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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實證之“由靜趨動”——評陳廣宏《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

葉曄

  三十年前,當章培恒先生帶著他的“卡族”學生們從事《全明詩》的編纂工作時,他們恐怕很難想到,在接下來的十數年間,古籍數據庫將勢如破竹地取代索引卡片,進入每位學者的日常學術生活之中。隨著文獻檢索的便捷程度越來越高,對傳統文獻學的質疑之聲也越來越大。特別是某一具體學科的文獻學研究,如文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之類,因沒有目錄版本學、校勘訓詁學那麽一套精細、成熟的理論方法體系,經常被視為簡單的史料之學,可謂處境堪憂。這從最近十餘年涌現了一大批史料學研究專著以供專題史家按圖索驥,即可見一斑。
  這種隱隱的憂慮,我們亦可在陳廣宏教授的這部新著中有所察覺,即使它被隱藏在了著者對其學術事業的深厚濃郁之感情背後。陳教授雖專治明代文學文獻,但其思考卻訴諸了整個古典文獻學學科,展現了非常開闊的學術視野。面對近年來漸變漸濃的這片文獻迷霧,他巧妙地將其過濾至兩個不同的學術層面予以觀察:一是文獻學學科自身的邊緣處境,即在“歷史建構”的整體學術語境下遭遇了釜底抽薪的意義質疑;二是明代文學文獻的特有困擾,即價值觀念的雅俗之別和文獻資料的難以窮盡,成為擋在當代學人面前的兩座大山。陳教授的本意,可能視其上編為對文獻之學及相關文本形態的研究,中編、下編為對史料之學及相關文學史案的研究。但在筆者看來,此書下編更像是一次對過往學術歷程的追懷和致敬,而上編則是在文獻學的整體層面上的一種方法探索,中編屬於在明代文學文獻的具體領域內的新嘗試,二者展現了一種向前的姿態和意愿。
  
  從文學史到文獻實證:走向縱深的“過程”與“關係”研究
  
  既然有困境,自然就要去突破。中國古典學術歷來文史不分家,一些基本的治史理念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甚巨。通讀此書弁言,可知著者亦在此關節處尋求突破。他指出當今史學研究,於文獻處理的目標已有所變化,“總體上由追求知識的客觀性,進入將事實視為建構之物,體現主客觀之間的互動關係。文本作為作者思想活動的自發存錄,被要求在其生產、傳播或被闡釋的動態過程中究察如何構造意義。”而這一治史理念的轉型,在文學研究上的第一層投射,即作為專門史的文學史研究,“也被要求在這樣的過程與關係中,發現產生於歷史批評累積層中各種文學的價值,有效解釋作品的形式和意義。”[1]此論斷不可謂不高妙,但筆者以為,這種強調“過程”和“關係”的治學態度,固然是現今文學史研究的焦點和趨勢,然僅止於此是遠不夠的,在更為謹慎的純實證領域,同樣應該得到積極的宣導和推廣。因為無論是“過程”還是“關係”,歸根到底,皆可用“動態”一詞予以概括。而這種可能的“由靜趨動”之勢,將促發我們對“實證”一詞在多個層面上作重新的詮釋和理解:如在文學史研究上,更強調考據的“證史而非證事”;在史源學的運用上,更關注文本的“流動而非孤立”;甚至可以借群體傳記學等新興史學理論,樹立“證實亦可證虛”的新實證觀念。以上將在很大程度上拓寬文學實證的研究範圍,催生出新的學術增長點,讓這一套傳統的文學研究法重新鮮活起來。
  實證研究的“活”和“動”,本非當代始有之事。我們現在對“實證”一詞的最常見理解,即是乾嘉考據與西方科學精神結合的學術產物。中國古典學術中,總集編纂的政治導向,詩箋詩譜的合二為一,都是實證研究的動態展現。著者的《譚元春年譜簡編》,作為一次學術追憶,正反映了文學文獻學研究中較傳統的一種動態表現方式,即年譜不是人物史料的長編,而是一種建立在客觀求真基礎之上的擇別式觀照。這無疑是中國學術中最傳統、最成熟的研究法之一,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已有詳論。陳教授也自言復旦古籍所的這個傳統從蔣天樞、章培恒先生一脈而下,淵源自在。無論是蔣天樞的《全謝山先生年譜》,還是章培恒的《洪昇年譜》,都不以史料的貪多求全為目的。前期的蒐集工作雖務求窮盡,但真正付諸文字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卻是有所選擇的,即勾勒出人物事跡的內質脈絡,體現年譜以線帶面的學術意義。上世紀九十年代,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了《新編明人年譜叢刊》七種,亦秉承了蔣、章而下一以貫之的編纂宗旨,陳教授早年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訓練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此《譚元春年譜簡編》,不妨視為《鍾惺年譜》之姊妹篇,以見著者師承傳統的一面。
  但當代學術之“動”,畢竟不同於古典學術之“動”。經歷了西方科學精神及結構、解構主義浪潮的洗禮,我們對“動態”的理解已經從前科學時代步入了後科學時代。作為一部新世紀的文獻學論集,僅僅固守傳統的動態書寫方式是不夠的。從書中可以看出,著者有相當鮮明的自覺意識,在另七篇論文的寫作中,融入了他對文學文獻學遠景發展的一些思考。當筆者嘗試去體察這些思考的時候,既為其深思熟慮感佩不已,同時也產生了對明代文學文獻之動態研究的一些私人體會。在此姑且拋磚引玉,以期與陳教授及學界同好交流。
  
