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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异响

——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

董丽敏
内容提要 郑振铎及其主编的《小说月报》“现代性”追求的独特性表现为:在编辑立场上,希冀在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与其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功利性影响之间寻找一种折中;在编辑行为上,以对“整理国故”与“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的重视,对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强调,隐晦的建构起不同于五四知识界主流的“现代性”追求分岔。
关键词 编辑研究 现代性 折中 整理国故 诺贝尔文学奖 “现代性”追求分岔

搁置在通常的观念中,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时期(19211922)一向被当作是《小说月报》的黄金时期:明确的启蒙文学定位,为人生派小说的粉墨登场,自然主义理论的大力推广,再加上编者在批评与译介领域异常活跃的身影;全面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举奠定了其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基本面貌。

只是我们以这样的“现代文学期刊”面貌去涵盖革新后《小说月报》的全部历史的时候,会困惑地发现一些裂缝、一些杂音—如1923年以后《小说月报》上大张旗鼓的“整理国故”而不是批判国故的运动,如1923年后《小说月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而不是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异乎寻常的绍介兴趣,再有1923年后《小说月报》之于现实论战的疲乏,等等。

这些裂缝、杂音的出现,使我们恍然领悟到,在正史所归纳的沈雁冰式的《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期刊”面貌之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事实上拥有的可能却是被我们长久以来所忽视的另一副面孔,一个态度暖昧因而不被激进的五四新文化阵营主流所认同的面孔,一个惜守文学的“现代性”、疏离现实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而遭到排斥的面孔。

由此,1923年元月接替沈雁冰成为革新后《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主编的郑振铎,才开始一点点从前任的身影中清晰起来,成为我们剥离《小说月报》真实面貌的最好契人点。

“现代”编辑观念:徘徊于“文学”与“血与泪”之间

与沈雁冰相比,郑振铎的编辑观念与文学观念要松散很多,宽泛很多,其现代性的追求因而也要复杂很多。首先,就文学的基本定位来看,郑振铎的观点更接近于“文学”本身而不是现实语境所需要的“文学”:

“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1)

以“情绪”和“想象”作为文学的基本规定性,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郑振铎是将文学个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与沈雁冰高扬的“为人生”的旗帜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在沈雁冰的观念中,“文学”始终是与国家、国民等群体性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自觉为后者代言的话,那么郑振铎眼中的“文学”显然可以称之为个体的产物。如果说以国家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性”的追求往往更多落实在群体层面上的话,那么立足于个体层面,“现代性”的表现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会出现某种疏离的情形。

果然,在文学的功能规定上,郑振铎的看法与正宗的启蒙文学观颇有距离:

我以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2}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3〕

很显然,郑振铎基本上是站在文学本体的位置上来规范文学的,更强调文学独立的现代性追求,强调文学的纯粹性。因而,在沈雁冰那里,新文学不折不扣是传达现代思想的近乎中立的媒质;而在郑振铎眼里,文学除了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外,不能承担诸如“宣传”、“娱乐”等社会功能。

不能说在郑振铎的文学观里,没有现代性的影子,只是说他赋予文学的现代性与一般的启蒙文学观不同,后者从来就是将文学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西方式的现代性三者融为一体的,而郑振铎却将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单列出来,以之作为自己的全部追求。将这种现代性追求与当时函待变革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想见,是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的。

正是在巨大的压力下,郑振铎在强调文学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也不能回避文学的与社会的关系这样不发达国家必然遭遇到的命题,因而其文学观就呈现出了某种裂痕;而正是这种裂痕的存在,最终使他在某种意义上与沈雁冰殊途同归:

 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棒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怕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吧?[4〕

