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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本书看任中敏先生的治学方法

王小盾

  任先生对我的指导,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即赠送书籍资料。这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现在我想谈谈其中三本书。它们可以反映任先生的治学方法。
  
  第一本书:90万字的《唐声诗》,任先生著,1982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两册。
  我进校第二天,任先生就把这部大书送给我了。他用毛笔,在书的扉页上题写大字:“小盾同学研习,半塘,一九八三春节。”又用钢笔,在扉页页背题写两行小字:“△凡涉及隋代者,必立目,注页码,编入卡片。△凡对本题(声诗)遇有难解未解处,于此立目,并入卡片。”前一段话,是讲“研习”;后一段话,是讲积累资料。他用这种方式,为一个刚刚进入隋唐音乐文学研究的初学者,指出了入门的基本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以书和书中的资料为师,老话叫做“因书究学”。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青年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好的老师。所谓“入门须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两句话,都是说好老师代表了正确的成长方向。而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途径则是多样的。有时通过言传,有时通过身教,有时则通过著述。我被任先生招为学生的时候,他已经高龄,很难用常规方式授课。他的著作,便成为我请益最多的老师。
  
  在任先生所有著作中,最好的老师就是这部《唐声诗》。因为按任先生原来的计划,他要为《唐声诗》写作一部姊妹篇《唐杂言》。这项工作后来由我承担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显而易见,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来说,《唐声诗》既是基础,又是出发点,还是对手。1983年3月22日,也就是任先生说“震动读者的情感和意志”那番话的同一天,他说了另外一番话,即要求我“以‘唐杂言’为学问中心,时时不忘,尽早使之成书,并在质量上与《唐声诗》对垒”。我后来找到了“与《唐声诗》对垒”的办法,也就是在“声诗”与“徒诗”二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诗(辞)与声(乐)的不同关系,或者说,探究诗(辞)与声(乐)相结合的不同方式——例如曲子方式、大曲方式、著辞方式、琴歌方式、谣歌方式、说唱方式。正是这些方式,构成了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基本体系。不过,我所有工作的第一步,却是消化《唐声诗》。按任先生的指示,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细读《唐声诗》,先编了一份简单的索引,分别就“舞容十类”“唐说唱文学分类”“声诗条件”“民间之曲”“声诗格调”“声诗结合”“宋代词乐”“辞谱关系”“声辞关系诸家说”等等主题立目,注页码,抄为卡片。但到后来,我索性为《唐声诗》编了一份详细的术语索引。通过编制索引,我不仅熟悉了任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而且掌握了《唐声诗》中的全部资料。
  总之,依靠任先生送我的《唐声诗》,我进入了“隋唐燕乐歌辞”这一新的学术领域。
  
  第二本书:《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两册。
  这是唐代敦煌变文作品的总集,根据国内外收藏的187部敦煌写本,整理校勘,选录了78种作品。我进校不久,任先生便命我进行敦煌歌辞《酒赋•高兴歌》二十多首的校注工作,同时把这部书交给我参考。后来,毕业前夕,他正式把书送给我,题字说:“此书归小盾有,继续研究。中敏,八五、一二、七。”我很高兴得到这一厚礼,因为我了解这两册书的意义。
  
  首先,这部书取材广泛,既有变文作品,也有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论议文等说唱文学作品。由于它很好地保存了敦煌写本的原貎,所以直到现在,它仍然是研究敦煌文学最重要的参考书。此书《出版说明》说到编写体例:“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记。在争取保存原貎的要求下,力求读者披阅的便利。”在这句话中,任先生特地钩划了“保存原貎”四个字。这就提示了整理敦煌文献的原则:虽然要“力求读者披阅的便利”,但其基本点是“争取保存原貎”。
  其次,任先生以前所说“立目,注页码,编入卡片”的方法,在这部书中有突出表现。在两册书的前后空白处,任先生写满了关于若干事物的名目和页码。其中较多见的有:(一)敦煌俗语,例如“白毫光”“一生身”“排批”“排打”;(二)通假字,例如“宵霄不分”“露雾不分”“暮慕”“亿忆”“辞词”“歌哥”;(三)文体形式,例如“百岁诗”“十二时”“七言六言相杂”“四五七言相杂”;(四)酒令术语,例如“打令”“令章”“下次据”“翻恶令”“清令雅调”;(五)佛教说唱术语,例如“呗赞”“平诗”“侧吟”“吟断”“吟上下”“和尚教坊”;(六)乐舞术语,例如“歌乐”“拔头”“伊州”“越调”“参军戏”“唱三台”。
  
