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 品德万人钦

“文章千古事,品德万人钦”,这本是蔡仪、乔象钟两位先生哀悼俞平伯先生的挽联,用以说明俞平伯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以及高贵的道德品质,恰当之至。这也能充分地表达我对俞平伯先生的怀念之情。因之,我虽然没有获得他们二位的同意,也就冒昧地迳自移来,当作这篇怀念文章的标题了。

俞平伯先生,我们一向习惯于亲切地,尊敬地称他为“平老”。

我认识平老,是在三十五年之前。

在这之前,我只是耳闻他的大名,而一直没有见过面。

上中学的时候,读到过他的一首诗和一篇散文。诗叫什么题目,以及诗的内容说了些什么,我早已忘光。唯独其中的四句(“我微细得尘土一样,在你的脚底下踩着,到你脚跟沾有尘土的时光,我便有福了”)却被我当作情诗牢牢地记住了。散文就是那篇著名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和朱自清先生两人各写了一篇题目全同的游记,那优美的文笔,深远的意境,一读之下便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到了大学里,接触到他的《读词偶得》和《红楼梦研究》,进一步知道了他不仅是创作家,还是批评家和学者。

1954年,他忽然变成了“胡适派”。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报纸、杂志,甚至课堂上,都对他进行着言词激烈的批评。

从进文学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我就想见见这位名人。上班以后,恰巧我又和王佩璋同志同在一间办公室。我看到她的办公桌旁堆着两摞纸,几乎和桌子一般高。问明了,方知道是平老校订的《红楼梦》的书稿,以及她所写下的校勘记。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想见见这位辛勤劳动的学者的愿望显得更迫切了。那时,研究所设在西郊北京大学,而平老住在城里,平是不来所上班,只有开会才能有见一次面的机会。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5年秋冬之际的一天。那天,大约是全所开会。没有想到,第一次见面就认错了人。

那时,平老家在老君堂,王伯老(王伯祥先生)住在小雅宝胡同,离得很近。有事或开会,往往一辆小汽车就把他们二位同时接来了。

我正在图书馆还书。只听楼梯响,上来了两位老人。他们背对着出纳室,向走廊另一头开会的房间走去,一边走,一边交谈着。一个身材稍高,一个略矮。一个声音洪亮,略带苏州口音,一个出语吐字急促,有些口吃的样子。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当时揣度前者是平老。

等到我还完书,赶到会场上,才发现竟错把王伯老当成平老了。

我刚进文学研究所的时候,和平老分属于两个研究组。我在中国文学史研究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组。过了没多久,这两个组合并了,改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简称古代组)。我和平老同属一个组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多了。那时,我担任古代组的秘书,常有业务方面的事,同他联系。

在研究所,我第一次接受的工作任务,是跟随何其芳先生等四位,集体研究《红楼梦}。我起先分工的题目则是关于《红楼梦》续书的研究。后来,又和邓绍基同志共同探讨《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

由于《红楼梦》的媒介,我和平老的联系,更紧密了。每一见面,总有三四个关于《红楼梦》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向他讨教。例如,“高乐”一词是什么意思,除了第二回,其他回有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薛蟠的表字,究竟应该是文起,还是文龙?等等。平老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所提的问题都给予了热情的令我们满意的解答。

平老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王佩璋同志写完校勘记之后,发现还缺少一道工序:统一全书的异体字(例如把“狠”改成“很”,把“彀”或“勾”改成“够”之类)。校订工作前后延续数年之久,这时他和她都已产生了疲惫的感觉,再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完成这最后的加工活了。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何其芳先生(他兼任我们的组长)作了反映,并且建议请一两个年轻同志进行帮助。于是,任务落到了邓绍基同志和我的身上。

我们都愿意为老专家做点力所能及的琐事。更何况这样做无异于细读了一遍《红楼梦》全书,多了一次钻研和深入思考问题的机会。在我们看来,这不算额外的负担。平老也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信任,放开手让我们干。在工作上,这是我和平老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至今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据我所知,平老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确实可以用“热爱”二字来说明。他一再说过,要不是新中国,新社会,他的《红楼梦辨》不可能修改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印行。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时,他还说过,“我早年就有整理《红楼梦》的意图,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够完成我的夙愿,这是首先应当感谢和欣幸的。”这都是平老的肺腑之言。

万万想不到,在“文革”中,他的这种朴素的感情竟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甚至加以愚弄。

当时流传着一首歌,头一句叫“长江滚滚…”。宣传队规定每个人都要学,都要唱。那几个月几乎是天天唱。要一位年届古稀的白发老叟当众大声唱歌是多么的困难。随大流,张嘴哼哼,也许勉强可以充数。而平老凭着坚强的意志居然从头至尾学会了这首歌。他用唱昆曲的方式唱歌。一边唱,一边用手轻叩桌面打拍子。他唱得很认真,尽管拖着苏州腔,尤其突出的是开头那个“长”字。

平老是一位性情率真的老人。在小组里的同志们的鼓动下,他在会上唱了两次。然后,大家又怂恿他到全连(也就是全所)会上去唱。唱完了,掌声如雷。他的热情使在场的大多数人受到了感染。连宣传队也鼓了掌。在他们主持的会上连唱了几天。

