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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

冯宪光,韩尚蓉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中,“问题意识”有一种专门的含义。这个含义是由法国的阿尔都塞赋予的。阿尔都塞在谈及“问题”时没有使用 question,而使用 problme,前者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后者则是科学理论的研究路径。阿尔都塞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的“问题意识”,把对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以及“总问题”提出方式作为研究重点,从而寻觅一种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研究模式。西马文论史的不同阶段是由不同“总问题”的问题意识形成的。他的探索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他的研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长达 30 多年之久,至今依然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意识,不能不重读阿尔都塞。
关键词 阿尔都塞;总问题;理论形态史;西马文论史三阶段

       正常的学术研究就是对于研究对象提出一个明晰的问题,然后用规范性的学术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在研究中必须首先明确研究对象的什么东西,就是要有明确的问题。当然捕捉住的,应当是前人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在学术上留下了空白,或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环节上出现了偏差,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提出问题就是发现了前人、别人在研究这个对象的不足之处,然后着力解决这些不足,推进学术的发展。

       一般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应该和可以遵循这一思路,深化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中,“问题意识”则有一种专门的含义。这个含义是由法国的阿尔都塞赋予的。出版于1965年的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理论的研究进程中是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它不仅开启了阿尔都塞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绵延大约30年的影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理论研究中形成以“问题意识”为标志的理论模式建构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的序言中着重指出,本书提出的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种理论和一个方法——必须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没有理论形态史的理论,就不能弄清和认识用以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差异性。为此,我以为可以借用雅克·马丁关于总问题的概念,以指出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1]序言15。在该书扉页上,阿尔都塞写下了这样的话:“本书谨献给我已故的朋友雅克·马丁,他在最艰苦的考验中,独自找到了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途径,并对我进行了指导。”这个献词说明“总问题”是一个方法论概念,而且是阿尔都塞认为正确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途径。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顾良中译本所译马丁·雅克的“总问题”的法文原文是problmatic,英译本译为problematic。从理论研究话语而言,法文中讲类似中文的“问题”的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question(名词、阴性),一个是problme(名词,阴性兼阳性,兼动词),problme的动词含义则是对麻烦和故障等的思索、忧虑等。阿尔都塞在谈及“问题”时没有使用question,而使用problme,有他自己的思考。他把人们的认识划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两大类,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科学。“科学的problme,哲学的question”是“预先包含有某种区别的名词”。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从意识形态哲学角度建立理论,而他则要按照马克思的本来意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因此,对马克思的“这些古典的说明只是用哲学问题(questions)的方式,从而是在我所说的哲学思考的范围之内来解释这种难题的。然而毫无疑义,一定要按照客观(因此科学)知识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难题和这些难题不能不引起的哲学哲学问题”,以澄清概念的混淆[2]42。从学术研究而言,在法文中question指一些学科中较为确定的规范性问题,而problme和problmatic则更多指向研究对象事实性存在中需要面对、思考、提出的问题,即对象具有问题性,究竟是什么问题还需要思考和提出。杜章智在翻译《列宁与哲学》时,则将problme译为“问题提法”[2]42,张一兵则主张“将problmatic意译为‘问题式’(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3]25。杜章智、张一兵两位的理解切近阿尔都塞所运用的雅克·马丁的problmatic的意思。阿尔都塞探寻马克思思想的路径并不是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有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框架出发,回答现成问题,而是回到马克思著作中去重新寻找马克思科学理论的面貌。“保卫马克思”就是重新回到马克思,寻找一种真正能够指导我们前行的马克思思想。在这个过程中,problmatic即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问题意识出自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建立新的哲学宣言。这一问题意识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得到了明确表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就是阿尔都塞的problmatic。笔者认为,长久以来在国内外有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争论,这种争论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历史上是必不可少,而且有着重要意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马克思的这个总问题:“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要改变什么世界呢?肯定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也有所谓真假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争论。一些理论家一直认为只有坚持艺术反映论,坚持现实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这种判断是非的标准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笔者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底线不能在一般文学理论内部划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底线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底线。笔者也曾经说明过这个问题,一再指出,这个底线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中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两个要点:一是马克思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结构性作用;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阐述的这两个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核心,也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意识的核心。离开了它们,就很难说某一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是非界限并不在于是主张艺术反映论或是主张艺术表现论,是提倡现实主义或是支持突破现实主义艺术模式的创新性探索,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把文学艺术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强调文学艺术在改变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个世界的根本面貌中的作用。