正因为当下的世界是充斥着悲鸣与哀号的世界,郑振铎多少也感觉到了在不发达国家撇开社会背景单纯追求文学现代性的软弱与无力,意识到了文学与社会、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雍容尔雅”、“吟风啸月”对于唯美派文学追求者来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辉映在当时的语境下,却分明生发出某种异味—一种逃避现实的倾向,甚至还夹杂着某种罪恶感。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仍然还坚持单纯的文学现代性主张,会觉得这样的现代性追求实在是太过于轻飘飘了,太缺少坚实的内容作支撑了,一与现实的距离也太遥远了。这样的文学现代性结果,对于有着深厚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传统,又经历过“欲新一国之政治,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新小说观念洗礼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很难接受的。单纯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西方式的文学现代性追求,其轨迹不能重合的困境就此显露出来。因而,你才会明白,为何郑振铎在提倡文学的超功利性的同时,对“血与泪”的文学大唱赞歌。

同样的矛盾性还体现在对新文学具体创作方法的抉择上。经过沈雁冰等人的大力推广,“自然主义”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甚至《小说月报》的一种标志,郑振铎自然清楚这一事实。尽管从实际情形来说,郑振铎也可以归结到“自然主义”这一阵营之下,但是他所理解,或者说他所设定的“自然主义”其实仍然是以个人性作为底子的:

文学的真使命就是: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欢误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2]

也就是说,在郑振铎看来,“血与泪”的现实必须首先成为作者的一种情绪,一种带有个人印记的体验,才能传达给读者,读者由此才会生发出作者所希冀的那种觉醒。他所强调的“自然主义”的真实显然并不如沈雁冰所言,是一种客观性的真实,而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了。他进一步阐述道:

 仅仅是直率的愤慨,直率的呼号,直率的欢愉,直率的思想表现在纸上,也不能便算是文学。至少也应该说是不能算做好的文学。(5)

在他的眼中,作者严守中立尽可能反映客观现实的做法太不顾及文学自身了,其实是以客观现实的需要,取消了文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如果说脱离现实的文学现代性追求不符合当时的语境的话,那么这种看似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追求相吻合的文学倾向设计,可能最终会取消文学自身质的规定性。处在这样的两难情境中,郑振铎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尽量地将两者进行拼合:

……极端的无所为的客观描写的小说,决不是好小说,而且也没有做的必要。凡是做小说,至少也要人极深刻的观察,极真挚的欲诉的情绪,或欲表现自己的冲动,才能去写虽不是全为教训主义,传道主义,至少要有一个欲吐的真情郁塞在心中……〔6〕

让作者尽量地吃透现实的素材,尽量地将客观现实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写作范畴,才能不完全为教训主义、传道主义所左右。可以说,郑振铎的拼合方案是理想化的,其前提建立在作者与现实完全能合二为一上,却避开了事实上更容易碰到的窘境—既然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国家、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一致的,甚至也不是同步的,那么,一旦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作者该何去何从?其实无论选择哪一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与他的文学拼合方案所表明的折中精神格格不人的,都可以说是一种失败。

在这样的情形下,1923年后的《小说月报》在立场与面貌上就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使原先沈雁冰时期确立的“现代性”走向出现了某种分岔。

现代性追求分岔之一: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视

1923年元月,郑振铎接手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正式面世。随着“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读书杂记”等新栏目的出现,郑振铎不同于沈雁冰的编辑思路一步步显现出来。

对于整理国故,沈雁冰的态度可谓旗帜鲜明:

研究中国文学当然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亦极想做,可是这件事不能逼出来的。我的偏见,以为现在这种时局,是出产悲壮慷慨或是颓废失望的创作的适宜时候,有热血的并且受生活压迫的人,谁又耐烦坐下来翻旧书呵,我是一个迷信“文学者社会之反影”的人;我爱听现代人的呼痛声,诉冤声,不大爱听古代人的假笑徉啼,无病呻吟,烟视媚行的不自然动作,不幸中国旧文学里充满了这些声音。[7]

