为他的“红学”研究成就所掩,但我确实觉得,他的词学研究成就似乎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我是1955年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那时文学研究所才创立两年,我到所后不久就知道,研究所一成立就制定了古代文学研究组的比较长远的任务,大致上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编写一部多卷本文学史而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二、古代文学作品的整理选注工作。那时俞平伯先生正从事《红楼梦整理工作,具体成果即《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钱钟书先生正从事宋诗选注工作,具体成果是《宋诗选注》。余冠英先生继完成《诗经选》后,正从事汉魏六朝诗的选注工作,具体成果是《汉魏六朝诗选》。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于1958年出版,不久他又从事唐宋词的选注工作。 1954年那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后,俞先生更成为中外关注的人物。当时有一种传言,说是文学研究所不再允许俞先生研究《红楼梦》,所以让他转而研究诗词。我记得在文学研究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何其芳同志对此有所澄清,他说俞先生做唐宋词选注工作,是郑振铎先生在研究所成立时就提出来的。钱钟书先生选注宋诗,也是郑先生点的将,钱先生到研究所工作时,原也可进西方文学研究组,由于郑先生点将,于是到了古代组。(绍基按:外界传说的文学研究所内“争抢”钱先生事盖源于此。)何其芳同志还说:俞平伯先生对词深有研究,正如他对《红楼梦》深有研究一样,而且早有著名论著,两者都是他的专长,整理《红楼梦》和选注唐宋词都是发挥他的专长。那种传言既不符研究所安排俞先生工作的实际,也不符俞先生本人的实际。

我想,俞先生早年在大学开设“词课”,1924年就开始发表“说诗词的文章”(见《清真词释序》),三十年代出版《读词偶得》,四十年代出版《清真词释》,到五十年代末期选注唐宋词,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俞先生一生论词、释词和选词,那末,他在近现代词学研究上有哪些主要贡献呢?我想词学界自会有公论。我于词学是门外汉,自不敢妄评,但作为一个喜读俞先生论词著作的读者,作为后学,值此《俞平伯全集》出版之际,愿意谈一点粗浅的想法,就正于方家。

在我看来,俞先生在词学的“批评之学”方面,卓有功绩。学人都知道,词学发端于宋,清代大盛。这个世纪三十年代主编《词学季刊》的著名词学家龙沐勋曾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标举清代“词学成绩之彰彰”的五个方面: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和校勘之学。他认为还应另创声调之学、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其实,王国维写成于清末的《人间词话》正是清代词学中的“批评之学”的代表作。

俞平伯先生是很推重《人间词话》的,他曾在1926年把散见于《国粹学报》的六十多则《人间词话》文字录出,交由朴社印行。虽不完备,却是《人间词话》的第一个单行本。他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赞誉此书“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赞誉它的“境界”说,“隔”与“不隔”说。他尤推重王氏所说的“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他说:“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王氏这段话本是谈“诗人对宇宙人生”的关系,俞先生却是从评论者与被评论对象的关系来作阐发的,所以他后来形成了词学批评也是文艺鉴赏中的“由外向内”说。俞先生的“由外向内”说是同他的文艺创作的“由内及外”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也就使他的词学本体批评更加显得丰富和严密。

正因为俞先生坚持词的本体批评,他对于附会的“比兴说”,迂阔的“理法说”和刻板的考据,常常予以排斥,因为它们往往违背了创作规律,干扰着词的本体批评。《读词偶得》中常有此类精当见解,如说:“盖生活者,不过平凡之境,文章者,必须美妙之情也。以如彼美妙之文章,述如此平凡之生活,其间不得不有相当之距离者,势也。遇此等空白,欲以考证填之,事属甚难。”这是针对人们机械地用作家韦庄的生平来套他的作品而言的。又说:“或疑古代生活即使豪奢,未必用真珠作帘,堆金积玉,毋乃滥乎?此泥于写实之俗说,失却前人饰词遣藻之旨矣。其用意在唤起一高华之景……说为‘没有’,固与词意枘凿;说为‘必有’,亦属刻舟求剑也。”这是针对前人就李璟[浣溪沙]词中“手卷真珠上玉钩”发生的迂阔见解而言的。此外,《读词偶得》中还有多处批评张惠言、谭献等人附会的“比兴说”和枘凿的理法观。论者认为常州词派的比兴说影响深远,直到王国维《人间词话》出现,才突破这种“比兴说”。俞先生的论词著作又进一步旗帜鲜明地与词学批评中的牵强的“比兴说”划清了界限。在这点上说,俞先生的见解确实是《人间词话》以来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

