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红学家俞平伯

俞平伯(1900——1990)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曾使用苹初、古槐居士等笔名。祖籍浙江省德清县,出生于苏州。曾祖父俞樾(号曲园),为清代朴学发展史上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其父俞陛云,在诗词研究方面亦颇有造诣,有《小竹里馆吟草》、《诗境浅说》等著作传世。俞平伯自幼受古代文化的熏陶,奠定了雄厚了旧学基础。同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得风气之先,敏锐地接受新学的洗礼。当他十一岁时即到上海学习英语和算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部,其时正是新文化运动从兴起走向蓬勃发展的时期。年轻的俞平伯也受到了“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1918年5月,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春水》的新诗。10月,参加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并被推举为干事部书记。次年4月,参加平民教育讲师团,为传播新文化观念而四处奔走。“五四”动爆发后,他又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1919年11月北大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上海大学任教,其间与热心新文学的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等结识,并于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人成立朴社,集资出版进步书刊。其后,俞平伯曾长期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前夕,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1956年,晋级为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十年动乱期间,尽管他也受到抄家、下乡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但值得庆幸的是,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钏相依为命,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着。1969年11月,两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干校劳动,与当地质朴善良的农民结下的深厚的友谊。次年回京后生活相对安定,终于迎来了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到来。1986年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对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俞平伯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又是一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以下从文学创作、《红楼梦》研究和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三个方面对俞平伯的创作和学术成就作一概要性介绍。

从1915年至1919年,俞平伯在北大学习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从兴起走向蓬勃发展的时期。年轻的俞平伯也受到了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1918年初,他参加了北大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研究会的活动,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春水》的新诗。这是第一位北大学生在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上发表作品,而在此之前,《新青年》这个新诗的摇篮,还只是发表北大教师的作品。北大毕业后,俞平伯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和上海大学任教。这期间与朱自清、叶圣陶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相互砥砺、在文学创作上的相互启发,使得俞平伯对新诗的兴趣更加浓厚,写作技巧日趋成熟,并对新诗创作中涉及的理论问题作了难能可贵的探索。1922年3月,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冬夜》,这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继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之后出现的第三部诗集。收录1918年至1921年所作新诗58首。1922年6月,与朱自清等人出版了八人诗歌合集《雪朝》,其中第三集是他的专集。1924年和1925年又先后出版了《西还》和《忆》两部诗集。二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三十余首新诗总名《呓语》,分别见于《西还》和《杂拌儿之二》的附录中。

