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浅而意深 言近而指远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两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果实的老前辈。他不但是著名的现代白话诗人、散文家和“红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古典诗词专家。俞先生是前清大学者俞樾(曲园)的曾孙,自幼承受家学。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又先后得到国学名家黄侃、词曲大师吴梅等人精心指导,沉思翰藻,洞晓音律,遂在古典诗、词、曲等领域皆成为行家。他创作过大量当行本色的旧体诗词,深知个中甘苦。与此同时,他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词曲一科的教学,并不断发表研究古代诗歌史的成果。以旧体诗词作家的身份来进行古代诗歌的教学与研究,自然别有会心,较之一般的研治古诗者,所发表的见解更为切实可靠。俞先生在古代诗歌研究上兴趣很广泛,涉猎范围宽,从他现存的有关著作来看,上起《诗经》、《楚辞》,中经汉魏风诗、唐宋诗词、元曲,直至清代、近代诗词,几乎贯通了一部中国诗史。他在这个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历史也是十分久远的。如果从二十年代初撰写第一批《诗经》研究论文《读诗札记》和宋词赏析稿《葺芷缭衡室札记》算起,到现在为止,他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六十多个春秋了。六十多年来,俞先生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谈诗词曲的文章,并出版过几种诗词赏析小册子和选本。这些文字中的大部分,已辑为五十余万言的《论诗词曲杂著》一书,一九八三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加上前几年正式出版的二十余万言的《唐宋词选释》,俞先生已经整理结集的古代诗歌研究著作共有七十多万言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广大后继者来说,这是一笔颇有份量的财富。尽管作者在《论诗词曲杂著》的题辞中谦称:“卮言漫与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但是一经研读即可发现,在这些著作中,埋藏着许多璀灿的珍宝。本文即以《论诗词曲杂著》和《唐宋词选释》二书为主要依据,对俞先生在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的理论主张和成果略加评介 (古典诗歌本应包括散曲在内。《论诗词曲杂著》也收有十来篇论曲之文;但这些文章大都是对杂剧或传奇《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进行评论欣赏的。依照惯例,这些作品主要地是属于戏曲研究的范围。因而拙文对这一组论曲之文只好略而不论,而专以谈诗词的文字作为评介对象。)

通观俞先生论诗词的文章或书籍,我们会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即它们大多数都是诠释章句或赏析具体作品的。这些文章或书籍,既不同于一般系统而规整的长篇学术论著,也不同于那些完全依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写就的启蒙读物或普及文章。它们看似一篇篇随意漫谈的文字,却善于借此发挥笔者自己平素的研究成果,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独特风格,对古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有深刻的阐发,对前人的成说有所补充或纠正。它们还往往通过对一篇篇作品的分析,使人看到了文学史的概貌,并了解到文学史上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象俞先生这样的谈诗论词之文,理所当然地属于优秀的研究著作之林。

俞先生在古代诗歌研究中之所以高度重视和热心从事诠释章句、解析作品的工作,是有其充分的理论根据的。他一向对那种忽视研究古典文学的必要程序和基本功而大发空疏之论的学风深致不满。早在他从事古诗研究的初年,他就举《诗经》为例,说明诠释疏解之类的工作对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决定意义道:“夫文义不明而高谈大义者,妄人也。故治《诗》当先从训故入手。先祛成见,继通文义,则大义不说而亦通矣。”(《读诗札记》之十一:《谷风故训浅释》,见《沦诗词曲杂著》。下文提及或引证的俞先生之文,除另外加注者外,皆见于此书,不再一一说明了。)因此,俞先生对古代诗歌作品总是不惮烦难,从诠释、训故等最基本的工夫做起,“先祛成见,继通文义”,直至通其“大义”,发掘出其思想艺术价值。他的许多诗词赏析文章或选本,都是闲闲起笔,娓娓而谈,没有发表什么崇论宏议,却从对最基本的字、词、句、篇的注释考辨入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近及远,引人入胜,在解说与分析中,或发前人所未发,或纠前人之谬,揭示出作品的妙谛,并通过一篇篇代表作品的解剖最终让人掌握了一个作家、一种诗体甚而一代文学的概况。俞先生解说汉乐府《羽林郎》、长诗《孔雀东南飞》、李白杜甫诗以及温庭筠、周邦彦、史达祖词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典范。他曾在一篇题为《论作曲》的文章中提出,诗词曲作品要能打动一般的读者,就应该做到“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指远”。如果用这话来概括俞先生自己的古代诗歌研究著作的特色与优点,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