  以上这种方法,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其一理解为索引简编。前面说到阅读《唐声诗》,便是采用这种方法——用索引的方式分解一部书,掌握它的观点和资料。其二理解为“提要钩玄”,也就是用提炼关键词和疑问词的方式促进思考。在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从王运熙老师那里也见识了这方法。不过,在来到扬州,参加《敦煌歌辞总编》校注工作(校注《酒赋•高兴歌》)之后,我才系统地使用这一方法——通过它学会如何提问题,学会如何由微而著地论述问题。比如我写过一篇讨论“平诗”“侧吟”“吟断”“吟上下”等问题的论文,题为《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诸音曲符号》(载《中国诗学》创刊号,1991年12月),它的起点,就在于阅读这部《敦煌变文集》。
  总之,这部经任先生手批的《敦煌变文集》,不仅代表一批研究资料,而且代表一批学术问题以及探究问题的线索。通过它,我理解了《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的关联。我推测,在任先生所编纂的《敦煌曲校录》稿本上,也有他手批的索引。《校录》所包含的特定主题和“难解未解处”,正因这种索引而凸显出来,成为《初探》得以展开的基础。
  
  第三本书:《全宋词》,唐圭璋著,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五册。
  从扬州毕业以后,我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任先生和师母。1987年9月,我得便到扬州探望任先生。相见之下,彼此都很兴奋。任师遂捧出这部书来,提笔濡墨,在扉页上写下了几行大字:
  一九八七年九月,小盾弟来扬,乃举此书归之。……此书内红笔所见诸义,正所合编为一部《回甘室词话》。半塘。
  
  这里所说的“红笔所见诸义”,指的是任先生在书中写的批注。1965年6月,唐圭璋先生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1月10日,任先生在成都购置一部,认真通读,并在书眉和字行间写下详细批注。后来,他又把此书转往南京,供唐先生参酌进行修订工作。因此,书中有两种批注:一是任先生用红色水笔写成的批注,二是唐先生用铅笔书写在旁边的答注。这样一来,这部书便成为两位词学家的学术记录——既记录了他们的通讯讨论的方式,也记录了他们的治学思想。这部书很珍贵。我得到它以后,遵任先生嘱,对书中的批注作了认真整理。1997年,为纪念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了《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一文,交《扬州大学学报》发表。由于任、唐二位先生的往返回答主要关于《全宋词》的编撰体例、作品校勘,富于考据学的价值,而不是文艺学的价值,所以,我用论文方式代替了编写《回甘室词话》的方式。显而易见,论文方式更有利于表达《全宋词》批注的价值。
  在《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一文中,我详细介绍了上述内容和价值。概括起来说,任、唐二位先生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一)关于《全宋词》的编纂体例,比如,如何确认宋代的作家与作品;(二)关于诗词之辨,比如,如何综合关于歌唱本事的记载和作品风格来进行歌辞鉴别;(三)关于作品的调名、格律和文体,比如,是否要把调名理解为关于曲调的符号,是否要从词的存在环境来观察其体制,是否要从歌唱段落或表演段落的角度来看词的分片、分章;(四)关于“艺”和“文”的关系,比如,是否要把词当作歌辞之一体、结合其表演来加以研究,是否要在考察作品的时候考察它的表演程序和写作方式、它的乐调、它的艺术背景、它和词乐的关系。这些讨论表现了任先生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即主张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现场来作考察。既然“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文体,既然宋词并未完全脱离音乐和表演,那么,就要根据隐藏在宋词本质当中的音乐因素、表演因素,来认识它的种种形式特征。
  
