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

  俞平伯的诗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我将于论新诗时论他。至于他的小品散文,则周作人氏称之为“近来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的散文作品已成为单行本者有《杂拌儿》、《燕知草》,又有与叶绍钧合作的《剑鞘》。他的文字的特点,据周氏说就是直承明末小品文的系统。周氏尝以“集团”、“个人”两时期表示文学的变迁,又尝把三千年文学分为循环出现的“言志”、“载道”两派。载道派属于集团,言志派则属于个人。言志派必在王纲解组,君师势力衰歇的时代方得发展。所以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有着真的言志文学。明代公安、竟陵一路的文字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他们所作以小品为多。小品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其位置处于个人文学之尖端。是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的东西。(参看周氏《中国新文学源流》,《近代散文钞》新旧两序)

  现在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明末小品文字的系统发展。所以周氏又在《陶庵梦忆序》中说:“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如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代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的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又《杂拌儿跋》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以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他说俞平伯和废名的文字像竟陵派的清涩,而其情趣则又似明末诸子。

  关于前一点,周氏于讲主张抒写性灵的公安派之余,又说道;“不过公安派后来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文章都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个水池,污浊了当然不行,但如其清得一眼能看到池里,水草和鱼类一齐可以看清,也觉得没有意思。于是竟陵派又加以补救。竟陵派主要人物为钟惺、谭元春,他们的文章很怪,里面有许多奇僻的词句,但其奇僻绝不在摹仿左、马,而任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乱作的。其中有许多很好玩,有些则很难看得懂。”他又说:“胡适之,冰心,徐志摩很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个水晶球样,虽然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味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俞平伯有一篇《梦游》是用文言写的,脱稿之后不署姓名叫朋友们去猜,他们猜是明人做的,至迟也在清初。其白话文字也如他评张岱的文字,“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又如周作人《燕知草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

  关于后一点,则朱自清曾说:“近来有人和我论平伯,说他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代的流行话大约可以说‘以趣味为主’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他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哪篇文字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燕知草序跋》)又,周作人也说,平伯的雅致与明末人士相近。

  按明末人士轻视传统思想,挣脱礼教束缚,其性格大致豪迈清狂,风流放诞,甚有流于古怪偏僻不可向迩者:如张岱《文秕五异人传》,张山来《虞初新志》所记人物,颇有魏晋名士和希腊犬儒派精神。其生活则主张“情趣主义”,兴之所在,立即见诸行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住。甚至有人将他全部生命牺牲在兴趣上面的,好像徐霞客肩荷一袱被,手挟一油伞,遨游国内名山大川30余年,远至粤西滇贵,饥渴寒暑,盗贼虎狼,及其他困难均不足稍沮其气。尝因友人一言之激,登雁宕绝顶与麋鹿为群三昼夜;以一念好奇,西行万里,求黄河之源。这样奇人奇事实为以前历史所无,也就是明末人士精神之所在。

  又,他们对于生活能仔细地欣赏,享受。有周作人所说“好事家”态度。读张岱《陶庵梦忆》,刘侗《帝京景物略》,李渔《笠翁偶集》及《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均可觇其一斑。俞平伯《梦忆跋》谓张岱“其人更生长华腆,终篇著一毫寒俭不得,然彼虽放恣,而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所谓‘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这就是生活享乐法的具体解释。

  相传平伯赴美留学,到数日即归,朋友挽留不住,其兴到即来,兴尽即返,与山阴访戴故事相仿佛,性格之脱落不羁可以想见。又,平伯为俞曲园孙,家世甚旧。诗集忆所述童年琐事,富有细腻温丽风光!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人当然能将生活加以艺术化。他的趣味与明末人士暗合,就不算什么奇事了。