与上述有关,俞平伯先生在词的“批评之学”上又提出了一个也是存在已久,被一些传统词学批评家习焉不察的问题,即词的批评与词的本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实也涉及后人评论与前人创作的关系问题。当然,在这方面,古人早有“以意逆志”的说法。俞先生对这说法未持异议,所以他还是重视探求作品的“本义”。但归纳他在一些论著中的见解,实际上,他认为作为批评和鉴赏的主体是很难完全“回到”被批评和被鉴赏的客体上去。他《略谈诗词的欣赏》一文中说:作者创作的过程“由内及外”,读者诵习的过程“由外而内”,“但经过一往一复,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点上”。所以他又说:“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亦可自己引申,即浮想联翩与作者的感想不同,固无碍其欣赏也。”俞先生还把读者的联想,认定是作品之得以永远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史家的基本任务是论定一个古代作品的历史价值,不免也就给人一种印象,某个作品或某些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纯是由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历史的美学价值)决定。但按照俞先生的观点,作品之所以永久流传,这里面还有别种因素,他说:“以彼此今昔联想不同,作品流传遂生生不已。”古人的作品已是历史陈迹,它们“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并不仅仅仗着它们的历史成就,还有后世读者欣赏主体这个因素。我记得在五十年代讨论李煜词的时候,一位教授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后,一群青年学生流亡道路,吟诵这首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使他们九转回肠,放声恸哭。这时,这首词的“本义”早已让位给“联想”了。当然,这种联想还是有着原词艺术形象的凭借。这也就是俞先生说的“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俞先生在这里用了“兴会”一语,这同通常说的“本义”是有差别的。“本义”尚且难以完全回归,“兴会”就更难了。

凡读俞先生的论词著作,他并不主张作批评、鉴赏时“跑野马”,他承认“有本义与引申之别”,也主张“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但他同时认为,这个“本义”是难以回归的,以意逆志,“庶几近之”,可以靠近,却不能回归。192l年,俞平伯先生写过一篇申述他的诗歌见解的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其中就说到。“作者虽竭力表现他底思想底径路,到了最明白通晓的地位,但终究不能使人皆知,即使人人皆知亦决不能人人和作者一般的全知。”这就是不能“回到原来的点上”的意思。他又说:“须知全不能与全能之间,并非空无所有,还有许多间隙的型——部分的了解、赏鉴,这实在比较全有与全无,这两端的事例,要重要得多。”这就是说,虽然不能回归,只能靠近,唯其如此,这个靠近比侈谈回归,重要得多。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俞先生从全局上谈论哲学的文章,但他的诗词批评见解中实际上关及哲学上的认识论。

俞平伯先生的论词著作最为人所知的是《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其实他的词学研

究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他在词的音律、格律与今人填词的制约与突破关系上是有独到见解的,他的《唐宋词选释》也是有特点的(他自己谦虚地说“稍有新意”)。无论是他的词论或选释,都显出他的深湛学识和功力。俞先生对前代著名词学家、词学著作是尊重的,也有借鉴。但他与前代词学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终坚持词的本体批评和强调主体认识。很使人感动的是,他在1979年写的《略谈诗词的欣赏》一文的开头第一句,就说到他的《唐宋词选释》,并说由“选注经过中的联想”,才写此文,而在文章的末尾,强调“读者此日之领会”,至于“笺注疏证亦可广见闻,备参考”。这里所说的“笺注疏证”,当然也包括他的《唐宋词选释》在内。按我的理解,这并不属通常的谦虚,而是同他一贯坚持的本体批评和主体认识紧密联系的。

我国的学术史上有一个不好的传统,人们总要把某些研究著作奉为不可违反的绝对经典,即以《诗经》研究来说,汉人的《毛传》长期流行,至唐代有《毛诗正义》,唐、宋时期明经取士,就必须以此为准。到了元代,理学成为官学后,科举考试时就要以朱熹的《诗集传》为准,有一年考试,一位考生据《毛传》作答,按例不予录取,试官之一的虞集冒着风险,主张录取,哪怕只授以儒官。学术史上的这个不好的传统,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述而不作”,在全局上无助于学术事业的推进,而且还会有负面作用。

俞先生从二十年代初就提倡、坚持词学批评中的主体认识,实际上相似于现在人们常说的西方现代阐释学批评,也即尊重读者对作品的多义理解,并由这种理解构成的审美境界。或谓清末常州派词学家谭献在《复堂诗话》中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已在词论上有突破。可惜的是,谭氏的此种观点经常同附会的“比兴说”捆在一起,乃至成为传统诗教的辩护词。而尊重读者主体认识的近现代阐释型文学批评却是建筑在文学本体论基础上的。

俞先生的关于词的批评见解,已经越出了词学范围,涉及文艺批评的全局。正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已经越出词学批评,实际上表达他的文艺批评论一样。但它们确又是词学中的“批评之学”。

总之,俞先生的“由外而内”说,探求“本义”只能“近之”而不能回归说,诗词作品生生不已流传也有赖于读者主体的“引申”或“联想”说,尊重批评者主体认识的阐释论,等等,正是继王国维《人间词话》后在词学的“批评之学”上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再从俞先生以上这些重要观点发端于二十年代这个历史事实来考察,那末,在词学的“批评之学”方面,他正是王国维以后的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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