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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影视评论的新趋势

詹庆生
内容提要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化影视评论对传统评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电视台播出后悄无声息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借助“蚂蚁式”网民的集群评论,以及微信大号的强力助推,最终完成了戏剧化的影响力反转。这揭示了互联网对于影视作品的传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流内容、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传播之间可以相互对接和成就;互联网影视评论越来越微型化和轻型化,并正处于分化当中;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传统评论与互联网化评论各有空间。
关键词 《我在故宫修文物》 纪录片 “互联网+” 影视评论

 

  对于影视评论来说,“互联网时代的评论”“互联网评论”与“互联网化评论”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泛指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影视评论类型,互联网评论指以互联网为平台发布的评论,后者则指在互联网发表、同时具有典型互联网写作风格的评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BBS论坛、博客、QQ空间、影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络直播等平台的出现,传统的“学术期刊+报章杂志+编辑记者+评论专家”的基本模式受到强烈冲击,在“人人都是评论者/家”的情况下,过去曾期待的大众化影评以不曾预见的方式成为了现实,公众对于影视作品的意见表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

  近两年来,随着移动端的强势崛起,互联网影视评论初期阶段流行的BBS论坛、博客、QQ空间等,随着平台弱化影响力也随之减退,近期网易宣布其BBS论坛即将关闭,曾经红火的其他BBS如天涯等也辉煌不再,越来越轻型化、散点化的影视评分网站、弹幕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不断崛起。在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豆瓣评分,以及动辄“10万+”点击量的微信公号面前,传统评论的压力与日俱增,受到严峻挑战。

  本文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案例,对“互联网+”时代影视评论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笔者曾参与该片的前期策划和调研,对该片一波三折的创作过程及最后戏剧性的走红感受颇深,而且该片的走红是互联网式的,鲜明而突出地反映了随着互联网因素的介入,传统的影视评论以及影视作品的传播所受到的直接影响,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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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部小众纪录片的“互联网式”走红

  《我在故宫修文物》选题早在2010年便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提出,并计划联合央视纪录频道立项摄制,但后来由于频道内部变动项目而中止。2015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项目得以重启,最终由故宫博物馆、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几家单位联合出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摄制,由央视纪录片频道制片人任监制。2016年1月7日,三集成片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故宫题材、文物修复,神秘与揭秘,作品天然地具有某种奇观性和可视性,然而该片一反此前故宫纪录片的“帝王视角”及“宏大叙事”传统,不再讲述那些宏大历史、伟大人物或辉煌灿烂的宫殿文物,而是聚焦于今天故宫文保科技部的一群顶级文物修复师,这些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平凡人,秉持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那些精美的国宝文物重新焕发出神采。该片最大的亮点正在于宏大与微观之间形成的微妙反差,以及由之带来的戏剧张力,“壮丽恢弘的皇家气派——冷宫小院的日常生活”“国宝重器的神圣庄严——修复师们举重若轻的淡泊从容”,他们既平凡却又身负绝学,肩负重任却又淡泊名利,正是这种反差和张力,为人物赋予了特殊的人格魅力,也使这部视角独特的纪录片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该片主创团队此前曾参与轰动一时的纪录片《故宫》(2004),以及后续的《故宫100》,对于故宫题材的创作可谓驾轻就熟,该片选题的新颖性也使创作者们对于收视前景颇为看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该片在央视播出后并无太大反响。自《舌尖上的中国》(2012)播出并造成轰动效应以后,虽然央视纪录频道大力推出了许多重量级的纪录片,却再没有一部在影响力上能与前者匹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反响似乎也说明,该片将像那些悄无声息的纪录片一样被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与娱乐海洋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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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戏剧性的反转很快出现,改变一切的则是互联网:该片先是在青年亚文化群体聚焦的bilibili 网站(简称B站)上意外走红,完成了传播影响力的“一级跳”;其后,这一意外的强烈反差引发媒体大量关注,是为“二级跳”;接下来,微博大V、微信大号则真正使该片完成了最后的“三级跳”,实现了轰动式的传播效应,而该片也成为了《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影响力最大的央视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元素——B站、豆瓣所代表的“集群式”评论,以及微博和微信大号所代表的影响力“推手”无疑是两个关键性的节点,对他们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互联网+”时代影视评论的新特点。