  《燕知草》有许多文字情趣逼似明人,如《春晨》、《绯桃下的轻阴》、《西

泠桥上卖甘蔗》、《眠月》、《雪晚归船》、《打桔子》、《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作者文字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注重细致绵密的描写。第二时期则文句较为单纯,表现一种素朴的趣味。朱自清说:“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平伯有描写的才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于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工细,光润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于不伦,像是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燕知草序》)

  作者之诗喜谈哲学,作散文此癖亦不能改。朱自清谓其“夹叙夹议的体制,却没有坠入理障里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其实也是抒情的一法。”但我以为这还是作者失败的地方,《湖楼小撷》写风景大谈其佛理,和同异之理,实觉令人头痛。朱自清的小品散文有《背影》、《踪迹》(一部分为新诗)及《欧游杂记》等。朱氏与俞平伯为好友,文体亦颇相类,盖同出周作人之门而加以变化者也。但俞氏虽无周广博之学问与深湛之思想,而曾研哲学,又耽释典,虽以不善表现之故有深入深出之讥,而说话时自然含有一种深度。至于朱氏则学殖似较俞氏为逊,故其文字表面虽华瞻,而内容殊嫌空洞。俞似橄榄,入口虽涩,而有回甘;朱则如水蜜桃,香甜可喜,而无余味。俞、朱笔法都是细腻一路。但俞较绵密而有时不免重滞,朱较流畅有时亦病其轻浮。俞似旧家子弟,虽有些讨厌的架子,而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朱似乡间孩子初入城市,接于耳目,尽觉新奇,遂不免憨态可掬。这话或者有些唐突我们的作家吧。但看下面这一节文字,我又觉得这样批评不算过分了。

  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泉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的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

  这段文字真是风流跌宕,诗意茏葱。尤其那活泼轻灵的笔调好像并不吃力,要摹仿时半句也难。在新文学中这样不落窠臼的“女性美”描写,果然少有。但你知道他描写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原来仅仅是友人家里的一个青年佣妇。我并不说佣妇中没有美人,也不敢限制作家描写的自由。但总觉得作家说话应当有点分寸。一个佣妇用了这样美丽的形容词去形容,真的见了西子、王嫱又当说什么话呢?作者与俞平伯共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把那“一沟臭水”点染得像意大利威尼斯一样,我已嫌其“描写力”之滥用;但那是夜间所游,所见景物本不明确,作家以想象力加以改造尚无不可,至于人物也要“化腐臭为神奇”,那就不大妥当了。总之作者见闻过于偏狭,而描写才力有余,不择对象而乱用,所以如此。又他对于生活感觉得很美满,只有赞颂,永无诅咒,表现于文字者遂亦觉太甜,甜得至于令人腻。

  其写自然风景则颇多禣E丽委婉,性灵流露之处。如《荷塘月色》之一段: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铃上奏着的名曲。

  《温州的踪迹》记马孟容海棠横幅,笔致之细致秀媚,也如画中的花一般,“妩媚而嫣润”,“红艳欲流”。

  但我们要知道作者风格也和俞平伯似的,显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如工笔花卉,设色鲜活而究觉板滞。第二期则是写意笔法了。像《旅行杂记》与《温州的踪迹》作风便不相同。

  作者有些文字颇有稚气,像《仙岩梅雨潭的绿》一段;“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过你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便是最可厌的滥调。新学为文者每易蹈此而不自觉。所以成为近人所讥笑的洋八股,特为拈出,以便知所警戒。

  叶绍钧为五四后有名之小说家。散文有与俞平伯著的《剑鞘》和《脚步集》。前者多写抒情,后者则多杂感和短篇小说体的散文。

  作者散文的好处第一是每写一事,刻画入微,思想深曲沉着,有鞭辟入里之妙。试引《回过头来》一节:

