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笑声
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我的一个同学在广播电台做事,那时候还没有提升台长,工作十分卖命。《围城》走红荧屏,同学便把我硬拽到直播室,让我为听众侃《围城》,这是一次非常尴尬的遭遇,面对话筒,我不知要说什么,最后只好结巴着念一篇带去的旧文章,为了有直播效果,不得不把原来还算通顺的句子读断。从直播室出来,同学把我臭骂一通,说这学问怎么做的,平时聊天的劲儿都到哪里去了。从此,我再也不敢轻易和别人谈《围城》,更不敢卖弄有关钱钟书的故事,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口拙,而且反应极慢,《围城》这样的书,钱钟书的学问,不是可以随便谈的。

为了《围城》,我花过太多精力,有好几年,这本书始终在床头放着,临睡前必读一会,像玩熟的扑克牌,想翻到哪个细节立刻手到擒来。说《围城》是部好小说,并不是空口说白话,它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当你读了那么多味同嚼蜡的小说以后,《围城》的清新气息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推动文学向前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已经在文坛站稳脚跟,不断爆发出后劲的老作者;一种是初登文坛的新手,时不时把最清新的空气带给读者。新老作家共同努力,造成了文学的繁荣。坦白地说,20世纪的中国,真正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机会并不太多,能让作者静下心来写作的时间总是不太充分。大革命,抗战,内战,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代剧烈地变化,读者的口味也不停在变。几乎所有成名的作家,都会遇上如何适应这一棘手问题。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凡是变化最极端的时候,也是小说相对成熟之际。在20年代,在30年代,在产生《围城》的40年代,都有一些应该说很不错的小说,可是这些能代表时代水准的作品,通常都可能成为绝唱,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一句话,社会变化既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鲁迅没有在《彷徨》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老舍写了《离婚》和《骆驼祥子》以后,随着抗战爆发,不得不改变文风,写了一系列与抗战有直接关系的作品,巴金和钱钟书写完《寒夜》和《围城》之后,小说创作上基本属于封笔状态,沈从文写不下去了,张爱玲写不下去了,过去,把这种写不下去的原因归结为1949年的改朝换代,而事实却并非这么简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面的原因要认真琢磨仔细研究才行。

《围城》的产生并不偶然,新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这样的作品是很自然的,它反映了文学自身的要求,思想上的简单说教,文学语言上的造作粗糙,作为典型的新文艺腔特征已让大家忍无可忍。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此时的作品有着明显的艺术进步,这种进步既意味着巴金从《家》过渡到了《寒夜》,也意味着《围城》这类作品对新文学阵营的介入。不仅是思想主题,在语言艺术上也发生一系列质的变化,仍然是泛泛而谈,“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最弱,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今天读起来,语感方面总觉得有些别扭,到30年代,语言有明显的进步,而到40年代,就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进步。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历来是美文的代表,如果谈影响和知名度,他的散文名篇都集中在前期,但是如果比较语言变化,读者将发现后期的文字更好,更接近口语。摸索现代汉语的写作是朱先生毕生探索的一个课题,虽然读者忽视了他的这种努力,然而这种努力本身,对语言革命所做的贡献不应该一笔抹杀。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很不当回事地评价新文学作家,说他们在1949年以后,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写出来,说他们修改自己的作品,越改越糟糕,越改越不像话。有些现成话已经用不着再说,存在的事情都有其合理的原因,但是,太多的强调外部原因,不仅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也可能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福克纳曾经说过,真正的作家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到他的写作。这也是一句现成话,反对者可能会说,把福克纳揪到中国来。如果要抬杠子,许多话题就扯不清楚,不过福克纳的话确实值得中国作家扪心自问,而且也用不着搬出外国的作家来吓唬人。同样处于厄运的曹雪芹能写,为什么20世纪的几代知识分子却诞生不了一部《红楼梦》。能否在显然的外部原因之外,再往前探索一步,说一说作家自身的不足。根源于我们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作欲望和动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按照我的傻想法,虽然1949年以后,适合作家创作的机会不多,然而作家真是只会下蛋的母鸡,写出几本像样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我一直认为活跃于40年代的那些优秀作家,最有可能在20世纪中大有作为。在1949年,沈从文47岁,巴金45岁,钱钟书和师陀同年,是39岁,张爱玲更年轻,才29岁,以他们的年龄,他们在文学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已经基本定型的世界观,写出一部好作品不应该是什么意外。不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是什么样的借口都不能改变没写出来的结果。相形之下,前辈作家的年龄略大了一些,心有余力不足,而且文学观念正在落伍,比他们年轻一代的作家,思想看上去虽然进步,其实对生活和艺术的观点并没成熟。钱钟书写完《围城》以后,又写了三万多字的《百合心》,这是一部作者自信比《围城》更好的长篇小说,但是半途而废。他把这种中断归结为手稿的遗失,而且认定如果不是遗失,必定会因为手痒,忍不住续写下去,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被抄出来惹祸。沈从文自《长河》完成以后,旺盛的创作欲也到了尽头,这位多产作家越写越少,最后干脆封笔。