       阿尔都塞说,“没有理论形态史的理论,就不能弄清和认识用以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差异性”。撇开阿尔都塞关于哲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划分是否合理不论,他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变迁历史,区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观点,应该是可取的。阿尔都塞运用问题意识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历史,在《阅读<资本论>》中首先指出了马克思科学理论在西方理论发展框架中的历史性革命作用。阿尔都塞说,在马克思以前,“古典哲学(现有的总理论)大体具有两个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概念体系。笛卡尔的机械论体系,这个体系把因果性归结为传递的、分析的作用”,“我们还有第二个体系,这个体系被设想出来完全是为了说明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莱布尼茨的表现概念。正是这一模式完全支配着黑格尔的思想”。这一模式总是要设想所研究的事实对象有一个整体,整体有一个固定的本质,“它要以某种整体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精神整体的这种性质为前提,在这种精神整体中,每一个要素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都是这个整体的表现”[4]217。而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就在于推翻了这两个因果性认识模式,而提出了社会生产性的“结构的因果性”概念。

       对一个客观研究对象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是西方学术认识真理的一个基本路径。按照阿尔都塞的梳理,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模式、莱布尼茨、黑格尔的意识哲学模式和马克思的结构因果论模式,是西方认识论的三个主要阶段。这三种不同认识模式正是三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三种不同的思考事物因果性的提问方式。机械论模式是依靠自然科学成果来解决事物因果性问题,而意识哲学模式则是在高于事物的最高层次设置确定性本质,把这个设置好的本质作为具体事物存在之因。阿尔都塞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来证实他提出的“结构的因果性”理论。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757阿尔都塞解释说,“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由于所使用的概念含混不清,这两种模式很容易在本质-现象这一对概念的古典对立中发现共同的基础”,即把经验主体的意识混合在事实现象的经验中,成为意识主导的因果性。而马克思则“用普照的光即以太作比喻,一切物体,一种特殊的结构对对象的地位、作用、关系(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关系、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对这些对象的特点和比重的支配作用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都沐浴在这种普照的光中,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始终现实地存在着”,“这一问题的目的恰恰是说明结构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从而说明结构因果性本身”[4]219-220。从对事实因果性认识的基本思路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1]252

      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里归纳的是西方认识理论史上的三种基本理论形态,而他做这种西方认识理论形态史的归纳是由他确定的问题意识的,他就是要推翻和否定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回到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路和方法,重新确立马克思的科学理论。这样一来,他对西方认识理论形态史的梳理,正好可以作为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的看法,对于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依据这种思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也由于问题意识的不同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自然科学理论形态阶段。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克思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其初始建构马克思主义时的主要路径是深受其时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蓝图,把马克思主义铸造为自然科学形态的真理。马尔赫恩指出,“19世纪中期,自然史的研究获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例如出现了赖尔的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于社会组织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创性努力,较早的有摩尔根的种族学,较新的有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加上尚未断裂的自由信念的作用,一个令人神往的、可以获致的景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现在看起来,似乎可以有计划地用科学对所有的历史发起进攻,设计在方法上统一、在效果上完整的知识模式,在一个单一的认知行动中,把握从蛋白质到诗歌的进化和结构上的向上发展”[6]7。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建构成为解释人类所要知晓的一切对象的科学的百科全书,有2000页之巨大篇幅的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1927)就是这种代表作。而在文学理论上,突出的成果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从达尔文看到的自然世界和早期人类学家的描述,立足于实证主义立场阐述艺术的发生起源。普列汉诺夫其后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建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艺术社会学。这些都显示了第一代“正统”理论家把自然科学当做典范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和方法,以“设计在方法上统一、在效果上完整的知识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著作几乎把马克思主义表述为一种解释世界的科学知识。