  有一个例子是《全宋词》第五册所载的六十多首高丽词,见于该书第3823页至第3833页。这些作品原来载在《高丽史》卷七一《乐志》(成书于1451年),后来由成俔等人所编《乐学轨范》(成书于1493年)收录。任、唐二先生对这些作品作了详细讨论。例如在作品开端处,任先生批云“须详校《轨范》”,唐先生补注“录《高丽史》歌舞全过程”。在这里,任、唐二人都强调了作品作为歌辞的实质,因而主张拿实际表演之本来作校勘。又如在《全宋词》第3823页载有一首《瑞鹧鸪慢》,任批“非《瑞鹧鸪》”。这个意见是对的。因为查《高丽史乐志》,此词录在《瑞鹧鸪慢》之后,是“乐官奏《瑞鹧鸪慢嗺子》”之后所唱之词,所以,其曲调不同于《瑞鹧鸪慢》。唐先生原文题“又”,的确易滋误会。再如在以上作品之末,任先生批道:“借唱成套,不问谁作。一经抽去,主文有余,主艺不足,非善计也。”这句话标榜“主艺不主文”,对《全唐五代词》、《全宋词》等以文辞为本的编纂思路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任先生的意思是:在整理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要重视作品的“本事”,即重视作品同其背景的关联。“本事”即关于作品之背景的记录。它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表明整套作品的相关性,即表明它们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能表明它们的区别,因为它们往往处在同一个表演过程的不同位置,功能不同。所以任先生说:不应把整套作品一例看待,而不区分每篇作品的实际歌唱性质。
  在扬州三年间,除完成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以外,我主要的精力是编订《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一书。此书依作品的艺术特性设立正、副二编。它所依据的分类理论来自我的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但它的核心思想则是任先生的“主艺不主文”。这部书,尽管所录作品和《全唐五代词》相类似,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结语
  
  1985年12月,我在扬州师范学院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按任先生的意思,离开他,在上海参加工作。这段时间,任先生心情不太好,答辩日期、答辩程序、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基本上是按唐圭璋先生的意见确定的。80岁的王季思先生,特地从广州赶来主持论文答辩。另外参加答辩会的专家有:来自上海的王运熙先生,来自南京的孙望先生、金启华先生、唐圭璋先生的代表曹济平先生,来自成都的龙晦先生。我这一生,工作时间较长的地点,一是上海,二是江苏,三是成都,四是温州。王季思先生是温州人。我不知道,我的经历是否和答辩委员会的组成有关。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任先生所说的“两年始业,毕生奠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任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这三年,我不仅建立了基本的学术方向,掌握了一定的学术方法,而且确立了学术风格。离开扬州以后,我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工作节奏,所以在八年后,当母校需要一个人接替任先生,主持博士学位授予点的时候,我能够来到扬州,填补这个空缺。尽管我未能像任先生那样做到“特立独行”,但我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一直把“从资料出发,以资料分类和整理为研究基点”,作为最重要的学术方法来传授。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在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艺术史、民族音乐学、历史学、宗教学、域外汉文学等领域,进行校勘、注释、考订、编目等文献学的训练,进行“大禹治水”的实践,大都成长为具有“实事求是”之作风的有用人材。而我本人,也把教学过程当成继续学习的机会,养成了既关注全局,又重视细节的习惯。另外,每当遇到困难,我也会以任先生的“铜豌豆”精神勉励自己,至少做到敢于争鸣,不迁就流俗。今天,我愿意以下面一句话告慰任先生:“扬州人不是豆腐”,“抬得起头,过得了江”,您这两个期许已经成为现实。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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