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的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的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的光亮。黑暗渐渐的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铝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毀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蒙蒙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预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做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徬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的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个个人都是可亲的,无机心的,兄弟般的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的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伹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的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惋,没有悲伤,只是坚定的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的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词。

汉奸们渐渐的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的挂在电竿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的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伹不久,也便销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的做了什么“它”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的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的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的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着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像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的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的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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