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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记》价值之初估

徐雁平

  翁心存(1791-1862)是道咸两朝重臣,其日记稿本现存27册,记事起于道光5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间有缺损,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翁心存日记稿本的收集、保存,张元济、郑振铎、王重民以及翁心存玄孙翁之熹皆有不同贡献。张元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出版翁心存日记摘抄本的计划,但后因故未实施;于是这一文献价值极高的日记珍本就深藏兰台,学界极少利用。直至2011年6月,日记稿本经张剑整理成排印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翁心存笔下道咸之际波诡云谲的世事,才以新面目呈现于世。
  
  一、《翁心存日记》价值的初步估量
  
  日记作为一种特有的古代文献类型,在清代无疑最为繁富,以李德龙、俞冰主编的《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为例,“丛钞”共200册,收录日记500余种,其中宋元明日记不足30种,大部分为清代日记。清代及晚近时段知名人物的日记,历来受到学界、出版界的重视,如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出版《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数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代学人日记丛书”,收录许瀚、谭献、吴汝纶、张元济等数人的日记;近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丛刊”中推出薛福成、姚永概等人的日记。
  
  清史研究的展开与兴盛,必将促使更多的清人日记被发现和整理,从而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王钟翰在《〈历代日记丛钞〉序》中指出“《历代日记丛钞》中众多清代朝廷重臣、地方督抚、边疆大吏的日记,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清代中央和地方诸种政策之形成与实施过程,以及各项行政措施实施后果之优劣”。此语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翁心存日记》的一种价值。而《翁心存日记》的整体价值,似应放在清代日记的整体中考量,最少也要与“晚清三大日记”,以及已经问世的重要日记如林则徐、曾国藩、李星沅、郭嵩焘、薛福成、缪荃孙等日记比较,才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仅就《翁心存日记》所牵涉的朝政而言,张元济在《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记〉跋》中评曰:
  
  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匡怯,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矣。(《〈翁心存日记〉前言》,第3页)
  
  这是《翁心存日记》中的主要价值。其他价值,张元济在选录摘抄翁氏日记所制定的九条“摘录凡例”中,亦有提纲挈领式的把握,如“京外官升调降黜”、“朝觐仪注”、“恭理丧仪、勘修工程、收发饷银、验收粮米、大挑举人、拣发人员”、“考试”、“判阅文牍”、八旗营制之颓敝、“京朝风尚”、诗词创作、书画图籍之辨别考订等。
  
  《翁心存日记》的整理,可深化具体问题的研究。《翁心存日记》中较有系统的记录内容,是关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事的记载,其中传闻、实况、战局、官员升降、记录者的心境,皆可见变化的脉络。
  
  《翁心存日记》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日记文字多为过程性叙述,不是寥寥数字带过,譬如关于天气,多不以“阴”、“晴”、“风”、“雨”等字浓缩,而是写其变化过程,对人物、事件也基本上采用这种较为详细的书写方法,故其日记颇具“可读性”。日记信息较为完备丰富,也提升了《翁心存日记》的史料价值。
  
  将《翁心存日记》与早些年整理出版的《翁同龢日记》(6册)并观,很有意味。《翁心存日记》起于1825年,止于1862年;《翁同龢日记》起于1858年,止于1904年。父子日记有3年多的重叠时间,而整个时间跨度是80年,历经道、咸、同、光四朝。虽不敢妄援《史记》、《汉书》成书之例比附,但翁氏父子有意无意中以“日记”撰写了“清祚衰落之际”的历史。
  
  二、人名索引的编制与日记的深度整理
  
  《翁心存日记》整理的难度,首先在于其底本的难得,因日记稿本是篇幅大的善本,目前不可能得到复制件,整理者只能长时间到图书馆录入;其次,在于字迹的潦草难辨,这从日记第一册卷首所刊5帧日记稿本照片,即可见其一斑;再次,就是人物索引的编制,其难度可从第五册“人名字号音序索引”卷首所列编制“凡例”推想。
  