沈雁冰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明显具有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特征—一种因为对时局深深的不满所导致的向历史索债的心理,一种对于现实的极度关注的急功近利而生发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在这样的激进心态下,尽管沈雁冰在为文学研究会代拟的简章中明确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但事实上,在他主编《小说月报》两年期间,《小说月报》根本没有发表一篇“整理中国旧文学”的论文,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介绍世界文学”上,似乎只有世界文学有资格作为新文学的借鉴,其价值取舍的明确可见一斑。

而郑振铎接手的1923年第一期《小说月报》上,就花了比世界文学介绍多得多的篇幅用于“整理中国旧文学”,而且“整理中国旧文学”横跨了三个栏目—除了原有的“论丛”可以兼发“整理国故”的论文外,编者还特别为此开辟了两个新栏目:“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和“读书杂记”。而纵观以后的《小说月报》会发现,除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仅仅存在一期的特设栏目之外,其他如“论丛”、“读书杂记”等栏目维持的时间都比较长,“论丛”中关于“整理国故”的论文甚至延续到了1931年《小说月报》229号(《小说月报》229号刊有《宋乐与朝鲜乐之关系》这样“整理国故”的文章,这是论从中最后4次出现整理国故的论文)“读书杂记”作为专门发表“整理国故”沦文的栏目,也持续到了1929年《小说月报》205号(在这一期上,西谛在“读书杂记”中发表了《老虎婆婆》,这是“读书杂记”栏目最后一次在《小说月报》上出现)1926年,郑振铎甚至还主持编辑了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以相当庞大的篇幅集中展示了当时国故研究的风貌。

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五四新文化阵营主流来说,“国故”由于其负载着传统价值追求、传统伦理道德,一开始就是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代表的形象出现的,其本来面目未经呈现即被遮蔽起来)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你才能理解为何像陈独秀这样偏激地对待“国故”的态度能够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

此等文学(指东晋后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8〕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这种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是相当苛刻的,从其象征性内涵而不是本来面目来评判传统文学,无疑也是脱离正常学理规范的。然而在浓重的危机意识和现实需要氛围下,这种矫枉过正常常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惟一的选择。

郑振铎接手《小说月报》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时,因而就必须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其一,是《小说月报》前任主编沈雁冰通过全力介绍西方文学及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断然拒绝国故研究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刊物”形象;其二,是主流新文化阵营通过对国故矫枉过正的评判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学术规范”。无论是“现代文学期刊”还是“现代学术规范”,由于其暗含着时人奉为圣明的国民、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因而似乎是《小说月报》必须依傍的资源之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栏目及相关的文章的出现,才显得及时,而且必要。作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这一栏目的主持者,郑振铎是这样来解释自己的栏目设定方针的:

我以为我们所谓的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佑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里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9]

从表面上看,郑振铎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新文化主流阵营并无本质差别,细细探究,却可以发现郑振铎态度与立场上二的某些微妙之处首先,郑振铎并不赞同“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预设的逻辑前提,而是强调要发掘“占代的宝藏”。也就是说,郑振铎并没有与五四其他新式知识分子一样,将国故意识形态化,与其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致密地缝合在一起;而是在国故的象征内涵之外,给予国故本身以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国故才能不仅仅被当作批判对象而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进人到人们的视野〔这一转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是人们开始以相对客观而不是凭借主观热情把握国故的开始。

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振铎其次就开始暗示国故研究与新文化之间的联系。他折中地采取了看起来最为科学理性的两分法:一方面,指出国故研究可以剥离出传统文学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却也认为,可能可以在本原上发现文学的“正确的观念”,从而为当前的新文学找到可资依赖的资源。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看,看似科学的两分法就会呈现出某种悖性,一种无所适从因而想弥合两者的矛盾心态。放置在当时几乎一边倒讨伐国故的浪潮中,这种悖性的声音显得相当微弱,也显得比较宝贵—毕竟国故有益的一面在这种悖性的声音中犹犹豫豫的浮现出来。

果然,在《小说月报》其他文章中,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亮,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郑振铎国故研究观念的有力声援和补充。严既澄在《韵文及诗歌之整理》一文中,就对当时的国故研究现状表示了不满:

近年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的,实在太偏于用主观的标准了……譬如大家现在提倡白话的诗,以为可以减少文字上的束缚,这是可以的;如果因为提倡了白话的诗,便因而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诗词歌曲的价值,以为白话化的程度越高,这作品的价值越大,那就大失了评量艺术的正当的态度了。[l0]

正因为新文化主流阵营是从国民、国家的现代性追求角度上去看待国故的,因而国故的艰涩难懂与国故所暗含的传统伦理道德一样,成为人皆垢病的焦点之一。如果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批判和否定了国故的存在价值的话,那么胡适的《文学改良鱼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胡适与钱玄同关于白话文的一连串通信,可以说是从国故的形式上否定了国故的现实存在价值。尽管看起来,白话文学观之于国故的冲击似乎没有从伦理道德角度正面冲击取得的效应大,但是,由于新的伦理道德要取代传统伦理道德,必须取决于白话这种通俗的文学表达形式能否取代文言这一中介,因而,实际上,白话文言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就疏离了其本意,也疏离了其原先关涉的领域,而象征性的成为新旧文化更迭的关键了。

很显然,严既澄并没有从这个意义上去把握白话文学观,他仍然还是固守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去看待白话文学观的。严既澄的这一立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小说月报》一大批人的看法,当然为国故鸣不平无非就是论证国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今天依然能发挥作用,并不是想据此掀起复古的浪潮。这种分寸感使《小说月报》上的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与学衡派、甲寅派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企图将国故研究的本来面目剥离出来

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特别强调国故研究者应该有中立客观的学术立场:

我们对于国故,须加以精密的理性观察,不可受笼统的感情作用所支配。[11]

对于顾颉刚等人来说,国故研究要想摆脱目前将其意识形态化的状态,就必须回归其原始情形,这才是国故研究可以作为一门学科的开始。与之相匹配,学者当然也要首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能再用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去约束国故研究,而就应该以平和冷静的学术立场去介人国故研究。只有这样情境下得出的国故研究,才是符合其真相的,才是可以与当时的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的:

我以为“整理国故”是历史的观念,“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的精神,这两件事在今日,都是不可偏废的。[l2]

正是将国故研究还原在文化或文学领域,国故研究才与当前的新文化运动有了某种内在联系,一种撇开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建立在学术范畴内的延续性的关系。有鉴于此,余祥森甚至理直气壮地提出:

新文学的基础,不当单建在外国旧文学上面,也不当单建在国故上面,须当建在外国旧文学和国故的混合物上面。这种的新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新文学。

将新文学的基础建立在“外国旧文学与国故的混合物”上,当然就是《小说月报》将国故还原为学术之后,与现实语境相联系,得出的最终结论。在这个结论中,国故研究固然因为与新文学扭结在一起而获得了某种新生,新文学恐怕也应该因为有了国故作为基石,而获得了新的资源、新的视野。在郑振铎们看来,这无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局面。

由此,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在整理国故上与当时的新文化主流阵营之间的分歧就呼之欲出了。可以说,当时的新文化主流阵营更多的是以外在的国民、国家的现代性要求来命名文学的,因此,无论是新文学还是国故,无疑首先就被意识形态化了。而郑振铎他们显然更愿意以学术、文学的内在规律来把握目前的文学语境,在他们看来,文学要想在当时的“现代性”社会进程中真正发挥其作用的话,就应该首先放在文学自身或学术的范畴内拷问其价值;然后,刁一谈得上发挥其社会影响。

可以说,郑振铎他们的思路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追求的一般路径来说尹应该是一种分岔,一种观念上不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实质上企图以纯学术研究带动现实发展的美丽设想。

现代性追求分岔之二:对诺贝尔文学奖绍介的热衷

作为对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另一个方面,外国文学的介绍一向是《小说月报》关注的重点,也是《小说月报》建构自身现代性立场的有效途径之一。郑振铎主编时期《小说月报》外国文学绍介重点的擅变也颇为明显。〕