一般地说,那些停留于文学欣赏阶段的普及性文章,常常不免有作者个人的偏爱。那些文章的作者,可以在选择和评析作品时喜爱某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某些题材和体裁,而疏远甚至嫌弃别种内容、别种情调的作品。然而文学研究与批评则必须防止以鉴赏代替一切,要求排除个人的好恶,做到完全公正,严格掌握批评原则与批评标准。俞先生的诠释、赏析之作在选择和取舍作品时,就具有冷静的头脑,有一套持之有故的原则与标准。这些原则与标准,是俞先生在“五四”新潮流中开始形成的。

俞先生是“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进步文学家。他曾参加“文学研究会”等几个作家团体,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就悬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标准,这就是平民性和普遍性。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应是“把人生普遍的情感,而自己所曾体验的,明明白白,委委婉婉,在笔尖下写出来”,从而使诗歌“人人了解,人人感动”;“即不能遍于人人,也必是大多数识文字的人”。他反对“专以解剖刻画为能事,或借艰深文其浅陋”的作品。在这篇专论中,俞先生继承和发展了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首倡的诗人以写“常人之境界”为贵的理论,明确地指出:“诗人底伟大,并不在他心境底陆离光怪,是在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说不出的话(黑点系原文所有)

这种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强调反映人生普遍情感,主张通俗明白以使人人喜闻乐见的批评标准,一直贯穿在他几十年的诗歌研究与赏析中。从他论诗词曲文集和诗词选本的篇目可以看出,他所选取来作为解剖样品的作品,几乎都是各个时代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脍炙人口之作。比如他释《诗经》的十七篇文章,选的全是十五国风中表现人生普遍情感的佳作。对汉魏六朝诗,他选析的是世所推重的《古诗十九首》、乐府《羽林郎》以及长诗《孔雀东南飞》。对杜甫诗,他选取了现实性最高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

在古代诗歌批评标准上,最充分地体现了俞平伯先生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公正态度的,莫过于《唐宋词选释》一书。该书摒除个人的偏嗜,其选目和作品份量大致能客观地反映词史的真实面貌,集中地表现出俞先生冷静的学术头脑。大家知道,在宋代词人中,俞先生最喜欢的是传统婉约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从在北京大学受业时按黄季刚先生的指点研读《清真词》算起,俞先生喜爱周邦彦其人其词足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他发表过的论诗词文章中,以论《清真词》者为最多。解放前他出版过赏析专集《清真词释》。直至一九八三年,八十多岁高龄的俞先生还在《文史知识》杂志上发表谈《清真词》的文章(参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俞先生文:《白石<秋宵吟><清真词>之关系》)。但俞先生在面对整个词史时,却没有被个人的艺术情趣蒙住眼睛。他曾恰如其份地批评周邦彦道:“周词有缺点,如思想性不高,词藻太多,反映当时现实较少等等;但北宋的词本多为歌唱而作,一般地说,词家都是那样的,亦不能独责清真”(《周邦彦词<红林檎近>)。基于这种对周邦彦的清醒认识,俞先生在确定《唐宋词选释》一书选目时,只精选了清真词九首: 而对于较为广阔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东坡词和稼轩词则分别选了十九首和十七首之多。凡此等等,既坚持了进步的美学标准和文学批评原则,又充分注意了代表性,体现出古代诗歌史(包括词史)的真实面貌。这样,就使得俞先生这类独特的研究著作增强了科学性,而比一般畸轻畸重的赏析之文和选本高出一筹。