  文獻整理之體例,應否微調以配合古籍數據化?
  
  首篇〈關於明詩話整理的若干問題〉一文,根據圖書末頁的原刊出處,可知在八篇論文中最晚出。在筆者看來,這篇文章卻是動態研究色彩最淡的一篇,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這當然與總集編纂的既定運作路徑有關,但筆者以為,即使存在一個大的編纂範式必須遵循,也并不妨礙我們根據文獻學的發展趨向作出一些細節上的改進,以充實總集編纂之學的活力。在這裡,筆者試為陳教授的《全明詩話新編》科研計劃提一個小小的建議,或許著者對此早已熟慮,只是限於論文篇幅而未面面俱到,筆者冒昧,姑妄言之。
  就編纂斷代詩話總集的前人經驗來說,《宋詩話輯佚》、《全明詩話》、《清詩話》、《清詩話續編》、《民國詩話叢編》等赫赫在列,可資借鑒的經驗不可謂不豐富。但如果我們作一個橫向的文體比較,較之那些詩總集、詞總集,詩話總集有一個獨有的文獻特徵,其實在以前的那些詩話總集中都沒有體現出來,那就是詩話中的因襲現象。從文本內容的異同來講,因襲現象有點類似於詩總集、詞總集中的重出現象,但從人物意圖的角度去看,重出現象是一種編者意圖的反映,而因襲現象其實是一種作者意圖的反映。換句話說,通過對總集編纂體例的設置和調整,重出現象是可以糾正的,而因襲現象我們只能指出,無法糾正。之所以會如此,那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詩話總集的編纂方法是學習詩總集、詞總集而來的,考察重點在作品的作家歸屬和文字訂誤。卻很少考慮到,詩詞中的具體某一句、某一段因襲前代詩人,可以用化用、套用、集句等寫作技巧來自圓其說。但詩話、詞話中的具體某一段、某一篇因襲前代論詩家,則很難用同一套處理方式作出圓滿的解釋。我們當然可以說古人在論述層面上沒有足夠自覺的著述權意識,但這似乎不能成為我們當代研究者置之不問的理由。或許有人會說這應是研究者的權限而不是整理者的義務,但如果我們從對文獻的整體把握和熟知的程度來說,由總集編纂者來指出兩種甚至多種詩話片段之間的因襲關係,無疑比讓具體某一類或某一部詩話的研究者來做更為便捷和高效。隨著古籍數據化的日益發展,這些工作完全應該由編纂整理者來完成,例如可以案語形式加以互註說明。這在某種程度上,亦是筆者主張的文學文獻學的動態趨向的一種實踐。因為這種因襲不是後人造成的,而是詩話作者對前人詩論的主觀接受、認同和批評,如果我們能在文獻學層面上將這種動態流變展現出來,那麽,其他研究者就可以站在一個更精細的文獻平臺上開展他們更深層的理論研究,這無疑是對文獻整理工作的一種更大的意義認可。
  