  索引的编制,多被人视为机械性工作,无学术含量。实际上,凡有亲手编制索引经历者、或习惯使用索引者,便能认可此“笨工夫”的学术性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助益。日记虽有时间脉络,但内容在总体上较为繁杂零碎。包括人物、著述、事件、地名、主题等在内的索引,可将零散分布在日记中的信息分门别类集中,有用“纪事本末体”补救“编年体”局限之用意。就笔者所见整理本日记而言,杜泽逊主编的《近代学人日记》数种,皆有人名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风老人日记》10册,虽为影印本,但其中有两册为人名索引,颇便利用。与《翁心存日记》同属“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的其他数种,如《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许宝蘅日记》皆无索引;清史“文献丛刊”中的数种日记亦如此。
  
  日记信息繁杂,一般篇幅又较大,如不以辅助性的索引,某一类型的信息可能处于“沉寂”状态;读者若自己动手翻书逐一查检,则有可能遗漏一二,或事倍功半。《翁心存日记》第五册人物姓名字号索引,是阅读该日记最有力的工具;有此工具,方能较为顺利地进入翁心存的人际网络。举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八日(1849年5月20日)日记片断为例:
  
  饭后率六儿至汤宅谢亲,谒敦甫师,见琢斋、敏斋两亲家,并晤琢斋之郎君古如、平阶两茂才。(见日记,第715页)
  
  上引文“六儿”指翁同龢,其他人物,如无索引,几不可读。经查检,“敦甫”即汤金钊,“琢斋、敏斋”即汤金钊之子汤宽、汤修;“古如、平阶”即汤学淳、汤学治。翁心存的师友网络、姻亲网络之一角,经由索引得以显现,并可借此延伸拓展。如无此索引,而凭借其他纸本索引,如查杨廷福《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可知汤宽、汤学淳、汤学治三人皆未收录;再检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未见。此三人在《翁心存日记》中出现数次,汤金钊、汤修则出现多次,索引的汇集之功于此显现,如汤金钊就汇合了“敦甫、文端、汤师、汤协揆、汤中堂、萧山师、萧山文端师、萧山相国师、文端师、汤文端、吾师、先师文公、汤”等多种称呼,以此进一步查检,可网罗更多信息,展开汤金钊的人际网络。
  
  《翁心存日记》中的人物索引,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难得的材料,就笔者所知而言,如林则徐、冯桂芬、刘熙载、李联琇、何绍基、梁章钜、杨以增、戴熙、钱泳、张曜孙、阮元、朱琦、龙启瑞、王拯等条目下,汇集不少与翁心存交往、或被翁心存闻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为相关人物的年谱编撰或生平研究提供补充。
  
  三、《翁心存日记》与北京沙尘天气的重新考察
  
  《翁心存日记》整理者张剑在该书“前言”中论及日记中所包含的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吏治、人情、民俗等丰富内容之后,又强调翁氏日记中关于天象的详细记载,尤重日食、月食、星变及气候冷暖的变化,并称翁氏此举在古人日记中并不多见。
  
  翁心存对天气的记载,确实非同寻常,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就目前所存翁氏日记来看,天气记录连续,不论是自己生病,还是皇帝驾崩,每日日记必先写天气;其二,如前文所述,对天气是过程性记载,不似通常日记以三五字了结,随举一例,如所记1861年11月14日天气:“天未明前大风小雨,天明后时雨时止,巳刻稍露日光,午后渐晴,风仍未已。夜,仍风,月明如昼。”(第1659页)由此可见,翁心存积累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气象资料,对研究19世纪北京天气变化而言,应是十分难得的材料。
  
  研究19世纪北京沙尘天气的论文,当以张学珍等撰写的《〈翁同龢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一文最有影响,现录该文结论如下:
  