最为可贵的是,解放以后,俞平伯先生在新形势下学习了马列主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将自己在诗歌批评上朴素的平民理沦,改造和上升到强调社会内容、主张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新高度。他明确地提出了应以是否真实、深刻而广阔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作为评价古代诗歌思想内容的原则。他具体而生动地阐述这个原则及其理论根据道:

毫无疑问,文艺应当向着深处前进,这是它的主要方向;却不仅仅如此, 另一方面是广。 “深”下必深奥,而是思想性或艺术性高。“广”不必数量多, 而是反映面大。如从来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别。所谓“大家”者,广而且深;所谓“名家”者,深而欠广。一个好比蟠结千里的大山,一个好比峭拔千寻的奇峰。在人们的感觉上,或者奇峰更高一些;若依海平实测,则大山的主峰,其高度每远出奇峰之上。以突起而见高,不过是我们主观上的错觉罢了。(《唐宋词选释·前言》)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到,俞先生在古典诗歌批评上的“广而且深”的原则有三条具体标准:一、思想性强;二、反映面广;三、艺术性高。这是一种大致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的诗歌批评标准。通过阅读俞先生评论《诗经》、屈赋、汉乐府、李杜诗、唐宋词等优秀作品的那些论文及其唐宋词选本,我们就可以具体地感受到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贯彻这些正确的批评标准的。

俞先生如此重视诗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这是否意味着他看轻艺术性呢?不是的。俞先生向来鄙弃艺术上低劣的标语口号式作品。在解放初期发表的一篇论乐府诗的文章《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艺术技巧》中,他曾提出:“教条式、标语口号式的文字感召力亦很差,究竟得不到什么效果。”他主张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并认为二者是不能机械地、生硬地划分开的。他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等思想性既强、艺术性又高的作品进行解剖之后,辩证地指出:“我们谈到文学,说或作的时候,形式技巧,内容主题自不能不分别言之。实际上,内外是浑然一体不能分拆的。……思想跟技巧哪个重要,是很难说的。思想重于技巧,虽似合理,但无技巧,思想失其所凭依。技巧跟思想既不可分,我们实亦不能说思想重于技巧也。”(《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艺术技巧》)基于这样的认识,俞先生的研究论文和赏析文章总是把主要篇幅放在艺术分析上。他往往通过详博的引证和仔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优秀作品是如何通过高妙的艺术手段来成功地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在极左思潮泛滥的过去若干年里,我们的文学研究与评论流于贴政治标签、划阶级界线,重思想、轻艺术、甚至无视艺术,用庸俗社会学和思想大批判来代替对文学本身的探讨。在那样一种不正常的形势下,俞先生却能不媚时,不随俗,在重视思想内容的前提下,长期坚持把诗词作为诗词来研究,努力探索这门独特的语言艺术本身的性质和规律。这种科学态度和学术勇气,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古代诗歌研究中;还有一个长期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资料考证与批评赏鉴二者之间的关系。考证与批评,本是研究工作中相待而成的两个必要环节。从事古代诗歌的批评与赏鉴工作,必须有坚实的材料基础。没有经过辨别整理的可靠材料,赏析批评时所作的结论就没有科学依据,也就无从谈起真实性、可靠性及其利用价值。但是考证不是终极目的,它只属于研究工作中整理、鉴别和提供材料的那一个环节,只是整个战役中的第一个阶段。在对材料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论辨之后,还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这些材料,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中引出我国古代诗史固有的规律性,得出经验教训,并为现代诗歌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才算是达到了古典诗歌研究的目的。这些道理,本是古典文学研究界大多数同志都懂得的常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有不少人处理不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若干年以来,这方面的偏颇不时发生。一部分年轻同志忽视基本功的训练,鄙弃资料考证工作。与此相反,另有一些学者却对学习理论和开展评论有所忽视。有人甚至经常沉溺于繁琐的考证之中。俞先生对于以上两种倾向皆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者,他主张考证与批评赏鉴缺一不可。他的诗词研究工作就是力图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试看发表于三十年代初的《读<>札记》之八《邶·柏舟》一文就对此论辩道:

文学本以欣赏为质,烦琐之考辨非所贵尚,此意稍有常识者皆审之矣。然视考辨为治诗之鹄的可非,而视考辨为治诗之阶段则不可非;不考辨可明的作品而亦故意考辨之可非,非考辨不明的,不得已而考辨之不可非。前人素无异说,妄立名目,眩才扬已者可非; 而辟荆榛,张壁垒,志在扫芬埃以示云天者不可非。考证论辨之事,在文坛上只是一种打扫工夫。莹洁清明之地无洒扫之必要者,故意洒之扫之以示其勤,诚觉其可怜而可厌(然亦未必可恨);至在蛛网尘封、数千百年之华屋中,则作洒扫夫者岂非后来居是者之功臣,乃亦诃为多事,得勿远于人之情乎?

这是多么痛快而明达的议论!考证论辨与批评赏鉴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事买上,俞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徒作意气之争,而是扎扎实实地以自己富有成果的考证工作来充当了诗词研究“华屋”里的一员辛勤的“洒扫夫”。在这一方面,俞先生自己做出的典范例子是不少的。比如《读<>札记》十七篇,旁征博引,辨析精微,驳正了从汉到清诸家解《诗》者的若干谬误,疏通了《诗》中一些名篇的大义,为廓清千载以来《诗经》学中的“雾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又如《诗的歌与诵》一文,运用丰富的古代文化史、音乐史的资料,详细考察了二千多年中国诗歌史上诗与音乐之间不断离合的过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我国古代诗歌流传与使用的主要方式是“诵”而不是“歌”。再如《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补陈寅恪先生之不足,考证出韦庄晚年深讳《秦妇吟》,导致此诗千载失传的真正原因。他如《宋玉梦神女非襄王梦神女》、《南浦西山》、《读<云谣集杂曲子·风归云>札记》、《论清真<荔枝香近>第二有无脱误》、《吴梅村绝笔词质疑》等等篇章,皆针对诗歌史上存在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是正辨误,发前人所未发,或得出了堪作定论的结论,或提供了可备一说的新见。认真领略俞先生在考证问题上的正确见解及其实际成果,对于我们做到考证与评论并重,在古代诗歌研究中进一步开展扎实而有成效的工作,当是大有裨益的。

俞先生在古代诗歌领域虽然纵横驰骋,多所建树,但就中比较而言,他在词学研究上成果最多,成就也更大。

词,这种音乐性极强的新体抒情诗,兴起于唐,发展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衰落于元明,而复起于清,首尾迭经千余年。词学,作为古代诗歌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中有不少需要认真探索的领域,有若干聚讼数百年迄未圆满解决的专门性问题。俞先生对于我们诗国中这一特殊样式的兴衰过程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他既不为关于源流正变的许多旧说所拘,更不取那种将一部词史机械地、简单化地、削足适履地划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来进行褒贬的作法,而是大处着眼,运用科学的反映论原理和文艺批评原则,来清理词的发展过程,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俞先生论词所用的主要标准,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关于反映现实生活“广而且深”的要求。在著名的《唐宋词选释》的前言中,俞先生运用这一批评标准,对词已有的和应有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总结道:

词的兴起,自非偶然,而且就它的发展可能性来看,可以有更广阔的前途,还应当有比它事实上的发展更加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新声”,而且应当是“新诗”。唐代一些诗文大家已有变古创新的企图,且相当地实现了。词出诗外,源头虽若“滥觞”,本亦有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象诗一样的浩瀚, 而自“花间”以后,大都类似清溪曲涧,虽未尝没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动人流连,而壮阔的波涛终感其不足。

对于词为什么不能发展成长江大河,俞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是文人们部分地背离了早期民间词的传统,将它由“广深”引上了“狭深”之路。在上述这篇系统的词论中,俞先生在对比叙述了早期词“接近口语”、“相当地反映现实”、“题材广泛”以及能“传达人民的情感”等等优点以后,对文人词的某种倒退趋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上千年的文人词史道:

词的发展本有两条路线:(一)广而且深(广深);(二)深而不广(狭深)。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受着历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广而且深的道路,它到文士们手中便转入狭深这一条路上去。因此就最早的词的文学总集《花间》来看,即已开始走着狭深的道路。……此后历南唐、两宋未尝没有豪杰之士自制新篇,其风格、题材每轶出《花间》的范围;但其为“诗客曲子词”的性质却没有改变,亦不能发生有意识的变革。“花间”的潜势力依然笼罩着千年的词坛。

这是对文人词的得失利弊最确当的估价。不过,对于这两段论述,如果我们不求甚解,很容易把它们单纯地看作俞先生对近千年文人词的批判与贬抑。实际上这是一篇褒贬得当,通达公允的词体优劣论。它避免了片面性,从史的角度立论,既准确地抓住了词有别于一般抒情诗的特点,又恰当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词的审美特征的正确把握。

在这里,俞先生用了两个说法来描述词的审美特征与特殊的境界形态:一是说,词的路子“狭深”;二是说,词境常常是有别于“长江大河”的“清溪曲涧”,是不同于壮美之景的“曲折幽雅的小景”。这是对词的审美特征最集中最形象的概括。近千年来,词之所以较多地被人们用来抒写这种“狭深”的内容和婉曲柔美的境界,不仅是由于这种体裁本来就具有长短错落的句式和柔婉谐美的律腔,而且也因为唐宋文人们根据自己的艺术趣味和生活需要对原始的民间样式进行了提炼和改造,有意扩张和发展了它在形式、风骨、情调等方面的阴柔之美。我们知道,词是由市井坊曲逐渐走向士大夫群的。这个转化使它部分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减少了原有的朴质清新气息,这是其致命的一大病。然而事情亦有幸有不幸。正是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被有意培植起来的这种婉曲、深长、细密和含蓄之美,使得词终于从五七言诗的附庸蔚为大国,成了自具面目的独立品种,这却未必是坏事了!

俞先生对词的这种审美特征的认识并不自著《唐宋词选释》时始,而是持之有故的。早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葺芷缭衡室札记一则》中,他就精辟地指出:

我觉得宋人作词佳处在“细”、“密”。(疏散亦是一妙,宋词未始不有,在此且不具说。)凡词境宛如蕉心,层层剥进,又层层翻出,谓之细;篇无赘句,句无赘字,调格词意相当相对,如天成然不假斧削,谓之密。具此二妙。在词之一道推宋代词人独步,而在两宋北似胜于南。

俞先生这种认为词之特征为“狭深”,其佳处在“细密”,并认为宋词中北宋胜南宋的一贯看法,其源实出于王国维。王氏《人间词话》主北宋,并以北宋词为典范来总结词的特征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前辈词学家们关于词的特征是“狭深”、“细密”或“要眇宜修”,“言长”的观点,基本符合千年词史的创作倾向。这并不排斥或无视词中那些(尽管只是少部分)以阳刚之美取胜的杰作,更不是否认词的风格多样化。比如王国维在同一著作中特别强调了“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种可贵变异,并多处赞扬了这两位开拓型词人的巨大成就。而俞先生上面论词史的话中也指出了在《花间》势力笼罩千年的情况下,也有“豪杰之士”(按指苏辛等)自制壮美之篇,其风格,题材轶出传统藩篱这样值得大书一笔的事实。这种从审美特征与发展演变过程出发来探索词史规律的做法,比起强分正宗别格和机械地划分两派的那些旧说,更为接近事实。