在俞平伯的诸多诗集中,以《冬夜》最负盛名。朱自清在《冬夜序》中指出:“我心目中的平伯底诗,有这三种特色:一、精炼的词句和音律;二、多方面的风格;三、迫切的人的情感。”可谓一语中的。《冬夜》所收诗篇,颇多偶句,这种修辞方法如用得妥帖得当,能使诗的意境和音律极其凝练。我们看《冬夜》中的诗篇,觉其语句言简意赅,幽深、绵密,极摄敛、蕴籍之能事,彷佛“纳须弥于芥子”,有不可捕捉的风韵。而其多样的风格和强烈的感情色彩更使诗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朱自清曾着重指出,俞平伯极少写作纯写景式的诗,他追求的是热切的人的情感,是情景交融,是他本人“赤子之心”的表露。俞平伯在《自序》中也说:“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的心正是人的心,诗的声音正是人的声音。不失为‘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事实上他本人的诗正是“赤子之心”的流露,“是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冬夜》中的诗,无论是咏物抒怀,抑或摹写物象,都显示出使人为爱而活着的个性,使人强烈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气息。相对而言,俞平伯的另外两部诗集《西还》和《忆》的影响要稍逊一筹。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俞平伯日益眈溺于用诗的语言来探讨人生哲理,追求一种迷离惝恍的境界,部分诗作的含意令人费解,失去了往日新鲜活泼的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俞平伯也是较早地对新诗作出理论贡献的一个诗人。他曾先后发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诗的自由和普遍》、《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他认为诗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平民化,而不是沿着贵族的崇尚趣味行进。并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同时,也强调诗歌的艺术形式,反粗制滥造。他的诗歌理论以及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为新诗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俞平伯在诗歌道路上辛勤耕耘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散文,成为著名的散文家。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的数年间,他先手出版了《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五本散文集。众所周知,现代散文滥觞于“五四”时代《新青年》上发表的议论说理文章,因为时代的要求,当时的散文家还没有余暇去创作艺术性较高的散文。俞平伯从学生时代即开始习作白话文,也是从偏重说理的议论文入手,虽然艺术上稍嫌粗糙,但其中表现出对人生的思索、对封建落后制度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个性解放色彩。然而,为了白话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现代散文必须在强调思想性的同时,提高艺术品味,以期能够与文言文的论战中取得优势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等创作了大量的抒情散文,使现代白话散文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趋于多样化,奠定了现代散文生存的基础。1923年八月,俞平伯与朱自清同游秦淮河,相约撰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写实而又极空灵的笔调,抒发了自己初游秦淮河的感受,情景交融,婉转惆怅,与朱自清所作如双峰并峙,令人叹绝。阿英在评价俞平伯这类早期散文小品时曾认为它们的风格是“细腻而委婉”、“缠绵里满蕴着温熙秾郁的氛围”、“朦胧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朱自清小品序》。)。对俞平伯散文细腻委婉的特色作了准确的评价。

在俞平伯的诸多散文中,以《燕知草》最负盛名。其中的抒情小品,多数以杭州为背景,书中所写“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及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朱自清《燕知草·序》)。虽然其境界略有狭隘之嫌,但该书能通过自己和岳父一家的悲欢离合,显示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部分面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中的《湖楼小撷》、《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作品,在二十年代的部分读者中曾传诵一时。作于1925年四月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渲染了一种凄清朦胧的意境,甚至“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于烟雾”,这大概与作者当时追求虚实相间的朦胧境界,不即不离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有关。作于1923年二月的《重刊〈浮生六记〉序》曾说: “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与余黏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又称赞《浮生六记》说:“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意外竟似无物。”(《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98页)这正可以看作当时俞平伯艺术追求的注脚。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平伯这部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環文集》)相比,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

在俞平伯结集的散文里,学术性、考据性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作者兼具作家和学者两重身份,所以这些学术性的文章如《重刊〔浮生六记〕序》、《重刊〔陶庵梦忆〕跋》、《〔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玉簪记〕寄弄首曲华字今谱不误说》、《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等创见纷陈,新意迭出,而又文采斐然,引人入胜,也成为现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俞平伯是个诗人、散文家,但同时又是学者。他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学术的熏陶和教育。实际上,在他致力于新诗和白话散文写作的时候,一刻也没有抛弃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他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其突出表现即是他对古典名著《红楼梦》作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知道,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量的欧洲小说被翻译介绍进中国,中国学者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革,主要表现为传统白话小说和戏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为了打倒文言文,建设白话文,必然需要从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化本中汲取养料,因而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红楼梦》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1920年,俞平伯在赴欧洲留学途中,就曾携带《红楼梦》朝夕相伴。1921年,胡适等人对旧红学中的索隐派展开强烈批评,认为所隐派只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红楼梦考证》,见《胡适文存》卷三,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胡适自己则走上“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资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同上)的研究道路。胡适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具有反对旧红学,建立新红学的开创性质,也引起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强烈兴趣。这一年的四月间他开始与好友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以为确系高鹗所补,作于六月份的一封信中说:“夏天闷得很,只有讲《红楼梦》兴致颇佳,亦一快事。”(《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44页)可见他的兴致之高。正如他在《红楼梦辨·引论》中所言:“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布他底《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其后这些讨论的信札整理成书,于1923年4月出版了《红楼梦辨》。毋庸讳言,此书多次征引、借用胡适的观点、材料,其研究方法、立场、观点,及所涉及的问题、得出的结论都与胡适如出一辙,视俞平伯与胡适同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并不为过。如果我们以较为客观审慎的态度评价新红学的得失,则不难发现新红学取代旧红学有其历史必然性,新红学以考证、推理作为研究方法,虽有其局限性,但较之旧红学以臆度、猜测和牵强附会来评价《红楼梦》,无疑是一大进步;从研究成果方面而言,新红学甫一出世,即阐明了《红楼梦》的作者、家世、后四十回续书等问题,并注意《红楼梦》各版本的搜集。这都是旧红学所无法比拟的。新红学取代旧红学,并得到迅速发展,其影响绵延至今,在当代红学的若干分支如曹学、版本学、脂学及后四十回续书研究中仍可见其流风余韵。而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以其独特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新红学。

