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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心直凑单微,巨眼见微知著——从《诗家三李论集》看余恕诚唐诗研究之特色

邓小军

  余恕诚先生之唐诗研究,在唐诗艺术造诣的鉴识,唐诗史料价值的鉴识等方面,体现出灵心直凑单微,发前人所未发的特色。在文学史宏观、文献史宏观等方面,则是体现出巨眼见微知著,发前人所未发的特色。这两大特色,既是各具价值的,又是有机结合的,直凑单微是见微知著的根基,见微知著是直凑单微的发展。《诗家三李论集》,是余恕诚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包含着余恕诚先生几十年来对唐诗的一系列宝贵创见,在余先生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本文即以《诗家三李论集》为例,讨论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特色。一己之见,尚期指正。
  
  一、灵心直凑单微
  
  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灵心直凑单微(“直凑单微”一语,近代以来,指直至事物、学问精微之处。例如《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湖湘文库曾国藩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19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王氏(引之、念孙)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6页。)),体现在对唐诗警策之句的发现,对唐诗中的珍贵史料的发现,并加以精湛的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这种发现,往往看似信手拈出(“信手拈出”一语,参阅宋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毫不费力,其实体现着学养功夫,炉火纯青。
  
  唐诗警策之句,具有高度艺术造诣。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警策之句,是片言居要,一篇之眼,照亮全篇,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而且,警策之句与名篇杰作,同样是决定诗人的文学史地位的主要因素。唐诗警策之句及其艺术价值,有的并未被人认知,而尚有待被发现,并且加以精湛的解释。
  
  唐诗中的珍贵史料,对于解决重要甚至重大的历史、文学史问题,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能够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文学、诗歌密不可分的社会,诗文是社交工具,记事载体,甚至是政治文书。身在史中的历史人物,用诗文参与历史,反映历史,诗文同时亦即是历史文献。因此,在解决重要或重大的历史、文学史问题上,相关诗文的缺席,就是学术研究的残缺。
  
  1.拈出李白“杳如星河上”
  
  余恕诚《李白与长江》(2002年):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飘飖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围绕江流、江行,缀以清风、明月等意象,写出一个“杳如星河上”的超凡境界。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诗“杳如星河上”之句,在余恕诚先生《李白与长江》拈出此句并高度评价之为“超凡境界”之前,似从未被人提出和评价过。
  
  李白集评点本方面。
  
  严沧浪、刘会孟评点《李太白集》卷十二载明人批:“不切切模写,然兴致自有余,读之即如坐江舟中。”又云:“风、月、云、舡、帆、山、水、浦、洲、草、树,随便插入,浑然天成。”没有拈出此句。
  
  李白诗选本方面。
  
  明朱谏《李诗选注》卷八选录了李白此诗,并加以逐句注释,但是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
  
  日本伊豫松山、近藤元粹选评《李太白诗醇》:“严云:起旷澹。开阔壮丽,自是太白口吻(‘月随’二句)。谢云:月夜江行之景,分明写出;而寄远之意,又不渗漏。”没有拈出此句。
  
  此外,很多现代李白诗选本,或未录李白此诗,或虽然选录李白此诗,而没有拈出此句加以评论,不备举。
  
  集部选评本、唐诗选评本方面。
  
  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下选录了李白此诗,而无评注,没有拈出此句。
  
  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五十五选录了此诗,而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
  
  陆时雍《唐诗镜》卷十七选录了李白此诗,评云:“清异。‘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意境落晩,所谓唐音。谢灵运当不如此写作。”没有拈出此句。
  
  清《御选唐宋诗醇》卷六,选录了李白此诗,评云:“可谓工于发端,警句亦直逼二谢。”没有拈出此句。
  
  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五选录了李白此诗,而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
  
  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藏同治七年岌甫选评李白五言古诗《瑶台风露》稿本,选录了李白此诗,于“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四句,评云:“似此清逸不群,虽老杜不能不为之避舍。”仍然没有拈出此句。
  
  以上多种集部选评本、唐诗选评本选录了此诗,或无评语,或有评语,但是均没有拈出此句。
  
  明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蘅塘退士孙洙、徐兰英夫妇《唐诗三百首》等唐诗选评本,没有选录此诗。
  
