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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

程章灿

  《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众所周知,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的出处。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关于“文献”最初词义的最为经典的解释。典籍与贤人,是文化传承的两个主要条件。典籍的传承需要先人的努力,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要谈的是,在人力营护之下,典籍本身也会成长,并且形成某种生命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能量,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甚至枝繁叶茂。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为了不引起歧义,我在下文中所使用的“文献”一词,仍然是偏指典籍或文献的物质载体这一方面。
  
  所谓衍生性,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文献为基点、基础或依据,延展生发出一种或一批相关的文献。所谓基点,是强调某种文献作为文献衍生的出发点,故也可以称之为“原点”;所谓基础或依据,是强调某种文献作为文献衍生的根本源泉,故也可以称之为“原典”。在这里,“原点”与“原典”音同义近,一个强调方位,一个强调物质。这种衍生现象,不仅见于儒家经典文献,也见于佛道二藏的经典,还见于史子集诸部的其他各种文献;不仅见于鸿篇巨著,也见于单篇作品;不仅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出土文献;不仅见于文字文献,也见于书画等图像文献。
  
  不同的文献类型,有着与之相配合的不同的衍生形态。以专书典籍而言,其衍生方式至少包括传笺疏注、重编改编、批校评点、移植续写等。注释(动词)是文献衍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历代各种形式的各家注释(名词),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种衍生文献。经典注释尤为典型,粗略分析,就有传、笺、疏之不同,例如,对于《诗经》这部经典,就有毛传、郑笺、孔疏等。如果说,毛传衍生自《诗经》,那么,郑玄笺则是既衍生自《诗经》,又衍生自毛传;而孔颖达疏赖以衍生的主要基础,则除了《诗经》原典,还包括毛传和郑笺,也就是说,对于孔疏而言,毛传郑笺也具有某种原典的性质。传注经,笺释传,疏解笺,传统经学甚至有所谓“注不破疏”的说法。经、传、笺、疏之间既彼此相涉,有着环环相扣的密切联系,更先后相生,有着层层相印的层级关系。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首先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旨在描述这种结构中按照亲疏远近而形成的人际格局,即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在其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犹如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照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经传笺疏之间的关系,也有与此类似的“差序格局”。
  
  一部典籍在后代被重编或者改编,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春秋经》和《左氏传》,二者本来分别单行,后来才合编一处,经传合体。这是本来就有直接衍生关系的两书的合编,顺理成章,比较容易理解。与此相比,宋儒将《论语》《孟子》与《礼记》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就有很大的不同。《四书》中的《论》《孟》,本来是完整的两部书,而《学》《庸》却是一书中的两篇,被合编之后,这两篇不仅形态地位双双升格,而且脱离其原来所归属的整体,有了相对独立性。由此两例,可以管窥重编对文献及其衍生的影响。至于依据基础文献作各种形式的改变,其衍生力度往往更大,其形态与意义也可能有更大的变化。
  
  南宋以后,对诗文小说作品的批校评点日益流行。对流传版本进行校订,正讹补阙,从而制作某一新的文本,甚至催生一种新的文献。校订过程中形成的意见,或者附于原本之后,或者撰为篇章收入别集,或者散见于笔记或者其他形式的著作中,要之,皆可归为衍生文献。评点往往附着于原典,一般并不单行,但如果其价值较高,就有可能引人注目,而被辑成单行本,成为一种独立的衍生文献。例如,清代学者何焯和李慈铭的读书批点,就被后人辑为《义门读书记》和《越缦堂读书记》。显然,这两部书是从何、李二人所读诸书中衍生出来的。这一类衍生文献往往比较零散,但集零为整,集腋成裘,亦颇可观。而且,辑集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文献,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可能成为新一轮文献衍生的基点。从这一点来说,衍生文献虽然有所依傍,但它绝非没有原创性,相反,其原创性恰是隐藏于对原典的依附之中。《论语•述而》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文献的衍生正是在“述”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作”亦即思想的原创,亦正隐藏于“述”之中,二者相反相成。
  