首先,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后四十回续书问题。自《红楼梦》问世至本世纪初,学术界大都以为《红楼梦》原貌即是一百二十回本,绝少异议。只有俞平伯的曾祖父余樾在其《小浮梅闲话》中说过八十回以后“为高君所补”,可惜这条记载为旧红学家所忽略。胡适注意及此,再次提出高鹗续书的问题。俞平伯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并对小说文本作了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文本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析,。”“我想《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见《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一页。)这些论述在当时的红学界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说明《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个独创抑或曹作高续,而是连带提出了曹雪芹的价值观、创作思想和创作构思,以及情节发展、人物命运、故事结局和高鹗续作的优劣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红学开辟了一个前人基本未曾涉足的领域。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它资料的陆续发现,后人对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问题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至今未能提供强有力的否定性论据,所以,俞平伯的这些研究成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基本正确。

其次,运用脂批等资料,对《红楼梦》原稿某些章节和八十回以后的佚稿情况作了比较令人信服的推测。推动了《红楼梦》版本、脂批等方面的研究。如《红楼梦辨》中《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和《论秦可卿之死》二文分别对贾氏、宝玉、十二钗的命运作出推断,以为贾氏“在八十回中写得是渐渐枯干,在八十回后便应当发见抄家这一类的变局,然后方能室写‘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这种的悲惨结果”。贾宝玉当是贫穷而后出家。而对秦可卿死因的推测最具说服力,他认为秦可卿的结局是因与贾珍私通,为二婢撞破,羞愤自缢而死,然则作者何不直接描写而至隐晦邮曲若此呢?他的解释是:“若明写缢死,自不得不写其因;写其因,不得不暴其丑。而此则非作者所愿,但完全改易事迹致失其真,亦非作者之意。故处处旁敲侧击以明之,使作者虽不明言而读者于言外得求其言外微音。全书最明白之处则在册子中画出可卿自缢,以后影影绰绰之处,得此关键无不毕解。”这些推测虽然由于资料的匮乏尚有未尽人意之处,但确实可备一说,而且有助于了解《红楼梦》一书中在描写秦可卿死因方面的隐晦之处。也可以见出俞平伯学术研究的审慎与细密。