  文獻流布之研究:在目錄版本,更在文化史觀照
  
  第二篇關於朝鮮版裝《空際格致》的論文,一眼看去,展現的是古典學術中的版本學研究法。當然,如果只是目錄版本學的傳統運用,想來也不會被編入這部拓新意識濃厚的文獻學論集之中。雖然論文的前半部分屬於按部就班的版本考訂文字,但後半部分展現的,卻是傳統的版本學與新興的書籍文化史相結合的研究路數。眾所周知,高一志的《空際格致》一書,現在最常見的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鈔本,再早些時候,民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亦有鉛印本出版。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的這部明崇禎刻本,雖較之前兩種存在版本學上的優勢,但至少不擁有對文本內容的獨享權力。更何況這部書并非存世孤本,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有相同的一部,吳相湘《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據此影印。陳教授亦坦言,“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同樣藏有崇禎刻本且業已影印流播的情形下,早大圖書館所藏此本《空際格致》,就文本本身呈現的文字面貌而言,顯然只能與前者分享這種權威性或校勘價值。”[2]因此,陳教授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圖書的遞藏與文化價值上,很好地通過一部書版的個案研究,展現了東西文化交流、東亞文化交流、華夏內部流播互為交糅的多樣過程。而這個多樣的過程中,東西交流的部分,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漢譯文本意義的探究展現出來;東亞交流的部分,通過對現存崇禎書版的實物文獻的考察勾勒出來;華夏內部流播的部分,通過現有的書目史料而非實物文獻予以還原。三個區塊采用了三種不同的研究路徑,此不可不察。
  不過,筆者以為,這篇論文對我們的更普遍啟示,倒不在於東亞漢籍文獻的重要學術價值,而是既然我們可以從明崇禎刻本《空際格致》身上看到了西學原典、漢譯文本、朝鮮版裝、日本典藏甚至回傳歐洲等文化交流的動態特徵,那麽,我們不妨將視野稍稍放窄一些,是否可以說對華夏內部的文化流動,也可以借圖書傳播的角度,進行類似的考察?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在傳統的實證研究中,是可以找到相應法徑的,一是通過目錄學、史料學的梳理來還原,二是對某些善本圖書或名家藏本進行版本學上的研究。但這兩種思路都有一定的缺陷,前者并沒有實物文獻參與其中,相關論證終究隔了一層;後者過於強調版本意義上的“精英”色彩。就像以前歷史研究看重帝王將相,文學研究看重名篇佳什,傳統學人對待非孤本的態度,總是認為保有著名藏書家鈐印或手批的那一書版,比同一版本的其它普通本子更有學術價值。而文學史家不同於版本學家,他們在從事明清文學研究的時候,基本上只要確定了最早版本或較好版本,就不會太在意這本書到底藏於國家圖書館還是上海圖書館,多采取就近原則或便利原則進行查閱。但當陳教授從同一版刻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中剝離出如此豐富有別的文化價值時,我們再回過頭去看那些十數個圖書館皆有館藏的某部明刻本,似乎我們可以研究的東西還有很多。之所以此事未引起我們的關注,在於以上兩種情況有一個巨大的區別,即中日韓的民族文化差別凸顯了研究對象的學術價值,而華夏內部的漢文化趨同性削弱甚至掩蓋了相同研究方法下的地域文化差別的凸顯而已。
  