然而,几天以后,宣传队翻了脸。这件事竟变成了“新动向”,被他们抓住,当作典型。平老挨了批,资产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以及“反扑”等等,什么都说上了。平老终究经过风雨,仍是坦然自若的样子。倒是为他喝过采的同志却不免在心里多了几分苦涩。

平老平时很随和,但对工作却很严肃认真。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常要填写三种表格,研究项目的计划表,每月工作进度表,还有每年工作小结表。平老每次填表,都很详细,一丝不苟,字也写得清晰、整齐。常常是不等我去取,就付邮寄来了。

平老也很关心所内年轻同志的成长。接待的时候,恳切而又热情。六十年代初,有一次,邓绍基同志和我去拜访他。谈话中,我们说到,组内一些年轻同志准备请几位老专家讲解古典诗词,帮助我们提高艺术欣赏水平和分析能力。平老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主动提出,为我们开设“杜诗讲座”,每月一两次,地点就安排在他的家里。可惜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几个人没有去听平老讲课,白白地辜负了平老提携后辈的好意。

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上,平老也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努力着。1954年以后,虽然承受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他却没有消沉下去。他照旧勤奋地工作着。书一直在看,笔也没有停过。虽说他的《红楼梦》研究受到了批评,他仍坚持着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和《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两部书。

1956年,他接受了所里的安排,和王伯老、力扬先生组成三人小组,研究李白。一两年内,他们成绩斐然。平老先后写出了《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 <蜀道难>说》、《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李白<清平调三章>的解释》、《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王伯老写出了一本《李白年谱》,力扬先生也写出了论文。

那几年,除了李白,平老还致力于唐宋词的研究。他编选、注释了一部《唐宋词选》,撰写了前言。他写出了《读周邦彦词札记》、《周邦彦词<红林檎近>》、《辨旧说周邦彦<兰陵王>词的一些曲解》等论文。此外,他还发表了有关宋玉、敦煌曲子词、《梦溪笔谈》的文章。

六十年代初,他又转入《红楼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不料其中那篇“十二钗”的论文又受到了指摘和攻击。迫于当时的形势,他的《红楼梦》研究戛然而止。他的最后一篇有分量的论文,题目叫作《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文末注明。“1964年十月八日北京”。定了稿而没有能够发表,正反映了他那时的处境。

1956年到1964年,平老至少写出了十八篇论文(公开发表了十七篇),完成了三部书(正式出版了两部)。这还不包括一些发表在报刊上的小文章,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平老对待学术研究工作是如何的执着。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的支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不可能取得这些洋洋大观的成绩。

世上有些事,当初也许觉得寻常而又平淡,不甚在意,谁知多少年以后,回头一想,竟会从中品尝出新鲜的滋味来。

从五十年代起,平老就是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平老的传记里,这是少不了的一笔。但是,谁能想到,这样一句看似枯燥的记载,又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甚至客观地说,对于平老的学术生命又是何等的重要。

当我回忆平老往事之时,脑海里往往闪现着何其芳先生的影子。在我的印象里,平老的名字有时是不可分地和何其芳先生联系在一起的。

何其芳先生对我说起过,平老是他的老师,在大学里听过平老的课。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遇到艺术欣赏方面的问题,要常向平老请教和学习。我感觉得出,他对平老是相当尊重的。

于是,很多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

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很多,但一级研究员只有三位。除了钱钟书先生和何其芳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平老,都在我们古代组。而这是1956年至1957年之间确定下来的,以后没有变动过,也没有增添过。

评定职称和工资级别的时间,离1954年“批判”之日并不算远。平老,作为那场“批判”运动的重点对象,挨受了那么严重的火力攻击,如果身在其他的工作单位,他还能不能荣受这样的待遇,殊堪怀疑。我不能不佩服何其芳先生的胆力。

1957年,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要作一篇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事先,报告的征求意见稿送到了何其芳先生手里。他提起笔,加上了几句,大意是:有人说俞平伯先生垄断资料,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原来在1954年前后,平老曾写过一封信给某图书馆,指出该馆收藏的某部《红楼梦》抄本有珍贵的价值,应作为特殊的善本对待,细心爱护,不宜随意出借,以防损坏云云。这原是从爱护祖国文物的心理出发的,本无丝毫的恶意。孰料被外单位的一位编辑同志探知后,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添枝接叶,大肆渲染,扣上,“垄断资料”的大帽子,对平老开了一炮。

陆定一同志接受了何其芳先生的意见。报告后来正式发表了,何其芳先生添加的一段话赫然在内,替当时处于困难境地的平老作了重要的辩白。

前面已经说过,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平老发表了不少的学术研究论文。不妨看一看它们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据我粗略的统计, 《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三篇,《文学评论》三篇,《文学研究集刊》一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学遗产》的前身)六篇,《文学遗产增刊》一篇,《新建设》一篇,《中华文史论丛》二篇,共十七篇。其中,《中华文史论丛》出版于上海,《新建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主办的刊物,此外,全是由何其芳先生任主编,或由文学研究所主办、领导的刊物。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没有何其芳先生的创议、推荐或催促,在这些刊物上公开发表署名俞平伯的学术研究论文是不可能那么顺利、那么连续的。