  移植某些基础文献,或就其整体或局部进行续写,在中国古代文献史上亦屡见不鲜。这里所谓移植,主要不是指诗文作品中的引经据典和典故使用(引证),也不是指类书对原始文献的剪裁编辑(类聚),显然,引证和类聚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献的衍生性,但其特点是将原典作为一种资料来看待,或者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这里所谓移植,主要是指后代对前代文献较大面积的照搬,或较大规模的移用,这往往出现在同类或相近类型的文献之中,例如史书(例如《南史》《北史》之于南北朝诸史)、方志、类书、书画之类的文献,后代之书往往移用前代之书,可以视为前代典籍的衍生文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续写。但是,我这里所谓续写,主要是指各种续书,其书名往往以“续”(《续方言》《续玄怪录》《续西游记》)“补”(《补侍儿小名录》《西游补》)“新”(《新齐谐》)“后”(《后西游记》)等标目,在小说类文献中比较常见,在史部文献中也相当多。《二十五史补编》及《二十五史三编》中所收诸书,即颇多此类衍生性文献。以《二十五史补编》和《二十五史三编》所收诸书而言,这类续补之书意在补充原典之遗漏或不足,其衍生特点甚为突出,但在资料的搜集考订以及史事的诠释方面,也有创新和突破,不可忽视。
  
  与专著典籍相比,单篇作品只是在文献结构与形态上有所不同,就其文化意义及影响而言,篇章未必在专书之下。实际上,篇章经过衍生扩充,常能转换为单行之书,此类例子并不罕见。《隋书•艺文志》所录赋颂作品中,便颇著其例。对某一篇章进行模拟的作品,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层出不穷,后代亦不绝如缕。此外,取篇中片断进行题咏,或者取某一篇章(原典)中的某一句,作为诗题进行赋得体创作,自南朝以来颇为常见,述中有作。古人亦有取诗中一句为画题,甚至断章取义,选为画作题材,造就了一种跨媒体的文献衍生。例如,有人将《洛神赋》作为书画题材,创作书画作品;有人根据其故事,敷演而为戏曲小说,牵附而成其他文体的作品,诗家文人观摩此类书画作品或戏曲小说之后,进而题咏唱酬,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结集为书,这也是相当典型的文献衍生方式。清代扬州画家罗聘画《鬼趣图》,历一百多年,经百馀名家题咏,诗词文汇聚一卷,遂成巨册,即是一例。由此可见。文献衍生也是意义扩容和文化增值的重要方式。
  
  除了书面文献,出土文献中也有文献衍生的现象。以石刻而论,则有重刻、翻刻与题刻。一般来说,重刻是原石已毁,后代才重新刻立,既有历史纪念意义,也达到了重建文献的目的。翻刻则一般原刻具在,出于爱重其书迹,或重视其某一方面价值的目的,翻新以广流传。二者都是从原石衍生的文献。石刻既成,后人过其地,睹其物,抚其石,读其文,或在石阴,或在石侧,刻字以铭记其游历,书写其因缘,抒发其感怀,此类题刻亦是自原石衍生,自然算是一种衍生文献。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汉碑碑阴的众多门生故吏之题名,也是碑阳(正面)所刻碑文的衍生文献。据原石模拓,制成拓本,在拓本上题写跋语,并将题跋汇录成书,层递而下,就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文献形式。亲至石刻所在之地,据原石以录文,或者只是据拓本以录文,并将录文汇辑成书(如《隶释》《隶续》之书),再据录文展开研究,产出种种石刻学专著,沿着这个方向,又构成另一个系列的衍生文献。
  
  以上挂一漏万,举例说明文献衍生在古代中国的普遍性,意在证明衍生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想提出“核心文献”的概念。一方面,所谓“核心文献”,就是指文献衍生时所赖以产生的基础或原点。各种衍生文献环绕在核心文献的周围,形成某种形态的文献组合或者文献群体,这些文献彼此联结,组成文献网络。与“核心文献”相对应的是“外围文献”或者“衍生文献”。核心文献的中心地位,只有通过外围文献或衍生文献才能得到突显;而外围文献或者衍生文献的产生,也唯有通过核心文献的激发或者映射才能够完成。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所谓“核心文献”,既与基本文献或者经典文献的概念有所联系,又与二者颇有不同。大多数核心文献都可以称为基本文献,但却未必是经典文献。因此,本文所谓“原典”,是与“经典”有所区别的。
  
  从基点向前出发,从原点向外放射,从基础开始建构,以基本文献为核心,完成各种形式的文献衍生。中国古代文献虽然林林总总,浩如烟海,但彼此之间,却往往存在着或远或近、或亲或疏、或大或小、或简单或复杂的衍生关系。这种网络既为文献存续提供了稳定的架构,也为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之久远承续提供了文献的解释与支持。文献的衍生性与创新型相互结合,其实说明中国述作同源的特质。今日研究中国学问的人,如果能够对古代中国文献的这一特点有充分认识,就可能透过文献网络来打捞沉默的文献枝节,捕捉淹没在文献沧海中的声音,自然也就可能在文献的相互关联与相互指涉间,重新发现各种文献的位置,落实其所在的群组关系,重新阐释它们的意义。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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