  二、集群式评论:“蚂蚁”网民的力量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互联网式走红之路是从B站开始的。B站是目前国内公认极具影响力的二次元文化社交平台之一,其基本栏目如“动画”“番剧”“鬼畜”“音乐”“舞蹈”“游戏”等等,基本都由源于日本ACGN(动画、漫画、游戏、小说)文化的相关内容构成。令普通观众云里雾里的术语,花样繁多的奇异视频,甚至基于ACGN知识的会员注册门槛,都使其带上了强烈的青年亚文化的非主流色彩。除了用户可UP(上传)分享或自行制作的ACGN视频,网站的另一个核心功能,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文字,即弹幕。观影时弹幕横飞的“众声喧哗”,营造出虚拟的“部落式”观影情境。弹幕文化是ACGN青年亚文化参与者们的自我表达、参与分享和聚众狂欢,也是潮流文化的二次创造。

  作为一部故宫题材、学院制作、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带着鲜明的主流文化特征,与B站的亚文化、非主流气质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其在B站的走红是一个意外。2016年1月9日,该片在央视播出最后一集后,一名B站会员便上传了该片视频。此后这部B站上的“非主流”作品居然引起了“二次元人类”越来越热烈的围观,全站日排名最高达第9名,合计播放88万次,弹幕2.8万条,可谓B站极为另类的热门作品。

  弹幕可以看作互联网时代的新评论形式,它与传统评论已经大相径庭。传统评论大致以艺术批评为核心,以影视史、影视理论为知识框架,遵循立论、论证的逻辑链条,追求批评的意义深度。然而在弹幕评论中,所有传统批评的特点都已不复存在。从《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弹幕中,可以看出弹幕评论的一些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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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碎片化表达。弹幕天然拒绝长篇大论,该片绝大多数弹幕在10至20字之间,甚至只是一个、一串感叹词或表情符号,几乎没有长句或复杂表达形式。弹幕具有瞬时性,在屏幕上滚过即消失,正与“众声喧哗”的嘈杂性与易逝性相应。

  二是散点化和随机性。弹幕形式具有共时性,弹幕与画面共时出现,评论始终紧随画面即时变化,导致评论焦点的变换不定。片中青年修复师纪东歌出场,弹幕有人讨论其个人气质,有人说其服装,也有人讨论其说到的“博闻强识”应读“zhì”还是“shí”,另有人提到从其微博里知道了她快生孩子的消息,更有旁逸斜出者从她身后书架上看到了六神花露水,众说纷纭之际,下一人物出场,话题全部瞬间转移。总之,评论跟随着画面内容以及弹幕所议的二次激发而流动,话题分散,随机性极强。

  三是关注焦点的差异化。传统媒体评论往往聚焦艺术性、思想性,弹幕评论的触发点和兴趣点却有极大差异。该片弹幕中最受关注的焦点首先是“颜值”或“萌点”,片中最具人气的钟表修复师王津师傅气质儒雅,收获了最大规模的粉丝群,已几近退休年龄的王师傅在片中的每次出镜都伴随着大量的互联网式夸张表达,比如“表白”“舔屏”“王师傅我爱你”“男神”“帅得惨绝人寰”等等,而他惊人的技艺及对于自己事业的情感,不仅强化了他的非凡气质,也拉近了他和观众的亲近性。王师傅是片中众多修复师中唯一一个在B站享有自己的CUT(个人镜头合辑)的人物,可见其受欢迎之程度,而其中关键与其特殊的“颜值”或有直接关系。所有关注到该片走红B站这一事件的媒体,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王师傅成为“男神”的话题。此外,片中其他人物如弹吉它的杨泽华、抽烟的王有亮等等,都因为拥有某种“萌”气质而受到欢迎。除了颜值,贯穿始终还有关于配音的好坏,对文物修复的好奇,对文物修复工作者的致敬等话题,其余则是五花八门,如故宫是否闹鬼、宫廷御猫等等,片中人物一旦提到“冷宫”“寿康宫”“慈宁宫”等清宫影视剧的常见名词,更引发大量的戏仿和热议。

  四是自娱与众娱。弹幕是通过自我表达完成的个体心理满足,开场时铺天盖地的“几刷”声明,同时也是对自我品位的肯定,而弹幕评论的共时性也构建了一个“部落式”的“众声喧哗”“聚众狂欢”的虚拟情境。满屏弹幕让普通人不适,却是弹幕爱好者乐趣之所在。诸如“我在东北玩泥巴”“我在伦敦嗑瓜子”的群体戏仿,通过自娱与众娱的结合,满足了个体的表达欲望,也提供了某种虚拟的生活和价值共同体的归属感。

  五是评论的浅层化。弹幕形式的即时性、碎片化、散点化、随机性、娱乐化特征,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对作品的深入剖析,严格来说他们只是言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论,后者要求结构完整、观点明确、论证到位,而弹幕基本上是片段、碎片式的感叹感慨,这些“七嘴八舌”是浅层和表面化的,且带着明显的情绪化色彩。虽然也有人提到“匠人精神,精益求精”,但也仅此为止,并不会导向深入。

