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新社会梦”

从1942年到1949年,何其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与此前相比,他的思想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内在理路是什么?其中有哪些合理性又隐含了什么危机?这是本文所关注的几个相联系的问题。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讲完《引言》后,何其芳为毛主席讲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那一段话而深深感动。他“带头忏悔”,真切地感到,“我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都实在太狭隘了。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从一些具体问题于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何其芳“史无前例”地大量细读了若干政治的和文化的理论。

学习理论,何其芳最大的感受之一是“如梦初醒”:“我过去一直还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搞过文艺”。“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这是我到延安后对于我最有改造意义的教育。许多糊涂观念,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都比过去认识得清楚了,因而更增加了我做工作的信心和热诚。”

他用自己惯常的“文学梦”思路理解“革命理论”:“我们曾经在文学里得到了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比我们的现实世界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科学的革命理论使我们把这个朦胧的梦想的世界看得更明确了一些。现在我们就为着争取这个世界的实现而做着实际的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的一切具体工作就有了一个出发点,也有了一个准绳。正确的理论的光辉照到哪里,哪里就发出了光亮。如今留给我们来做的不再是摸索道路而是如何开步走。”因此,他对于“开步走”的前提,即“自我改造”,也充满了一种幻想:“经过了自我改造之后,我们有了无产阶级的眼睛去看事物,有了无产阶级的心去感觉事物,我们就能从中国人民的各种斗争生活中去正确地解决文艺的内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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