  由上可见,在历代各种评本、选本中,未选录此诗者及虽选录此诗而无评论者,固无论矣。选录并评论此诗者,评家往往赞美李白此诗全诗,赞美其中“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二句,甚至赞美“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四句,但是并没有拈出其中“杳如星河上”之句。只有到了余恕诚先生,李白“杳如星河上”之句,及其“超凡境界”,才被灵心直凑单微地所发现,警策要言不烦地所诠释。
  
  李白“杳如星河上”之句,以银河比长江,何等优美、气派;着一“杳”字,写出长江之神韵,空灵荡漾;着一“上”字,则写出江上舟上,实地感受。可见,余恕诚先生拈出此句,并指出其为“超凡境界”,确实是真知灼见。
  
  由期刊网、读秀网可见,当今学界对李白此句的引用、分析和高度评价,皆出现在2002年余恕诚先生《李白与长江》发表之后。
  
  2.拈出李白影响李商隐十七组诗句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2003年):
  
  李白诗风豪放,李商隐偏于婉约,差别毕竟很大,人们或许在这一环上对三李的相通,产生疑问。能否在前后相距时间长、面目变化大的李白与李商隐之间看到明显而直接的联系呢?检查两家诗文集,似多有可资对照之处。
  
  余先生列举了李白诗句影响李商隐诗句之比较十七组。其中有些影响比较,前人已经零星地指出,如李商隐《河阳诗》“黄河摇溶天上来”,程梦星注:“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是,应该说明,第一,余先生第一次作出了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之专题全面比较。第二,其中一部分影响比较,是余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三,余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影响比较,其中包括隐藏的影响,经过精致的鉴识,给人意外的惊喜。举例如下。
  
  李白李商隐
  1.走傍寒梅访消息。1.知访寒梅过野塘。
  (《早春寄王汉阳》)(《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
  2.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2.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昨日》)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3.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3.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相逢行二首》其一)(《无题二首》其一)
  4.芳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4.可怜荣落在朝昏。
  (《咏槿二首》其一)(《槿花》)
  5.愿因三青乌,更报长相思。5.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相逢行》)(《无题》)
  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长相思》)
  6.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6.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锦瑟》)
  (《古风五十九首》其九)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
  (断句)
  
  上举六组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之比较,第1、第4、第6组影响比较,是比较显性的;第2、第3、第5组影响比较,则是潜在的;但都是有说服力的。
  
  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长相思》:“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李商隐《无题》名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相逢行》:“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长相思》:“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以上影响“晓镜但愁云鬓改”),和李白《相逢行》:“愿因三青乌,更报长相思”(影响“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锦瑟》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九:“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以及断句:“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
  
  以上所述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皆是隐藏的影响,经过精致的鉴识,给人意外的惊喜。余恕诚先生对问题的专门提出,是别具手眼,发现有关诗句的功夫,则是直凑单微。可以说,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这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余先生说:“李白诗名大,作品广泛流传,上引李白诗句,必有许多为商隐所熟悉者,从而影响了商隐,在创作中予以吸纳和继承。”余先生的判断是以大量实例为依据的,因此既是富有新意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古代优秀诗人对于前人的作品和文献,乃是无书不读,无微不至的。研究者要了解作品的隐藏意义和精微造诣,就需要跟踪而至,无微不至,直凑单微。
  
  3.拈出李白“乡关渺安西”
  
  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灵心直凑单微,同时体现在对唐诗诗中珍贵史料的精湛发现,发前人所未发。
  
  余恕诚《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1979年):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诗中有这样的话:“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李白自己把安西称作出乡关,是他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
  
  
  毫无疑问,余恕诚先生所拈出的李白“乡关渺安西”之句,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等原始文献记载的最有力佐证。余恕诚先生指出:“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李阳冰《草堂集序》等材料,考定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郭沫若先生以及余恕诚先生之前的所有学者,并没有发现李白此句的珍贵史料价值。
  
  4.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
  
  余恕诚先生灵心直凑单微,亦体现在以诗证史。
  
  余恕诚《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2003年):
  
  李白因永王李璘之辟走出庐山投入政治活动,而由此引起的牵缠及余波,几乎影响了他整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学者有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实际上李白从璘出于报国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没有使他陷于精神危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永王出镇江陵,本是玄宗依房琯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即强调永王专征,出于玄宗特“许”。……既然如此,他也就不会因自认“从逆”而失去精神支持。
  