由于能够大处着眼和准确把握审美特征,俞先生在评论历代词家时,往往剀切中的,公允平实。特别是对一些文学史上有争议的词家,他更能高屋建瓴地作出科学的判断。比如对周邦彦,俞先生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指出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谓“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的结论不可靠,正确地说明了这位作家“实为《花间》之后劲,近承秦柳,下启南宋,对后来词家影响很大”。又如姜夔这样一位南宋大词家,从古到今对于他的流派归属和风格特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看到他继承周邦彦的一面,遂认定其源出于清真(如南宋黄昇等);有的人则因他有一些学习稼轩的作品,又将他归入稼轩一派(如清人周济等)。现代的不少论著则纷纷将他定为“婉约派”或“格律派”。对这些说法,俞先生通通不以为然。他力排众议,从分析白石词的基本特征入手,得出了确当的结论:

白石与从前词家的关系,过去评家的说法也不一致,有说他可比清真的,有说他脱胎稼轩的。其实为什么不许他自成一家呢?他有袭旧处,也有创新处,而主要的成绩应当在创新方面。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他“未免有生硬处”,虽似贬词,所谓“生硬”, 已暗逗了这消息。他的词,有个别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只比稼轩要含蓄一些, 曲折一些。

(《唐宋词选释·前言》)

又如对东坡词,俞先生坚持把它作为抒情文学来研究,高度评价东坡对词史的重大贡献,而不陷入所谓“正宗”、“别调”之争,更不去纠缠词乐方面的糊涂帐。他对所谓“东坡词合不合律”这个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科学地总结道:

何谓合律,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东坡的词非尽不可歌,他人的词也未必尽可歌,可歌也未必尽合律,均屡见于记载。如周邦彦以“知音”独步两宋,而张炎仍说他有未谐音律处,可见此事,专家意见分歧,不适于做文艺批评的准则。至于后世,词调亡逸,则其合律与否都无实际意义,即使有,也很少了,而论者犹齦齦于去上阴阳之辨,诚无谓也。因此东坡词在当日或者还有些问题,在今日就不成为问题了。

(《唐宋词选释.前言》)

俞先生不仅对以上这些词学研究中人人关心的热门课题多所创见,而且对所谓“冷门”也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和心血。比如历来不少词学家都热心于文人词的整理和研究,而对于民间词则甚为冷漠。近代敦煌曲子词被发现以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总的看来民间词的整理和研究仍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俞先生不但对敦煌曲子词作过专门的研究,而且还对于民间词的问题发出过呼吁。他是把要不要开展这项工作提高到我们现在的研究算不算真正的“词”学这一高度来认识的。他说:“严格说来,我们所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形,即包括了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又说:“我们大学里讲授的词史只是文人词的历史,而不是真的活的词史。(均见《民间的词》)为此,他希望研究者端正对民间词的态度,一方面“耐烦”地到各种“词话、笔记、杂书里”去搜集材料,另一方面“用上新观点来研究”这些材料,以期“给词史以一个新生的面貌”(《民间的词》)。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俞先生未能在包括民间词在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但他在词学研究方面的许多论证(或提示)却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有关的工作起着督促和启发的作用。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个人的努力只能相对地接近真理,而不可能穷尽真理。俞平伯先生的古代诗歌研究亦难免大醇小疵。某些观点和方法显得陈旧。个别文章由于思想方法的不当而导致不可知论,如《读词偶得》中谈温庭筠词是“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而任读者去“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这种说法就难以服人。某些赏析或考辨之作,为一些枝节问题长篇大论,浪费了笔墨。某些考证论辨刻意求深求奇,反失之穿凿,如《<长恨歌><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仅凭对原作某些字句的猜想,就作出了杨贵妃未死于马嵬坡,而是逃去当了女冠(或妓院老板)的推断。这种考辨既对欣赏和评价《长恨歌》没有什么意义,其方法与结论也不可取。还有因疏忽而偶见的常识性错误,如《渎词偶得》中将“犯调”解释作“东拼西凑而成者也”;将“慢”解释成“所谓长调是也”。凡此种种,虽是白璧微瑕,也不必为贤者讳。我们指出这些瑕疵,决不是为了挑剔,而是为了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俞先生的工作,更好地继承他的全部优秀成果。

[作者简介]刘扬忠,男,生于1946年。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发表过《清真词的艺术成就及其特征》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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