  文獻考源之宗旨,在求其源頭,更求其動機
  
  至於〈『列朝詩集』閏集“香奩”撰集考〉一文,從撰集取資的角度來講,主要關涉選源(詩歌來源)和史源(傳記來源)兩條線索。陳教授對撰集始末及相關選源的耙梳、考訂和分類,非常細緻精彩,讀者自可領會,此不贅言。學術書評之宗旨,終非美其所美,故筆者更樂意借題發揮,就史源之學在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多說幾句。自陳垣《史源學雜文》問世以來,相關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以錢謙益《列朝詩集》的取資為例,雖然在總體上使用選源之法予以觀照,是文學本位研究之體現,但我們也不能忘記《列朝詩集小傳》的存在。以往的學者總喜歡從小傳文字的陟罰臧否中探究錢謙益的文學思想及態度,包括他對館閣文學的厚望及對復古文學的痛斥,但這樣的理解方式,首先必須建立在小傳文字為錢氏原創的事實基礎之上,而這一點我們其實很難確言。或許有的學者會說,小傳中的敘事性文字和批評性文字不可混為一談,只要批評話語來自錢氏本人,那麽,僅在史實層面上借鑒前人傳記資料,不會影響我們對錢氏思想的探究。但筆者以為,此處仍可商榷。因為當我們使用史源學方法,對小傳的史料源頭進行細密考證,將會發現錢謙益對擁有材料的篩用是有選擇性的,這種對人物事跡的過濾、節錄甚至選擇性失明,同樣也是錢謙益文學思想的一種體現,而在這方面很少有人予以考慮。另外,作為一位詩歌總集的編者,錢謙益的小傳文字,不僅僅具有史料價值,同樣具備相當的文學價值。以《列朝詩集》中的宋登春小傳為例,錢氏此文借自徐學謨的〈鵝池生傳〉,當無疑問,但如果我們細緻對照二人文字,會發現原始材料和當下文本之間存在很多異文之處,那麽,這種細微的文字差異是錢氏無意識的書寫產物,還是我們探究編者文學思想的另一關鍵所在,值得研究者的深思。一旦我們接受以下觀點之可能性,即錢謙益的刪寫行為,既有深邃的史家眼光,用材料的取捨來對傳主作出喜惡的批判,也融入了作家的身份,展現了他個人對短篇傳記文學創作的一次嘗試,那麽,對《列朝詩集小傳》的史源考證與勘訂,將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文學實證工作,且其最終指向的,是文學思想這一更動態的範疇。
  
  文學史進入“過程”後,文學史料該如何動態看待?
  
  中編的四篇論文,對應的是四個文學史研究個案,且都與文學流派有關,前三個牽涉明代的閩詩派,最後一個指向晚明的竟陵詩派。如果說陳教授的史案研究有什麽與眾不同的特徵的話,筆者更傾向於他的理性辨析是建立在對史料蒐集的窮盡態度之上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借助現存明代充足的史料,細緻梳理所涉文學事象,將對作家、流派有關詩學理論、創作風格等層面的考察,還原到具體的生態過程中去,應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3]而這樣的文學史個案研究法,正是過去十年中國大陸中壯年一代學人的普遍實踐,如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陳廣宏《竟陵派研究》等,皆依循此理念,強調在充分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之上,開展一種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
  較之原有的在流動的歷史時間中考察靜態文學單元的文學史案研究法,這種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無疑持有對歷史的絲絲溫存和敬意。但有一點不得不指出,這種研究法是建立在歷史本質可以探求、文學現場可以無限逼近的史觀基礎之上的。面對當代史學之建構本質的衝擊,雖然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主客體之間互動關係的體現,但在對確鑿史料的實際處理上,不得不面臨一個選擇,是服從它,還是質疑它?如果選擇了質疑,即使撇開語言學上的所指和能指不談,我們依然需要表明一個態度:這條材料是只能反映書寫者所處的歷史時間之思維,還是依然可以局部地展現書寫者所指的歷史時間之事實?陳教授無疑傾向於後一種情況,即通過學者的搜輯、甄辨、排比和考訂,是可以撥開迷霧,逼近史實的。書中對任士林、易時中、魏象先等人事跡的考掘,及對二藍師承、館閣閩中傳統、遵巖閩學傳統、鍾惺早歲交遊等的梳理復原,都很好地體現了著者對文學史中邊緣人物和非主流傳統的著重關注,相信他們之於歷史版塊的拼補有助於對文學史的深度探究。對這一史案細化繼而進入文學過程的研究法,筆者持謹慎之樂觀態度,故看到陳教授在弁言中力倡《明代文學史料學》的編寫,不由樂見其成。也借此機會進上一言,希望這套書展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如何尋找史料,還應該是如何辨析史料。這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辨別真偽那麽簡單,而是強調將史料書寫者的情緒、觀點、視野、立場與文本中的具體事實信息剝離開來。因為如何尋找史料,是已有史料學專著的固定書寫範式,若《明代文學史料學》僅僅表現出與前代文學史料學在時代文獻及其形態上的差別,只能說是中規中矩的寫法;而如何辨析史料,特別是如何運用當代的各類文本細讀法去挖掘史料中的無限量的有效信息,才是史料學發展的動態展現,也是文學史料學專著之新書寫範式的一種嘗試。
  