再次,俞平伯对《红楼梦》艺术成就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显示出他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新红学创建伊始,胡适还仅仅注意《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未能对《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给予充分的重视。《红楼梦辨》虽说以考据为主,但他往往在考据中夹杂着细密的艺术分析。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在推测小说中诸人物的命运时,便有大量对人物性格的分析。至于《〔红楼梦〕底风格》、《札记十则》等文则基本是围绕《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风格展开论述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俞平伯是一位勇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学者,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例如《红楼梦辨》出版以后,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他觉察到书中存在一写谬误,便于1925年1月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俞平伯全集》第五卷285页),其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原书“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限。”“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他认识到以贾宝玉比附曹雪芹,在实质上无异于影射,仍未脱离旧红学的藩篱。他指出要彻底打破旧红学“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可就窠臼完全抛弃”。并希望胡适“亦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这说明,俞平伯在逐渐摆脱胡适的影响,努力把《红楼梦》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从1950年至1954年这短短的几年间,俞平伯删节修订了《红楼梦辨》,更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出版。1953年至1954年,又先后发表了《〔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说》(分别见于《俞平伯全集》第五卷525、554页)、《读〔红楼梦〕随笔》(《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第3页)等十余万字的红学文章。1954年12月,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版,这项十分细致的辨析与整理工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即使在54年九、十月以后,学术气氛极不正常,俞平伯受到不公正批判的背景下,他仍能在何其芳等人的保护下继续自己的研究。1958年,他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工作;1963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一红学研究中的力作。种种迹象表明,他在承受着巨大的政治思想压力的不良环境下,仍然为整理和研究《红楼梦》这一宝贵文学遗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由于他突出的学术成就,1956年晋升为一级研究员。

三、

俞平伯幼承家学,又曾经得到国学名家黄侃、词曲大师吴梅等人的指导,在古典诗、词、曲、戏剧、小说等领域皆足以名家。当他以诗坛新星的面貌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时,朱自清就注意到他的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渊源关系,其《冬夜·序》在指出俞的新诗所具有的“凝练、幽深、绵密,有不可把捉的风韵”后认为“平伯这种音律的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曲中得来。他在背景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就他们的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便成了他自己的音律”(《俞平伯全集》第一卷第9页)。同时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当行本色的古典诗词,深知个中甘苦。以旧体诗词作家的身份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故能别有会心,发他人所未发。他的涉猎范围极为广泛,上起《诗经》、《楚辞》,中经汉魏古诗、唐宋诗词、元曲、杂剧,直至清代、近代诗词,几乎贯通整个中国文学史。作于二十年代的《读诗札记》征引广博、辨析精微,廓清了从汉至清诸家解《诗》的若干谬误。他在词学方面的成就更是为人所称道,曾先后出版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著作。

俞平伯的词学造诣很深,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笔者以为首先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词作鉴赏与阐释的典范。从《读词偶得》到《唐宋词选》,他选录了一批艺术上堪称经典的上乘之作,并给予独到的阐释与赏析。因为他是以诗词作家的身份选词,故能别具手眼,而其本人又堪称性情中人,对词的理解颇有他人所不及之处。如《清真词释》析周邦彦《少年游》“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二句说:“不知是埋怨呢,还是痛惜与深怜,泥人无那,宛转伤悲,秃笔取纸之间,风情如活,可谓奇哉怪事矣。‘不如休去’本是正文,因为那一句之找补,忽而变成穿插,章法亦奇幻之至。原非作者意使之然,——天末飞云彼亦复奇幻,岂有意耶?然终不谓之奇怪不得也。”(《俞平伯全集》第四卷第92)。使清真词之奥妙纤毫毕现,堪称造微之论。

俞平伯在词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的词学理论。他在继承和批判前代词学大家如张惠言、周济、谭献、况周颐、王国维等人词学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词学观点。他对常州词派的牵强附会多有批评,但对谭献、况周颐等人对词的艺术探索又多有赞同和吸纳之处。他对王国维的词论最为欣赏,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辑录了散见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余则《人间词话》,交由朴社印行,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一个版本。。他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称赞该书“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评衡论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杂拌儿》,见《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101页)。对王国维所标举的“境界”说和“隔”与“不隔”等理论,推崇备至。证之以他本人的词学理论与实践,可知他在继承王国维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如他在《略谈诗词的欣赏》一文中对词的欣赏过程中读者接受过程作了非常科学的探索,发展了孟子以来“以意逆志“的理论,注重词学批评中主体意识,提倡读者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中发挥联想、引申功能,为广大读者体会、鉴

赏词的精妙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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