如果说钱钟书放弃小说创作,和1949年的变化有关,那么沈从文早在此之前,差不多已经处于停顿状态。好在这两人后半生都在创作之外找到别的替代品。钱钟书完成了学术巨著《管锥编》,沈从文成为考古学方面的第一流专家。巴金和师陀没有放弃写作,他们所做的努力,似乎更多的是和过去告别,想成为自己并不熟悉的新型作家。为什么巴金不沿着《第四病室》和《寒夜》的路子继续写下去,为什么师陀不再写《果园城记》和《无望村馆主》这类作品,简单的解释是环境不让他们这么写,可是张爱玲跑出去了,有着太多可以自由写作的时间,也仍然没写出什么像样的巨著。在漫长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位作家能仿效曹雪芹,含辛茹苦披阅十载,为一部传世之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丰子恺先生在1972年,写过一组很漂亮的散文,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日子里,这组散文的意义,在于证明有一种写作不仅行得通,而且能够存在。这也是钱钟书全力以赴《管锥编》的时候,写作和发表是两回事,写没写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发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一定有作家深深后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被不能写的借口耽误了,就像一首流行歌词叹息的那样,想去桂林时没钱,有钱去桂林却没时间。时间不饶人,后悔来不及,我们已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身心遭受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就是他们并不比真正劳动人民的日子过得更糟,生存环境并不比普通百姓坏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作家真的要写,绝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说白了一句话,中国作家既是被外在环境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同时也是被自己剥夺了写作的机会。如果写作真成为中国作家生理上的一部分,不写就手痒,就仿佛性的欲望,仿佛饥饿感,仿佛人的正常排泄,结局或许不会这样。

据说艾青在延安时期曾说过这样的话,诗人也要吃了肉才会有灵感。这话的潜台词仿佛是说吃斋的和尚当不了好诗人。写作不是作家的本能,而是一门熟练的手艺。在1949年,记者采访沈从文时,他曾说自己希望“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现有的文学技巧(?)交给工农大众,然后写出铁路是怎样修成的”。以沈从文的为人,这话未必是开玩笑,当时的气候也没胆子开这样的玩笑。多少年以后,沈从文突然像出土文物一样复活,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并不后悔自己的改行。如果说沈从文真不后悔改行考古学,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写不好革命家庭,恰如张爱玲写不好土改。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虽然有很好的“文学技巧”,但是给10年的时间也仍然是零。很多没改行的作家显然有时间,而且不止10年20年,享受着作家的工资待遇,也努力写过,结局都一样,写等于不写,干等于白干。在对过去的清算中,研究者总是强调不让作家安心写作的外因,对作家个人的放弃却缺少必要的分析。鸡没地方下蛋和屁眼里没蛋可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晚年的张爱玲神秘兮兮,对于媒体来说,一举一动都可以炒作,她逃到国外,或许躲过“文革”的劫难,可是仍然避免不了失声的尴尬,她最大的问题也是没东西可写。

被誉为拉美新小说先驱的鲁尔弗发表《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新作问世。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相似话题,不管什么样的原因让作家放弃,创作的中断总是一个残酷的现实。鲁尔弗曾深深地表达过这种遗憾,然而让他可以感到欣慰的,虽然自己有30多年没有怎么写小说,拉美文学没有因为某人的个人行为而衰退,恰恰相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

发表《围城》的《文艺复兴》杂志,创刊一年多,便寿终正寝。这是很辉煌的一瞬间,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巴金,钱钟书,李广田的长篇小说同时连载,我们可以见到那么多熟悉的名字,李健吾,师陀,杨绛,辛笛,吴祖光,曹禺,沙汀,艾芜,诗人臧克家开始尝试写小说《挂红》,汪曾祺发表了他最初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由于停刊,良好的“文艺复兴”势头随风而去,成了一段苍凉的往事。

《收获》2000年第4期
2005-9-8 14:48 yangchao0133   最初接触钱钟书的文字就是《围城》,本抱着读爱情小说的心态去看,试图在小说中找到精彩的故事。毛毛草草的一遍读下来,竟看不出什么特别好处。于是每遇网上说及《围城》,自己就大大咧咧跳将出去,呼来喝去的瞎折腾半天,反正就没个赞赏的好字儿。后来网上遇到一些朋友,说及围城的精彩处,唠叨得自己都心里痒痒起来。由此才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误读的嫌疑。于是再拿来安下心思去看。

  第二遍重读小说颇有收获。竟大改最初的常态,欢喜的不得了。由一个反对派,彻底改造成拥护者。其中最让我激动的,还是那些语言叙述,充满机智与幽默。我们来看这一段:

  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变了味。

  看这样的比喻很新鲜。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书中没作半点直白,就四个"肉变了味"的字眼,轻轻点破。这肉自然保质期不长,"钱"将鲍小姐的恋爱喻成"肉",这点真是恰当贴切。我读到这儿呵呵笑起来,这"肉"有两指,一指所谓鲍小姐与方鸿渐的爱情保质期短暂,二是指出了两人纯是皮肉关系。可谓一语双食,且俗得很彻底,雅的有也功力。我想钱老儿这厮,如此的东东,也亏想得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文字要绕着写,跳着写,想必这算是经典例子。钱似乎总在投机取巧,但你不得不佩服这样的智慧。同样的事情,他必会东拉西扯,而且无疑另外的,他会找到它们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的存在,及其两件事物间观念落差,总能让人觉得忍俊不禁。我们不妨再来看一段: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掩起来。

  哈哈~。拿文凭与遮羞树叶相提并论,算是极尽了讽刺嘲弄之能事。好好的文凭拿来竟是遮羞功用,而且这老头儿还说,是要遮掩下身的巨大用处。我们怎么能不说是"巨大"功用,这的确是巨大的作为。这树叶子虽是渺小物什,可这人是知羞耻、明事理的,能少得了它吗,能不巨大吗。但这东西重要,却上不得台面,有猥琐的嫌疑,而钱老头子,煞有介事拿来,并扯上文凭一事,真是把这文凭的显贵丢到爪哇国去了。

  其实《围城》中类似幽默机智的言语到处都是。想必是看者看得痛快,写者写得欢心解气。再来看些:

  鸿渐看她怒的可爱,有意撩拨她道:"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的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抬便宜了。"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得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晚饭后,鲍小姐和苏小姐异常亲热,勾着手寸步不离。他全无志气,跟上甲板,看她们有说有笑,不容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自觉没趣丢脸,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花子,跑了好些路,没讨到收一个小钱,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

  这些文字总让我会心一笑。有时觉得钱的讥诮嬉骂过于刻薄,可这样的刻薄却藏得隐晦。你不深入的细心注意,往往一溜眼儿就过去了。但若你沉下心来读,这种刻薄有一种凉薄的无奈。嘴皮子突然咧开一笑,再绕过来看看书中人物,而后又会突然觉得心酸。《围城》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努力追求什么,但每一个人又是失落者。所以,这时候的幽默就显得格外酸楚。如果你真心喜欢《围城》,想必多少会有这种感觉。

  我想,说"钱"刻薄的该不会少数。曾有位英国女士看《围城》入迷,还特挂电话给钱老头子,说是极想见见书的作者,算是打心眼儿里叹服崇拜。结果钱又幽默刻薄了一把,说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拿下蛋的母鸡呢?",那位女士碰了个大钉子。我看这则材料时呵呵大笑,看来"钱"还是个直性子,嘴上功夫和方鸿渐有的一拼。

  有人说方鸿渐里有"钱"的影子。对此观点,我也一直想当然的同意。而杨绛先生写在《围城》前的序言里,说方鸿渐的取材于"钱"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

  我在看待"方"这个人物时,怀着同情而关切的心态,甚至还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在看到"钱"原来是负着讽刺的初衷,来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痛快。法国十九世纪作家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也以为钱老头子会说:"方鸿渐就是我。"时,杨绛先生站出来说: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元不相同。看来我只好沉默了。

  钱曾说他对《围城》是不满意的,我怀着投机取巧的心态猜测,也许这话说得是实实在在的呢。以我自以为是的个人观点来说,《围城》的布局算不得精巧,对于"围城"这个主题,总觉得似乎还可以更深入。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部大师级的作品,在海内外的声誉也颇高。后来杨绛先生也谈到: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这话说到我心坎儿上了,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然钱也注意到其中的缺陷。所以他也曾潦潦谈到: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当然这是后话,书也出版上市。不过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围成》如果重写的话,也许真的可以更好,说不定拿个什么若贝尔之类的。呵呵,希望我这样没有贻笑大方,就仅当我们聊以自慰吧。

  由于"钱"对《围城》的芥蒂,小说出版后的几年,钱为此而动笔开写另一部长篇,他也提到过这部小说名字,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命名为《百合心》。

  后来由于"钱"整家搬迁的缘故,手忙脚乱中丢失了两万字的成稿,由此兴致打扫,断了继续写小说的动力。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打心眼儿里觉得可惜,而且据"钱"而言,假如《百合心》写的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虽然他也曾这样自嘲似的写道: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分外的甜。

  但不管怎样,这样半途嘎然而止,多少留给我们一些遗憾。毕竟他是叫钱钟书,而不是什么郭静明、韩寒。不过,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纵然失掉了一部《百合心》,但依然还能够看到《围城》。心平之下也就不再多有奢望。还是再回过头来,谢谢钱老头子吧,说到底,是他给了我们一册值得称道、而且广为流传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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