  低头做功课也只是微薄的强制力,勉强支持着罢了。

  这可以把乐器的弦线来比喻:韧强的弦线找不到,固然可以把粗松一点的蹩脚货来凑数,从外貌,这乐器是张着整齐的弦线,偶一挥指,也能够发出卜东的声音。但是这粗松的弦线经不起弹拨的,只要你多弹一会或者用力量一点,它就拍地断了。当然的,你能够把它重行续上;然而隔不到一歇,它又拍地断了!断是常,不断是变;不能弹是常,能弹是变;这蹩脚的弦线还要得么?可怜我仅有这蹩脚的弦线,这微薄的强制力,所以“神思不属是常”,而“心神倾注是变”了。

  形容不能潜心之苦,何等深细,而譬况又何其恰当巧妙。第二,他因为气力充足之故,常能不借“比喻”、“形容词”的帮助而为正面的描写。描写借助于“比喻”原是文学上少不得的办法,但真正上乘文字则自能以白描见长。如《老残游记》听白妞说书一段文字是有目共赏的了。但胡适说它不如齐河县看黄河打冰的一段。俞平伯、朱自清的描写好用比喻,徐志摩更多,甚至近于铺排。而叶氏独能摆脱这种习惯,“白战不许持寸铁”,哪得不令人拜倒!

  《回过头来》记福州某校篮球比赛,描写球员跳掷奔驰的姿势,曲折自如,淋漓顿挫,真公孙大娘舞剑手段!

  叶绍钧与俞、朱亦属至契,所以无形中有些受他们的影响。像《脚步集》里的《读书》、《双双的脚步》、《与佩弦》、《国故研究者》、《怎么能……》颇有《杂拌儿》风味。但以著者私见而论:这实是叶氏失败之着。叶氏自己的文字,结构谨严,针缕绵密,无一懈笔,无一冗词,沉着痛快,惬心贵当,既不是旧有白话文的调子,也不是欧化文学的调子,却是一种特创的风格,一见便知道是由一个斫轮老手笔下写出来的。这实在是散文中最高的典型,创作最正当的轨范,岂惟俞平伯万不及他,新文坛尚少敌手呢——周作人虽为小品散文之王,但其所长在思想不在艺术——若他舍自己之所长而学他人之所短,那真不啻下乔木而入幽谷了。我希望他以后不再如此。

  丰子恺是一个艺术家,以漫画出名。关于艺术文字甚多,散文则有《缘缘堂随笔》。丰氏乃叶绍钧之友,与俞、朱大约也相识。其作风虽不能强说与俞平伯一路,但趣味则相似。所谓趣味即周作人之“隐逸风”及俞平伯“明末名士的情调”,我们又不妨合此二者以日本夏目漱石的东方人“有余裕”、“非迫切人生”、“低徊趣味”来解释。

  漱石《草枕》解释东方趣味说,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生活,他以为“如果在20世纪睡眠是必要的话,那么在20世纪,这出世间的诗味是很要紧的。在这些诗里我们寻着了别的乾坤,那就是在令人疲倦的轮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义之外,寻着了一个忘却一切,酣然入梦的乾坤。”

  丰氏说他的心为四事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他说:“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里,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种事物的时候,总要牵动无数的线,带出无数的别的事物来,使得本体不能孤独地明晰地显现在我的眼里,因之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把这世网剪破,真相便显露。艺术宗教,便是剪破世网的“剪刀”。怎样剪法呢?他教人“对于世间的麦浪,不要想起是面包的原料;对于盘中的桔子,不要想起是解渴的水果;对于路上的乞丐,不要想起是讨钱的穷人;对于目前的风景不要想起是某镇某村的郊野。”这就将网剪破了。其人便能“常常开心而赞美”了。这类思想在现代批评家看来,也许要加以什么“反革命”、“落伍”等等攻击,但弓弦张而不弛便不免繃断,人类心灵永远充满战斗思想也不免苦闷难堪。在这十分紧张的工业时代和革命潮流汹涌的现代中国,搏斗之余,享乐暂时的余裕生活,也是情理所许的事,不过沉溺其中不肯出来,成为古代真的避世者风度,却是要不得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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