特别是《<蜀道难>说》一文的发表,具有某种典型性。它和何其芳先生的《论红楼梦》 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的同一期上。《论红楼梦》是何其芳先生的扛鼎之作,字数多,内容丰富、深刻,对学术界起过重大的影响。它完全有资格占据该期第一篇的位置。但,出人意料,它仅仅名列第二;首篇却是平老的《<蜀道难>说》。我体会到,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何其芳先生的谦虚,以及他对平老的尊重,甚至于还包含着一层深意:替平老恢复名誉。

平老的《唐宋词选》的出版,更是费尽了周折。这部书稿完成后,虽有何其芳先生的推荐,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原因是众所共知的编选者署上了遐迩闻名的“俞平伯”三个字。何其芳先生派人和出版社交涉,并以文学研究所的名义写了公函,还亲自打了电话,再三说明;平老在词学上有极高的造诣,他的这部书,选目有特色,注释精辟,在同类书中属于上乘之作。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否作为一家之言只在内部印行?这样总算获得了出版社的首肯。

后来,书印出来了。只有极少数的读者见到了它。到了“文革”期间,由于所谓批判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需要,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每人领到一册。素色的封面,除了书名之外,只是一片淡淡的粗糙的灰绿色。大家还很少看到这样印制、装帧的学术著作。翻阅之后,使不少人感到惊诧的是,这贫寒的封面竟掩饰不住全书内容的富饶。

到了八十年代,平老的这部《唐宋词选》不知感动了谁,终于在沉埋二十余载之后,拭去了它所蒙受的厚厚的一层尘土,被批准公开出版,正式向广大读者亮相露面了。但因有另一部同名的《唐宋词选》出版在前,它不得不在书名上添加了一个“释”字,以示区别。这时,为它的出版而呼吁、奔走过的何其芳先生却早已离开了人世。我想。如果他九泉有知,恐怕也会和平老一样地感受到喜悦吧?

几年前,在悼念何其芳先生的时候,我曾跟一位朋友私下里议论过这些事。我问,假如 平老不是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而是在其他的单位上班,或在大学里教书,那几年他的日子能好过吗?假如平老碰上的不是何其芳先生这样的好领导,他还能心情舒畅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吗?他还能向社会、向读者源源不竭地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吗?朋友听了我的话,只回答了一句:这真是平老不幸中的大幸!

古人有“如鱼得水”的譬喻。这在平老和何其芳先生的关系上,在平老和文学研究所的关系上,似乎也可以适用。一个安定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无论对于青年的、中年的或是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平老的家,从老君堂搬到了建外,又从建外搬到了南沙沟。我也搬了家。我们一西一东,路远了,来往也少了。

但在这期间,有几件事,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1979年,我们创办了一个刊物《红楼梦研究集刊》。事先,我去征求平老的意见,他表示赞成。我又小心地问,能不能为我们的创刊号写一篇论文?平老说,身体不好,不能写了。但他立刻取出那篇旧稿《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交给我们,说:这篇还没有发表过,你们拿去看看,就算是对你们的支持吧。

平老的这篇论文在《集刊》第一辑发表后,在学术界赢得了好评。事后,编委会在小结工作时,也认为第一辑能组到平老的文稿是一大胜利。

不久,《集刊》准备聘请几位老专家担任编委会的顾问,有平老在内。我为此去当面征求平老的意见。平老问了一下详细的名单,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他还对我说。这可是破了例,在这之前,我已拒绝了旁人的邀请。

平老的有力的支持,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个刊物终于连续着出了十四辑。如有可能,我们还想继续出下去。

1983年前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到北京来开会。听到他们出版朱自清、郑振铎等人的专著的消息,我向他建议,“文学所有些老专家也可以出专著,何不试试?’我特别提到了平老。我说,“平老1954年以后的一些《红楼梦》论文还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再版过。你们如果能出,将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以平老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同意我的看法,并且立刻亲自登门拜访平老,洽谈出书的事。

我满以为这事有成功的把握。后来突然听说,遭到了平老的拒绝。原因却说不清。出版社的同志托我想办法疏通一下。我当时忙于别的事情,就请所内的另一位同志去探询平老的意思。他回来说,平老还是不愿意,没有能听到更多的解释。出书的提议因之延搁下来了。

到了1986年一月,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在讲话中宣布,“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文学评论》19862)平老出席了纪念会,接受了献花,还宣读了两篇短文。

我想,这大概可以为平老专著的出版创造了条件吧。果然,两年以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一部厚达一千一百多页的煌煌巨著,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眼看着自己的提议变成了事实,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1986年一月,我在《质变:从“旧红学”到“新红学”》(《文学评论》1986年第二期。)一文中,谈论了平老在红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功绩。其事恍然如在昨日。今天却又提笔来写悼念平老的文章。相隔不足五年,时光流逝之快,人事变化之大,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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