首先,从外国文学绍介立场上看,郑振铎编辑观念的裂痕也同样展露无遗一方面,浓重的现实阴影覆盖在他的外国文学绍介立场上,因此,他看到了翻译绍介的现实必要性:

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最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13]

其实在他的心目中,翻译者的功用似乎还不只是局限于文学史领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来看,翻译者的影响其实还延展到了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应该是看到了翻译以及翻译者这样的巨大作用,因此,在规定翻译介绍的范围的时候,郑振铎也毫不掩饰现实需要对他的影响:

……在实际上,不惟新近的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似乎也不宜乱译。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贵推的《法乌斯特》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14]

在郑振铎的眼里,不发达国家特有的现实焦虑感显然占据了上风,现实的需要压倒文学自身的需要,成为翻译者取舍的尺度:

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15]

较之于文学观念,在翻译观念上,可以说郑振铎更接近于五四流行的启蒙文学观念,更能接受以国民、国家的现代性要求来规范翻译行为。可能因为在他的观念中,翻译更像一种学术行为,与创作有相当大的区别。从与现实的距离来说,翻译更近,而创作相对来说,要遥远一些。因此,出于现实需要考虑,不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将某种现实功利性赋予翻译,而之于创作则要慎重一些

尽管郑振铎的翻译观念从理论层面上说,是如此明确的;但是一旦贯彻到实际行为中,其游移或者更明确地说,修正,还是无比清晰的作为另一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

总体来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主要沿着两个路径前进。其一,就是秉承沈雁冰开创的译介重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特别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俄文学,继续受到青睐。这种对于被压迫民族文学的重视,无疑可以看作是郑振铎与现实需要合拍的翻译观念的一种明确流露。

但是,另一方面,此时的《小说月报》也表现出了另一副面目—那就是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与获奖情形异乎寻常的介绍热情,而这种热情显然与主编郑振铎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分不开的。早在二十年代初,郑振铎尚未主编《小说月报》之前,他就开始撰写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介绍文章,如《十四年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时事新报》19211210)、《一九二一年的得诺贝尔奖金者》(《时事新报·学灯》1922123)等,而类似的介绍,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而在1923年郑振铎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小说月报》才第一次以论文的形式开始介绍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评传(《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小说月报》1412)。从此,《小说月报》似乎就形成了一个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传统,从1922年到1931年,光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论文就有近十篇之多,基本上每年年终号必然介绍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生平,然后必然还在本期或者来年的刊物中,发表该作家的作品;相匹配的,《小说月报》还会在“海外文坛消息”或者“现代文坛杂话”这两个栏目中不定期的报道诺贝尔得奖者最近的行踪、新作、趣闻逸事等。这样的话,有些诺贝尔得奖者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来说,基本上是陌生面孔,但是经过《小说月报》的大力绍介,很快就会被人所熟知,例如1929年获奖的托马斯·曼,在获奖之前,《小说月报》从来没有介绍过他,但获奖之后,《小说月报》连续发表了他的传记和作品,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居然有五篇之多。(《小说月报》2012号有两篇托马斯·曼的作品,《小说月报》216号有三篇托马斯·曼的作品)可以说,在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之后,《小说月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推广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可以说与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绍介相比,也丝毫不逊色。

这样的情形发生在郑振铎身上,应该是耐人寻味的。因为,郑振铎先前经常这样表态:

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如果真介绍了《神曲》等类的作品过来,我敢说是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只不过是多了一种好的文学作品。对于旧文学的破坏,对于新文学观的建设上都不会有什么大影响。[l5]

从实际情形来看,当时的中国社会之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作品,其需要似乎并不比《神曲》之类的作品来得更为迫切;也就是说,从现实需要考虑,诺贝尔得奖作品与《神曲》之类基本上是同一层次的。那么,郑振铎们为何会厚此薄彼呢?

