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印象记

我第一次见到俞平伯先生是在1964年9月。那时,我刚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学校时,我已考上了赵景深先生古典戏曲专业的研究生,并参加了由赵景深先生任社长的上海昆曲研习社,向赵先生学习昆曲。记得我当时学会了《长生殿》“小宴”一折中的“粉蝶儿”,以及《玉簪记》中“秋江”一折。本来我应留母校读研究生的,可是当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却意外地听到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离沪前,我向恩师赵景深教授辞行。我问老师:“您怎么不收我这个学生了?”老师慈祥地笑了,说:“不是我不愿收你,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去处。”他说,他招研究生,可是没有分配权。现在本科的分配方案中有文学研究所,这是全国文学的最高学府,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单位。“你读我的研究生,将来毕业后,也未必能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正好你师兄邓绍基为文学所到复旦来招人,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我这才解开困惑一时的谜团,更为老师对我的一番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动。我至今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到文学所工作,能得到深造和锻炼,比读我的研究生强。我相信你在学术上定会有所建树。”

我对老师说,我喜欢昆曲,离开了上海昆曲研习社,我无法学昆曲了。老师说:“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也办了个昆曲研习社,由俞先生任社长。你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加入他那个昆曲研习社。”说着,他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邓绍基,请他关照我,另一封给俞平伯先生,介绍我加入北京昆曲研习社。我接过这两封介绍信,感到老师慈父般的关爱暖遍了全身。

1964年,正处于“文革”前夕,和我一起分到文学所的同学劝我别去加入什么昆曲社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政治形势!昆曲,那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可是,我太喜欢昆曲了,不顾同学的劝告,还是去拜访了俞先生。

那时俞平伯先生住在皂君庙一处四合院里,称老君堂。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院中,只见庭院里左右两边各有一株桃树和梨树。正是初秋季节,树影婆娑,阳光斑驳,回廊杳无人迹,四周阒寂无声。我还在观望,一颗黄黄的熟透的梨子“啪”的一声掉在青色方砖地上。此情此景历历如画,在我的记忆中一直留存至今。

见了俞先生说明来意,并呈上赵先生的介绍信。俞先生摘下深度的近视眼镜,把介绍信凑到眼前仔细观看。我端详着俞先生,只见他个儿不高,瘦瘦的身材,方方的脸庞,头发稀疏,几近秃顶。我心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俞平伯!

俞先生看过介绍信,向我询问赵景深先生的近况。最后,他不无惋惜和遗憾地告诉我:北京昆曲研习社解散了!

看来,这也是因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所致。

不到两年,一场空前的劫难“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

那时,外边来的红卫兵常常要到我们学部揪“黑帮”游街示众。每逢此时,便是“牛鬼蛇神”们最揪心、最痛苦的时候。古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而他们却必须忍受人格和尊严遭到粗暴的侮辱和践踏。记得有一次,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们游街示众。“牛鬼蛇神”们被强迫戴上各式各样的纸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保的“皇”,戴皇帝的冕旒,平顶冠,挂着流苏,手拿一面纸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英国回来的吴世昌先生,被斥责为“假洋鬼子”,给他戴上博士帽。还有的戴上乌纱帽、员外帽等等。而俞平伯先生,则从“资产阶级红学家”一变而成为“封建余孳”了,给他戴上伞形清朝官帽,把扫帚抽下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中国首都北京,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哲学社会科学部,一群举世闻名的学界精英,戴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纸帽子,被一批愚昧无知的狂暴的红卫兵驱使着肆意批斗,这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

游街完了,接着示众。红卫兵小将挨个审问“牛鬼蛇神”。轮到俞平伯先生,红卫兵厉声喝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冤有头,债有主,小将们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是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套用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先生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看着这一切,真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红卫兵批斗他,然而他何尝不是在观看红卫兵的表演呢?

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

面对横逆施暴,俞先生面无惧色,总是那么镇定平静。他身体瘦弱,却似乎能经得起最大的风暴。在那深度近视眼镜的背后,他的眼睛只有睿智和坦荡,没有丝毫的乞怜和怯懦。俞先生在“牛棚”(指关“牛鬼蛇神”的地方)时写了不少诗,其中有两句最为大家传诵:“三椅拼睡南窗下,黄棉袄子暖烘烘”。“黄棉袄子”指的是太阳光。这两句诗活画出俞先生自得其乐,其乐融融的旷达心情。我从俞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的人文精神。

下干校后,有关俞先生的趣闻很多,比如他爱吃虾,一次去赶集,问卖虾人:“这虾怎么卖?”卖虾人告诉他一毛五一斤。俞先生不懂行情,还以为是一毛五一对,就买了十对,却付了十斤的钱。卖虾人乐坏了,此事也就不胫而走,流传开来。后来老乡们渐渐知道,俞先生是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出于好奇,于是不断有人去他住的房子前面探头探脑。为了减少打搅,俞先生买了好多黍杆,用绳子在房子周围筑成篱笆。不料第二天一早,篱笆消失了,地上却渣滓狼藉。原来俞先生买的是甜黍杆。又有一次,干校因老乡经常偷粪,派俞先生去看守厕所。俞老先生端了只凳子,坐在厕所对面的墙脚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远远地看着。眼见老乡们在他眼皮底下公然进厕所,一担担地往外挑粪,而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没有看见。他也只能如此。他,一个瘦小老头,面对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他又能怎样?真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再说,这地方土地贫瘠,老乡生活也实在太困难。我想俞先生之所以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必是对老乡动了恻隐之心了。

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八个样板戏的主要唱段,我差不多都能唱。我能教唱老生、老旦、青衣、花脸的唱段。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回到北京后,我和俞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他搬到南沙沟后,我只拜访过他两三次。有一次,我向他求墨宝,他慨然应允,挥毫写下一律,字体是清秀的行书。诗如下:

故人邀我作东游,

喜得年时及早秋。

三面郁葱环碧海,

一山高下尽红楼。

沙温浪软飘情侣,

烛暗弦低合舞俦。

此夕凭虚君不见,

万千灯火占齐州。

昔壬申年游青岛杂诗之一,丙辰初冬仍录以应士杰同志属正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逝世至今已经10年了!2000年又是他百岁诞辰纪念。望着他的墨宝,如睹其人。我以上面的文字寄托对他的深深怀念,同时,我要告诉读者诸君:他实在是一位非常可爱而又可敬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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