  从评论形态来看,这种极度碎片化、散点化、浅层化的微评论和轻评论,与传统评论“鞭辟入里”的深度、“一言九鼎”“盖棺定论”的力度相比,如同蚂蚁与大象般悬殊,然而吊诡的是,当这些微不足道的蚂蚁以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的数量聚集的时候,便拥有了某种超凡的力量。该片电视播出之后悄无声息,却出人意料地在B站上走红,其后续效应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从2月开始,几乎所有的后续评论都会提及其在B站所引发的轰动效应,这固然出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高反差性,但同时也与其受欢迎的庞大数据有直接关系。一条条弹幕并无多大分量,汇聚起来却力量惊人。弹幕发送者并非评论家,但作为一个整体时,“七嘴八舌”的“众声喧哗”却构成了强大声场且影响巨大。

  按照传媒学者的概括,这种集群式微评论的力量正来自于互联网的“关系赋权”:“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激活了个体及其嵌入的关系网络资源,从社会的‘底部’改变了赋权模式与权力格局。‘关系赋权’作为一种新的范式迅速崛起,成为比‘行政赋权’‘资本赋权’更加高效的赋权机制,它作用于社会资源、影响力、价值与机会的流转与分配,为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和能力丧失者(disabled)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创造了条件。”[1]关系赋权是否一定比行政赋权、资本赋权更加高效或许还有待商榷,但它的确为社会个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并非来自个体本身,而是来自彼此联结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一种集群式的力量。菲斯克曾认为大众文化中的观众拥有着“符号权力”“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2]“对意义和拥有创造意义权利的社会群体发起挑战,是确立亚文化身份以及这些身份所维系的社会差异的重要部分。”[3]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原本一盘散沙的受众,这些看似弱小不堪的“蚂蚁”们,通过网络有效地群集起来后,其所拥有的“符号权力”也随之被急剧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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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霸王别姬》电影剧照

  “蚂蚁”式集群的力量在豆瓣、时光网等影迷评分网站体现得更加明显。评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评论,它是对作品艺术价值的“估值”,直接以量化的形式呈现。每一个打分个体都匿名出现,并不像传统影评那样需要彰显评论者的权威,力量来自于打分者群体的集结规模。当《霸王别姬》《这个杀手不太冷》《肖申克的救赎》等片的评分者分别达到50万、69万、72万,当《老炮儿》的评分者也有34万,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也有近三万人评分的时候,其规模之庞大已足以体现出相当的“民意”,由于参与评分的多是影迷甚至迷影者,这也使评分具备了某种相对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包括《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内,豆瓣评分目前约定俗成地成为了影视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参考,一个彰显其“艺术质量”的“标配”,传统的影视评论专家至少在大众影响力上已难以与之匹敌。

  影视评论碎片化、微型化甚至规模量化的趋势自互联网时代以来就已如此,弹幕、评分不过是将其推向了极致而已。网民作为个体的力量如蚂蚁般微小,而作为集群的力量则越来越强大,这种现象未来还有更强化的趋势。截至2016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1.7%,网民7.10亿,其中手机网民6.56亿,占比高达92.5%,而仅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也达到了24.5%,互联网使用向移动端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4]这或许也意味着未来网络影视评论的微型化趋势将不可逆转。

  三、影响力评论:微信大号的写作风格

  互联网因素对《我在故宫修文物》传播的影响力,百度搜索曲线可作为重要参考。该片于1月7日至9日播出后,搜索指数只有2000左右,但随着该片在B站的发酵,指数逐渐上升,最高到了3000左右。该片在B站的意外走红,作为现象为各种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关注,春节过后该片热度逐渐上升,终于在4月8日迎来了一次陡峭的急剧上升,到达了最高点(指数16000),将它推至此高点的是一篇“10万+”微信文章《豆瓣9.4,完全不给其他国产片留活路》。[5]该文发布的时间正是4月7日。以这篇对《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评论文章为例或许可以归纳出微信大号的写作风格:

  一是表达的极致化。网络“标题党”风格在本文中显露无遗:《豆瓣9.4,完全不给其他国产片留活路》(该文以下简称《活路》),先亮出“硬通货”豆瓣评分作为该片的“质量保证”,并进而断言“完全不给其他国产片留活路”,前者还算“摆事实”,后者则是高度主观且极致夸张的判断,这种激进的表达与传统评论的严谨性截然相反,对吸引关注却相当有效。极致化还表现在打擦边球找兴趣点。此文开篇便指出该片的“神奇”:“光看网友评论,你会发现——所有女人看完都变得十分‘饥渴’。她们把片中出现的所有男人,都表白了个遍。”虽然片中以王津为代表的修复师确因颜值气质引发网友热捧,但那些“表白”其实与性并无关系,然而当《活路》有意往性话题引导时,的确起到了吸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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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文体的碎片化。《活路》一文共2956字,在公众号中已算是长文,然而其文体则是高度碎片化的:在手机模式下观看,全文83处一行一段,56处两行一段,占全文段落数量的97%,三行一段三处,四行一段仅一处,还是导演的直接引语。而在电脑模式下,全文高达97%的段落均只有一行,另有四个两行段落,三行以上段落一个也没有。如此行文方式对传统影评写作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旨在减轻阅读的视觉疲劳,却也几乎不可能完成复杂深入的思想表达。

  三是写作的人格化。互联网写作的人格化倾向已非常明显,而微信公众号则强化了这一趋势。虽然公众号写作早已由个人单打独斗改为团队分工合作,但虚拟的人格仍然被保留和放大。人格化写作一改传统影评高高在上的专家视角、中规中矩的客观叙述,代之以平视视角,强化了亲近性和认同感,有利于写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和心理互动,大量使用口语、互联网热词,犀利、幽默的个性化表达强化了受众的阅读快感,语态轻松幽默,句式简明易懂,富有感染力和煽动性。

  四是高度的视觉化。《活路》全文2956字,竟然配上了49张图片,其中包括两张评论网页截图,一张作品海报,一张表情包图片,三张其他影视作品截图,两张工作照,四张动图,以及多达36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如此多的图片,再加上高度碎片化的行文,几乎达到了一句一图的程度。这种高度视觉化的图文方式正适合版面自由的互联网写作,对于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事。

  《活路》一文能有如此大的阅读量,所依靠的并不仅是前述的共性写作风格,还在于它在形式活泼的前提下能够保持丰富的信息量和一定的内容深度。《活路》一文对片中那些动人的闪光点,比如精湛的技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日常工作的趣味、奇观化事物和场面等都有涉及,只不过用了轻松简明的行文、图文并茂的手段,以更重视用户体验的方式将内容呈现出来而已。其次是追求写作的内在逻辑。以看似耸动的标题和话题开场,逐渐切入作品的介绍,最终使观点升华。

  其实随着该片在B站的走红,相关评论并不少,截至2016年9月23日,微信公众号评论文章达到4446篇,新浪微博“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话题阅读量为832万次,然而在整个搜索曲线中,只有《活路》创造了最为陡峭的波峰,成为该片传播过程中最有力量的一次助推。传统媒体其实也在尝试互联网式的写作风格,比如该片播出后新华社便第一时间发出了稿件《我在故宫修文物,你在哪里玩泥巴?》明显有靠近互联网风格的努力,但其行文仍带着媒体写作的惯性。

  四、“互联网+”时代影视评论的思考与启示

  从蚂蚁式网民的集群力量,到微信大号的强力助推,《我在故宫修文物》凭借互联网力量一步步实现了传播影响力的戏剧性反转,从这一戏剧化的过程,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其一,互联网对于影视作品的传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片中那些晋升“网红”的修复师们一样,该片也可说是一部“网红”作品。在“互联网+”的时代,该片的戏剧化经历未来可能不会是个案,而将变得越来越普遍。互联网过去一直是传媒内容的“二传手”,而在这一案例中,网民对于传媒内容的自主接受和二次创造说明,互联网也是一个“放大器”。这一点从几部同类作品的不同命运也可看出。2015年10月,同样由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主创的纪录电影《喜玛拉雅天梯》,在营销当中大力借助了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效力,在成功进入院线后收获了1156万元的高票房,堪称奇迹。而同样由《故宫》团队历时数年精心打造的六集文化历史类纪录片《我从汉朝来》,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却并未产生太大反响,尽管该片后来在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人文类最佳系列纪录片奖,但就社会影响力而言的确无法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及《喜玛拉雅天梯》相比,而其中的关键之一或许正是其互联网传播的缺失。

  其二,主流内容、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传播之间可以相互对接和成就。虽然距《舌尖上的中国》大火仅有四年,但今天的传媒环境已发生巨变,电脑和手机的小屏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主要观看渠道,电视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内容提供者,其平台功能已经严重弱化,网民越来越不介意观看的内容是来自电视台,还是网站自制。随着互联网企业对于视听领域的全面进军,电视台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此角度看,《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电视和互联网的失意与得意,本身就具有某种预言和象征意义。尽管如此,作为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作品,该片在小众、非主流、青年亚文化群落聚焦的B站走红,一方面说明优质的内容不会受到传播平台的限制,而是拥有打破“次元壁”的能力,二者之间并没有绝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发现和扩散,该片的走红或许将停留在B站的小范围内,这也充分说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存在对接、相互成就的可能。