不发达国家文学者那种相当分裂的独特心态由此又一次进人我们的考察视野。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具有世界声誉的巨奖,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文学者来说,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影响和压力。如果说文学的现代性进程需要有种种标记作为外在象征的话,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就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某种显赫的标记。对于那些一直在世界文坛中名声不彰的不发达国家来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本国文学获得认可的有效捷径。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所代表的印度文学、东方文学很快赢得了世界声誉,并且在现代世界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一事例对于急于想完成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化的中国文学者来说,应该是颇有启发的。

在这一前提下,翻译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及作品,而将《神曲》之类的西方古典名著弃之一旁,也就可以理解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神曲》作为西方古典名著,其影响显然只能局限在文学或者顶多是文化领域内。对于那些企图凭借外国文学的译介达到改变国人思想、社会进程的不发达国家文学者来说,这一情形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及作品的译介则与此很不同。其一,基本上每年评选一次的程序,使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处于与现实社会进程同步的境地,如果以沈雁冰、郑振铎都颇为热衷的文学进化论与此相对照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似乎恰好可以印证文学自身不断进化的现代性过程,而且这种现代性还在不断地向未来延展。其二,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一旦其文学获取诺贝尔奖,其影响格外意味深长。不仅仅在于其文学获得了世界声誉,也可以说这个国家通过文学这一象征,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整个世界的认同;其举步维艰的现代性旅程也仿佛因此得到了象征性的实现。那么,参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介绍,其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不同的文学体系的相互借鉴了,它更是不发达国家参与文学现代性建设的必要途径,一方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介绍可以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文学现代性的路径,清楚地呈现在本国民众的面前,某种意义上,明确了本国文学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译介,其实也可以视为不发达国家积极参与世界文学进程的一种表现—至少每年一次近乎例行公事的介绍,可以建构起一种象征性的时间同步关系,其间流露的,是一种有意识地缩短与世界文学距离的心态,一种急于全方位亦步亦趋实现现代性的梦想。

由于这种梦想至少还是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文学领域内的事件来进行的,至少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作家与作品从总体来说,还能代表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状况与杰出成就,因此,郑振铎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状况的关注,尽管有其自觉不自觉的为人生、为社会的一面,但是这种关注毕竟首先是从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人手,其次才辐射到国家、社会层面的现代性追求上面的。因此,郑振铎与其主编的《小说月报》的现代性追求,应该说,是有别于沈雁冰为《小说月报》一开始所设置好的现代性追求的—较之于沈雁冰通过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特别介绍所建构起来的那种“现代”文学之于“现代”社会的直接影响、直接推动,郑振铎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含蓄的,隐晦的,是在文学的内在需要与外在社会之于文学的压力两者激烈碰撞、难以两全的情形下,煞费苦心企图进行弥合的一种努力。无论如何,这种努力较之于不发达国家文学者一贯的急功近利的“现代性”文学观,它只能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分岔。

参考文献

[l]郑振铎.文学的定义[J],文学旬刊1期,1921510

[2]了西谛.文学的使命〔J]文学旬刊5/上海:时事新报,1921——-620.

[3]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J].文学旬刊37/上海:时事新报,1922511.

[4]西谛.血和泪的文学[J].文学旬刊6/时事新报,1921630.

[5]郑振铎.无题[J.文学旬刊,J 41期,1922621.

[6]郑振铎.答汝卓〔J].文学旬刊38期,1922521.

[7]沈雁冰.致陈德征信[J]小说月报136.

[8]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26.

[9]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J]小说月报14l.

[10]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J]小说月报141.

[11]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J]小说月报141.

[12]王伯祥.国故的地位[J].小说月报141

[l3]郑振铎.翻译与创作[J]文学旬刊78期,192372.

[14]郑振铎.盲目的翻译家[J.文学旬刊6期,1921630.

[15]郑振铎.无题仁[J].文学旬刊46期,1922811.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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