  余恕诚先生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之句,据以判断“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这是卓越的见解,因为诗句里包含关键的历史信息。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此二句是倒装。“帝子”指永王璘。“专征”,大将出征得专行其罚。古典出自《白虎通义·考黜》:“好恶无私,执义不倾,赐以弓矢,使得专征。”今典即是《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凡大将出征……临军对寇,士卒不用命,并得专行其罚。”《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则请而假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按《旧唐书》卷一九○下《李白传》:“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可知“帝子许专征”,是指永王璘受命为江淮兵马都督,率军专征,下扬州渡海取幽州。
  
  “秉旄”,即秉旄钺,旄为牦牛尾,钺是黄金为饰之斧,大将指挥军队之仪仗,指征伐之兵权,古典出自《尚书·周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今典指唐朝大将出征之仪仗旌节、斧钺,《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五曰旌节。(《汉书》曰:……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以相别。)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则请而假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斧钺。”“秉旄控强楚”,言永王璘执江陵郡大都督旄钺。
  
  李白针锋相对批驳肃宗,诗言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受玄宗之命获肃宗认可执江陵郡大都督旄钺,又奉命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率军专征,下扬州渡海取幽州。言外之意,永王璘出征乃奉玄宗、肃宗之命,经过册命约定及唐朝三省制度程序,所授旌节斧钺等一应俱全,僚佐李白亲见,岂是“擅发兵”?岂是“叛逆”?
  
  由上可见,余恕诚先生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作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的依据,是卓见。这与“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的见解,相去霄壤。
  
  余恕诚先生直凑单微地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之句,据以判断“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這一卓越的见地,建基于他对诗与史的灵心锐感,和对李白的同情之了解与信任。
  
  二、巨眼见微知著
  
  余恕诚先生唐诗研究之巨眼见微知著,是指能够发现前所未见或知之不足的文学史重大现象真相。学者气象,亦由此可见。
  
  1.政治影响诗人创作的独到观照
  
  余恕诚《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1994年):
  
  中国古代大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连最起码的积极内容都不具备的政治,无疑谈不上对诗歌的正面推动作用。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拔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
  
  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1.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2.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3.打击压抑,导致怨悱;4.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彻底反动,使追随者身败名裂。)1和4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2和3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
  
  
  余先生指出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有四种情况,是关于中国文学史本质的宏观见解,可以说是相当周全,尤其是指出政治给予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和政治给予诗人打击压抑,导致怨诽,可以说是真知灼见。对于认识文学史的实相和根本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相反,以应制诗之类为贤,则是远离文学史的实相和根本价值矣。
  
  2.清代诗学文献史的独到观照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2003年):
  
  清代前期,具有权威性的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问世,三李诗的流传与普及超越往代。于是“诗家三李”说终于被明确地提出,并且在清代中后期逐步获得学者认同。
  
  余恕诚先生指出清代前期,具有权威性的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问世,为“诗家三李”说终于被明确地提出,并且在清代中后期逐步获得学者认同,提供了诗学文献之基础。这是建基于对诗学文献的熟悉,形成诗学文献史的宏观观照,并为文学史的宏观观照提供了坚确有力的基础。
  
  3.唐代叙情长篇的观照:文体学之经典论述
  
  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三《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钩奇,其品盖卑,骎骎乎苏、黄矣。”王闿运是近代大诗人,在诗歌创作、诗歌鉴识、诗学理论上成就卓著。“叙情长篇”就是其一大创见。余恕诚先生《论唐代的叙情长篇》,受到王闿运论述的启发,以蔡琰《悲愤诗》、曹植《赠白马王彪》、骆宾王《畴昔篇》《帝京篇》、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杜甫《咏怀》《北征》,以及韩愈、张籍、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一系列重要叙情长篇诗为依据,从诗歌文体论、诗人创作论的不同角度,全面地发展和突破了王闿运之论述,成为当代文体学之经典论述。
  
  余恕诚《论唐代的叙情长篇》(1991年):
  
  叙事诗与叙情长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叙”字,说明这两类诗叙述的手法用得多;而它们之间不同的特点在于有“情”与“事”之别。叙事诗立足于故事,……围绕“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进行咏唱。叙情长篇则不同,它立足于抒情。……叙事诗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乃至语言和思想活动,塑造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形象,而叙情长篇由于旨在抒发主体感受,塑造的主要是诗人的自我形象。
  
