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文学同事对干校生活的回忆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不多久,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一起又搬来东岳,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

  1971年初,干校搬到明港军营。专搞清查“5·16”的运动,盖的房子、仓库都交给公社了。到明港已没有生产任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军营,连长指导员们住一间小房,就是连部。算是宽敞的。大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

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那时过的几乎是禁欲式的生活。但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监禁的。有的单身男女不愿禁欲。外面高粱地,也是一个幽会点。

 

栾勋

 

  “文革”中,时兴的是听报告,报告不计其数,但记得清的有那么几次。1969年下半年,我们中科院跟别的单位到西郊白石桥“首体”听谢富治的报告。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又是军人。传达内容是林彪的“一号指令”。讲目前中苏形势紧张。苏联的导弹,核弹很厉害。谢富治的原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导弹那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说保护知识分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们是排着队走的。记得是11月份。在学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京站。至今还有一个场面印象深刻。我们文学所跟经济所打前站,走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头。俞夫人我们没见过。过去我们所给他家送东西去,俞夫人是不见人面的,只呆在帘子后面。完全是旧式规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风采。“大表姐”是小脚,她走路的步态如京剧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军宣队的指导员老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可能想,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前面呢?于是,他让我走在前面。我们从学部排队走到北京站,还打着旗帜。唱没唱歌我忘了。

  吴世昌、吴晓铃、钱钟书也有一段故事。那时盖了平房,搬进宿舍后,他们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吴晓铃是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的权威。他分管工具。吴先生管工具很细心,大锹、钉耙、锄头、砖刀等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砖头擦得雪亮还用一个大本子编了号,像做资料卡片似的,记录在册。吴世昌和钱钟书分管领报和发报。他们三个人性格不一样。吴世昌很直爽,也好争辩,老跟何其芳、董来宾辩论,不辩出对错是非,不肯罢休。

  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吴世昌跟吴晓铃吵起来。吴晓铃有一个动作,爱用手指点对方。吴世昌的文人气来了,说,你跟人说话这样,你以为你那手比梅兰芳还好吗?吴晓铃一听,气得够呛,说不出话来。

  钱先生正在看书,他是躲在蚊帐里看书。听二吴辩论,他在帐子里说话了,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还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还好听!吴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细,所以钱先生这么说。这一下,又搞得吴世昌说不出话来。

 

刘士杰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

  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烘。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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