  其三,互联网影视评论越来越微型化和轻型化,其自身也正处于分化当中。以影视类微信公众号为例,目前至少已经分化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号,比如《当代电影》《电影艺术》《中国电影报》,以及《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文艺版等都有自己的公众号,但内容基本和纸媒相同,属于转载上网。这些内容虽上载互联网,但严格来说只是“互联网评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化评论”。另一大类是自媒体运营公众号,他们身上的“互联网化”色彩更为纯正,可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最为大众化,影响力也最大的纯市场化公众号,以“sir电影”“桃桃淘电影”等为代表,这些广受欢迎的公众号用户群庞大,点击率动辄“10万+”,写作上遵循极致化、碎片化、人格化、视觉化等特征,同时兼顾相对的专业眼光。一类以更具专业色彩的“虹膜”“迷影网Cinephilia”等为代表,更加注重在中外电影史的参照系之下,探讨作品的艺术与思想价值,在图文、语态方面灵活自由,并不刻意迎合受众需求,点击率在数千到数百不等。另一类介于前两者之间,试图兼顾大众化和学术性,以“文慧园路三号”“24楼影院”等为代表。总的来看,影评类微信大号正在走上以影响力换商业利益的升级换代之路,有望演变为新型的独立影视评价机构,但未来对商业循环的深度参与有可能改变其独立性质。有的公众号虽相对小众,却因其独立、专业或可坚守自身个性。几类微信公众号各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其未来的分化将越发明显。

  其四,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传统评论与互联网化评论各有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微博、微信平台的“互联网化”评论对传统批评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许多传统媒体都在这种越来越明显的“威胁”之下,开始探讨如何去迎合新潮“刷网感”的问题,然而这或许是一个误识。影视评分网站、弹幕网站、微博点评、微信公众号,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泛影视评论的确特色鲜明,他们通过弹幕自娱与众娱,通过评分量化评估,通过极致化的表达吸引眼球,通过碎片化、视觉化、口语化的文体实现轻松阅读,通过人格化的写作建构个性,拉近与受众的关系,适应并满足了新时代的受众需求,这使他们在与传统影评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仅从影响力来说已俨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然而他们的缺点也相当突出,大量的自媒体刻意迎合受众,有意打擦边球,一味的口语化、人格化等难免出现粗糙、庸俗、媚俗的倾向,而碎片化的评论也很难将问题导向深入,往往止于浅层表面。与“互联网化”影评相比,传统的专业化影评令受众望而却步的严谨、晦涩似乎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专业必然有其门槛,专业门槛的降低往往以深度的丧失为代价。事实上,从《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的互联网评论只有人云亦云叫好声,真正有深度的评论,对作品的深入剖析,甚至包括反思性的评论,基本上都是通过传统媒体以及专家型研究者完成的,其立场、深度是互联网化评论难以企及的。[6]

  诚然,传统评论与互联网化评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它们在先天属性上的差异却也客观存在,不必刻意抹平这种差异。个性之可贵就在于其独特性。对于优缺点都鲜明的互联网化评论来说,极致化、碎片化、视觉化、人格化等特征都是鲜明的个性,而它们先天地与严谨和深度相矛盾,要求互联网化评论具备专业深度与严谨性,或许只是求全责备;而对于互联网化写作中蕴含的庸俗化倾向,的确需要加以警惕。对于专业化影评来说,坚守专业性才是本分,晦涩是表达,却不必然是问题,不应对互联网风格盲目跟风迎合。而对于相对大众化的影视类报刊杂志而言,适当地借鉴互联网化写作风格未尝不可,但却不应以丧失深度为代价。总而言之,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尊重各自的媒介属性和媒介特征,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个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借鉴与创新,这或许正是“互联网+”时代影视评论的发展方向。

  *詹庆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1] 喻国明,马慧:《关系赋权——社会资本配置的新范式》,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183.html

  [2]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 [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祈阿红、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70页。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8月3日。

  [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408/12/22998329_

  548824580.shtml

  [6] 参见陈黛曦:《故宫里的工匠,修补了多少浮躁的人心》,《文汇报》2016年3月28日;以及张慧瑜:《〈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走红》,《南风窗》2016年第10期。

 

 

原载:《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9期 总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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