  依据清代《翁同龢日记》中天气状况的描述,……分析发现公元1860-1898年,北京年均沙尘天气记录为10.4天,即使不考虑与现代观测记录的差别,亦肯定高于1990年代7.7天/年的平均频次。(《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1期,第117页)
  
  在没有《翁心存日记》作比照的前提下,以《翁同龢日记》作为沙尘天气信息提取的文本,无疑是有较高的可信度,得出的结论也有创新性。但《翁心存日记》的面世,以上结论必定要改写。此处以张文断定《翁同龢日记》中沙尘天气的标准,对《翁心存日记》中的沙尘天气日数进行统计,15年中,有6年因为翁心存外出,或日记缺损,对北京沙尘天气记录不完整,其中1849年尤为明显,故略去不主计。除此之外的14年,共记录沙尘天数为306天,年均21.9天。翁心存与翁同龢1860-1862年同在北京,这一时段天气记录重合,以此3年计算,年平均沙尘天数有22天。总之,远远超过10.4天的年平均数。
  
  如此明显的差距,应是翁氏父子不同的书写规则和态度导致。前文曾述及翁心存记录的认真,这一态度在1860-1862年的日记对照分析中可以进一步证示。以下是《翁同龢日记》中没有天气记录的天数和漏记沙尘天气的天数:
  
  1860年,无天气记录天数98天,漏记沙尘天数14天;
  1861年,无天气记录天数25天,漏记沙尘天数15天;
  1862年,无天气记录天数11天,漏记沙尘天数14天。
  
  1862年情况特殊,翁同龢8月17日至10月30日不在北京,故这段时间未作统计,张文未提及此事;同时,1860年翁同龢的日记有98天无天气记录,两年缺记天数如此多,以此文献,作为沙尘天天数依据,风险颇大。更严重的是,正是在翁同龢这类没有记录天气的日期中,在《翁心存日记》中有沙尘天记录。
  
  至此,尚要进一步探究的是,翁氏父子对沙尘天的判断标准是否一致的问题。仍旧以1860-1862年日记作比照,所得结论是:1860年翁同龢记录2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出现;1861年记录10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1个沙尘天未出现;1862年记录10个沙尘天,在其父日记中,3个沙尘天未出现。故总体看来,判断标准基本一致。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当从父子日记的特征来作分析。举翁氏父子1862年3月27日日记为例:
  
  日出时风少息,须臾复作,黄土蒙蒙,白日暱彩,骤寒,复冰,风愈大,天地作金黄色。(《翁心存日记》,第1709页)
  风仍大。(《翁同龢日记》,第188页)
  
  从此例以及《翁同龢日记》中其他关于天气的记录来看,翁同龢对自然界变化的感受与关注绝不如其父,他似乎更留意书籍字画,日记中相关文字远多于其父所记。此外,《翁同龢日记》中关于天气的记录不但有缺失,而且在具体日记中的位置多不固定,有时在当天日记中间,有时在末尾,不似其父,每日日记,必先写天气。与儿子重人文不同的是,日记中的翁心存似特别留意天文,观察自然,天气变化、草木荣枯、雨雪与庄稼的关系、旱涝对收成的影响,皆细细记录。故而可以初步断定:翁氏父子对自然界的不同感受以及日记中不同的记录方式造成天气记录的较大出入,进而影响到北京沙尘天天数统计分析的结果。
  
  《翁心存日记》因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对某些事情或人物有较系统的记录,故有一种史的意味。《翁心存日记》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发掘,方能充分显现;在发掘时,不能孤立地看待日记,须将其与其他文献联系,如上文将《翁心存日记》与《翁同龢日记》对照,就显示出前者的特别价值。《翁心存日记》应与其诗文并观,与翁心存师友所记以及官方文献联系,才有可能得到较为真实的历史信息,从而避免日记中有意或无意的“私见”、“偏见”或其他缺失所导致的研究偏差。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9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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