  綜上所論,這是一本優秀的明代文學文獻論集,但僅此理解,恐怕有負著者編選八篇之苦心。筆者細讀此書,感受最深的不是那些具體精微的論述,而是字裡行間展現出的一種學術姿態,即對相關的文獻史料,持一種窮盡的態度和動態的視野。這種姿態,在相對滯後的明清文學文獻的研究中,很值得倡導。不僅因為明人別集浩如煙海,現存世有五千種左右,繁雜的文獻讓多數學人只將“涸澤而漁”視為一個口號而已,故作為一種謹密的學術精神,有必要加以宣揚與引導;還因為正是由於明代文獻足夠充沛,我們才有機會讓實證研究的對象和意義都動起來、活起來,身處這一羨煞旁人(較之上古文學、中世文學)的學科優勢之中,我們研究近世文學之學人切莫身在福中而不知福。窮盡之,明辨之,善用之,精闡之,明代文學文獻學的開闊前景,需要每位學人跬步踐行,共同開創。
  
  [1]陳廣宏:〈弁言〉,《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獻文獻考論》(臺北:學生書局,2013),頁4。
  [2]陳廣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朝鮮版裝『空際格致』版本及其價值初探〉,《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頁55。
  [3]陳廣宏:〈弁言〉,《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同註1,頁9。
  
  
  (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陳廣宏著,臺灣學生書局,2013年)
  
  本書目次
  弁言
  上編
  關於明詩話整理的若干問題
  一、引論
  二、現存明詩話的總量
  三、明詩話整理的版本與校勘
  四、相關作者的傳記資料考訂
  五、結語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朝鮮版裝《空際格致》版本及其價值初探
  一、版本著錄
  二、作者生平、著述及《空際格致》刊刻時間
  三、崇禎本《空際格致》之校勘價值
  四、此本《空際格致》之遞藏與文化價值
  五、餘論
  《列朝詩集》閏集「香奩」撰集考
  一、前言
  二、《列朝詩集》撰集始末及「香奩」編校相關問題
  三、閏集「香奩」撰集之取資
  四、閏集「香奩」編選體例與標準
  五、結語
  
  中編
  元明之際宗唐詩風傳播的一個側面:以「二藍」師法淵源為中心
  一、引論
  二、「二藍」之師承
  三、杜本與《詩法源流》諸作
  四、杜本與虞、楊、范、揭、趙諸名公
  五、關於任士林
  六、餘論
  明初閩詩派與臺閣文學
  一、引論
  二、從「山林」到「館閣」:閩派詩人文學職志的轉變
  三、閩派詩人在館閣文壇的地位
  四、世運與格調:一種「鳴盛」範式的建立
  五、高唐詩選本的刊行及其意義
  王慎中與閩學傳統
  一、引論
  二、閩學源流及其主要特徵
  三、晉江《易》學與王慎中的學術系譜
  四、王慎中文學思想主導傾向的再檢討
  竟陵派文學的發端及其早期文學思想趨向
  一、前言
  二、鍾惺、譚元春的始習與才性
  三、鍾、譚與京山黃玉社諸子的交往
  四、《玄對齋集》與《簡遠堂詩》
  五、結語
  
  下編
  譚元春年譜簡編
  凡例
  世系簡表
  家世
  年譜
  
  引用資料目
  
  論文原刊出處一覽
  

原载:台湾《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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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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