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何其芳的文学理论遗产

在20世纪的文坛和学术界,何其芳是一 位重要的很有影响的人物。30年代何其芳是崛起于当代的现代诗人和抒情散文作家,有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等传世;40年代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活动家,有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等传世;五六十年代是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举足轻重的文艺活动家,富于创见的古典文学学者,还有他那些在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创作论与鉴赏论,有《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关于写诗和读诗》等传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和活动家,其活动跨越了五个十年,留下了真实而重要的记录,我们不可以置之不顾。

一、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

现实主义本来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最多也不过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然而在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四五十年代,它却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今天对此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当时的当事人,却没有把问题挑得这样明白,争论的双方都用了一些绕圈子而不直接指陈的策略,然而双方又都心照不宣,只是普通读者听起来有些晕头转向就是了。

现实主义问题本来是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场争论,或者说是一场争论的焦点,何其芳奉命从延安去重庆做文艺界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要对此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差不多要以延安派往重庆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发表意见,这就难怪他的意见显得那样有分量了。

1945年下半年,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一场关于《清明前后》(剧本,作者茅盾)和《芳草天涯》(剧本,作者夏衍)的讨论,双方的意见比较对立。邵荃麟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意见,他提出:今日大半个旧中国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是“非政治倾向”,他说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可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名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

胡风在《在混乱里面》一书里,就提出了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化装”。与邵荃麟持同一观感,何其芳批评胡风这种理论倾向,认为这种论断实际上是把除了他们自己互相欣赏的作品之外的进步文艺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认为缺乏客观现实内容的,被称之为“主观公式主义”,一类是他们认为缺乏主观精神的,被称之为“客观主义”。何其芳对于这种理论的倾向,在他40年代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尤其是后来修改过的此书的序言里,尽可能地从学术上、理论上,当然也从政治上做了批评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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