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之比较

白话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樊篱,获得了诗体解放,自由体以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现代风范崛起诗坛,但它全无定规,逐渐出现了形体散漫、节奏杂乱的散文化流弊。就此,现代诗人提出了许多格律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派别当属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另外,何其芳于50年代提出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显然这是两种各具特定历史内涵的新诗格律理论,但它们常常被视为等同的概念,如陈本益说:“他(指何其芳)也竭力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即新格律诗。”为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比较、沟通和梳理二者关系,为建立完美精致的新诗艺术形式提供借鉴。

一、形成原因之比较

闻一多、何其芳既是著名的新诗诗人,又是文艺理论家,还是研究文学的专业学者。既是格律理论的主倡者,又是格律诗最积极的实践者。因此,他们的格律理论正是其长期的文学活动和深厚的文学造诣共同酝酿的产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则是促使格律出现的外在诱因。

第一,新诗的散文化瘤疾从反面呼唤着格律的出现。新诗史上曾两次出现过散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即新诗初创期,在胡适的“作诗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的理论影响下,自由体新诗在废除旧格律时矫枉过正,诗文不分,新诗形式陷人失范无序的状态。闻一多在散文化方炽的1922年就清醒意识到新诗“够缺乏形式的了”。经研究于1926年,提出了新格律诗理论,引发了蔚为壮观的格律诗创作风潮,有效扼止了散文化泛滥。另一次是抗战初期,一些诗人们急于宣传,导致诗歌艺术粗糙,形式散文化的积弊再度凸显,并延续至50年代。何其芳早在1944年就指出:“中国新诗恐怕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自由体最易流于散文化。”10年之后.《关于现代格律诗》发表。以上表明.他们均把格律当作治疗散文化弊病的良方。不过由于闻一多处于新诗童年时代,急于纠偏又无可借鉴,结果是独尊格律诗,否定自由体。而处于新诗走向成熟时期的何其芳则肯定了自由体的合法席位,认为它将作为一种民族形式存在,并将与现代格律诗并行不悖。

第二,诗人自身注重艺术性的创作倾向推动了格律的形成.成功的创作又确证了格律的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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