  再就事而言,叙情长篇虽然也用叙的手法写了种种事件,但与叙事诗中的事又很不相同。……而叙情长篇所写的一般只是日常生活事件。叙事诗具有情节的“整一性”,……而叙情长篇……往往能写到许多事件,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事件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是一些片断。诗人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主,情必须畅通,而事不一定连贯,不必每首诗只围绕一个事件,更不必把每一件事都交待得有头有尾。如果说《长恨歌》等叙事诗相对地接近小说,情节集中紧凑,那么叙情长篇则近似散文。
  
  这是从叙情长篇与叙事诗的异同,包括在叙述内容上和叙事艺术上的不同,揭示出叙情长篇的叙述特点。
  
  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都旨在抒情。但一般抒情诗往往集中于对一时一事的反映,大量即兴诗、应景诗,只需托某一行动,某一事件,或某种景物加以抒写就行了。象短小的绝句,有些抒写的只是零星飘忽的灵感。而叙情长篇中的情感,正象叙事诗中的故事一样,“具有一定长度”。作者沉吟属辞之际,内心中有前后相续、此伏彼起的感情波澜,它需要通过对一系列或一段又一段事件的叙写,方能把那“具有一定长度”的情感完整地表现出来。
  
  这是从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的异同,揭示叙情长篇的抒情本性和特点。
  
  叙情长篇的主要表现手段是叙述。它能展示主体多方面的活动和有关事件与生活场景,表现主体繁复的心境以及广泛的社会现实。得意处往往淋漓飞动,穷极笔力。而一般抒情诗,特别是短小的律绝,很少展开叙述,它通常是把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所提供的作诗机缘,转化为心灵反应,因此不是将情境事件一一摊开,而是凭诗人的特殊用意大量运用叙述,把有关情事展开,在叙情长篇中是一个很显着的特色。
  
  基于对情景和事件展开大量叙述,叙情长篇往往是实多虚少。情多实叙,事多实写,比兴以及空际传神的写法,不再占突出地位。它不象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那样高度概括,也不象某些小诗那样空灵。
  
  叙情长篇有很强的自叙性,与诗人的生活、思想联系更直接,给人更多的具体感、真切感。由于叙情长篇体制阔大、多用实写,它对生活的反映相当深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体性。长诗本身往往体现为一种绵延开展的动态系统,与某些收敛内向、自足自在的小诗,大异其趣。
  
  这是从叙情长篇的叙述表现手段、结构、叙情叙事长度、主体性,内在地、全面地揭示叙情长篇的特点。
  
  以上所有讨论之深入细致,继承了也超越了王闿运的论述。
  
  叙情长篇在唐诗中是一批掣鲸碧海的伟构,对各个作者来说,则往往是该诗人代表性的篇章。
  
  叙情长篇非有巨大的才力难以驾驭。唐诗中这一类型的成功之作多出自大诗人之手,而且又多半出现在这些诗人的中后期,正当他们阅历丰富、精力旺盛、诗艺成熟、感慨最深的时候。……叙情长篇的作者要用大的魄力去写。
  
  这是从诗人创作论的角度,揭示叙情长篇的创作力度、创作准备、在诗人一生中的产生阶段、在诗人作品中的地位。这些讨论,至关重要,富有创见,是王闿运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论域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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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也相应要用大的魄力去读,甚至评论介绍也要费大的气力,所以历代选本选录和反映不够。特别是一些普及性选本,被动地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更很少以之入选。“或看翡翠兰者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从全面地认识唐诗,藉以发展我们民族诗艺创造力的角度来要求,这种不足应该得到弥补。
  
  这是从接受美学的微观,揭示出叙情长篇接受不足的习见原因,并从中国文学的宏观,揭示出叙情长篇作为中国诗特色的重大价值。这些讨论,至关重要,富有创见,亦是王闿运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论域和观点。
  
  王闿运创作有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拟焦仲卿诗一首李青照墓下作》,又创作有杰出的长篇叙情诗《圆明园词》,具有深厚的相关创作体验,宜乎其能提出叙情长篇之观念。余恕诚先生《论唐代的叙情长篇》,则是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素养,同情之了解,直凑单微的诗歌鉴识,见微知著的文学视野,继承、发展、突破了王闿运之论述,成为当代文体学之经典论述。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这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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