       第二个阶段是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意识哲学辩证法理论形态阶段。1923年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为标志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则是另一种问题意识的产物。卢卡奇1967年在思想异常成熟之时对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反思时说,“我想再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核心地位”,“伯恩斯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出去。而他的理论上的对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任务”[7]15-16。卢卡奇一生在美学与文论上有许多贡献,其最重要者为欧洲现实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30年代卢卡奇与德国表现主义的论争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事件。此时,卢卡奇发表《现实主义辩》对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布洛赫支持表现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卢卡奇持论的基本思路就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卢卡奇采取康德、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模式,在文艺研究中确立了现实客体与作家主体意识的二元辩证对立,在这个二元对立中,现实是客观的、确定的,文学作品的差异只在于作家主体意识对现实的认识、反映的尺度,“如果文艺确实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它就特别需要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把握现实,而不是局限于反映直接经历的现象”[8]6。卢卡奇美学研究的收官之作《审美特性》中明确指出:“黑格尔美学在哲学概念上的全面性,他进行综合的历史体系的方法,对于每一种美学的建立始终是一个范例。”[9]2他认为,黑格尔美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体现在把艺术与直观并列,把宗教与想象并列,把哲学与概念并列而构造了一个永恒而虚假的宗教等级,但是从唯物主义出发,“把艺术理解为对现实反映的一种独特的表象方式”,人对现实的审美反映“是由人的世界出发并且目标就是人的世界”,“社会实践的目的在于支配社会存在”,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通过意识支配存在”[9]8-13。卢卡奇《审美特性》的核心问题是审美主体如何通过与现实的历史联系达到审美反映,毫无疑问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而他的理论建构始终在意识哲学的框架中运行也是毫无疑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马克思已经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界限”。马克思的理论“一定是内在辩证的”,它不仅是对事实的解释,而要达致理论内在的意识体系的完整,所以“霍克海默的短语‘批判理论’并非想使唯物主义成为可接受的,而是用它来达到理论上的自我意识”[10]195。阿多诺最重要的美学著作是《美学理论》。他同卢卡奇一样,都是国际一流的艺术理论家,也一样是黑格尔美学理论模式的继承者。阿多诺对艺术的重要界定为“艺术即精神”,“艺术将艺术作品(物中之物)转化为某种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东西,同时仅凭藉保持其物性的方式,是艺术作品成为精神产品”。艺术的辩证法在于,艺术具有物质性,但是精神凭藉物质要素获取了独立的品格,成为完全而完整的精神呈现。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大众文化研究,也把作品作为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物化形态而固化起来,把公众读者、观众作为作品意识的单纯接受器,勾勒出大众文化传播的“作家意识———作品———读者接受作品中传达的作家意识”的主客体二分的美学模式,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这是大家熟知的。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摒弃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框架,但在其理论中依然截取了康德、黑格尔关于主体与客体复杂关系中意识因素重要作用的辩证法思想,从精神的节点上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商品拜物教),在文论上构想出艺术家意识、艺术作品精神意蕴与读者意识的连接模式,以此对社会文化和艺术进行论述,形成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

       第三个阶段是在1960年代开始的由阿尔都塞开启的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生产理论形态阶段。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1]252这个结论引导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意识的转型,即从黑格尔辩证法的意识哲学体系转向面对文化、文学社会构成的文化生产理论体系。这一问题意识的思路是,文学存在是一个处于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生产过程,文学生产过程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文学存在的事实。文学生产并不是卢卡奇的黑格尔模式的审美精神的表达或显现或者是作家主体意识对现实的反映,而是一个具有物质实体性的社会机构决定的精神生产结构过程,只有在这个社会机构性的生产结构中才能有文学的具体存在。首先,认识是一个生产过程。阿尔都塞说,运用马克思的哲学来阅读《资本论》,从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本来意义的生产。生产这个词表面上意味着把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而实际上意味着改变(以便赋予已经存在的材料以某种符合目的的对象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存在的东西。这种生产在其双重意义上说使生产过程具有循环的必然形式。它是一种认识的生产。因此,在其特殊性上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就是理解生产出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借以完成的运动本身的本质,也就是说把认识理解为生产”[4]29。其次,认识并不是单纯的意识活动。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指出,“每一种意识形态机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现(这些——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等等——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是由它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来保障的)。现在我要回到这个论点上来: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阿尔都塞的观点是我们通常认为是意识形态立场的东西——思想、观点、世界观,连同它们的全部政治内涵和后果——绝不仅仅存在于内心或个人的经验与意识中;它们总是由社会机构和机器等的物质性所支撑和加强,实际上是被那些东西再生产出来,无论那些东西是以更加为基础的(如军队或法院),还是看似私有的(如家庭和学校、美术馆和媒体机构、教会和小额索偿法庭)。意识形态首先是机构性、物质性的,然后才能看成是和意识有关的事情。这一问题意识彻底颠覆了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在意识活动范围讨论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

       作家艺术家的主体心灵,他们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这些主观意识的东西实际上先在地被社会物质化的文化机构所生产,艺术家进行的所谓的创造,无非是一种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根据这一思路,阿尔都塞的学生马谢雷就出版了《文学生产理论》,提出文学创作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概念。他和阿尔都塞的另一位学生巴里巴尔共同发表《论作为观念形式的文学》,其中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构成的事实,“文学受到‘语言的’、‘教育的’和‘虚构的’(想象的)三重因素的决定”,“文学在资产阶级时代是作为一个语言整体——或特定语言实践的整体——而历史第构成的,它被插入一个普通的教育过程之中,以便提供适当的虚构效果,从而在生产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1]44。这一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形成了晚近英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流面貌。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一部重要著作中指出,他建立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12]6。伊格尔顿把阿尔都塞与威廉斯的思想结合起来,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着重分析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规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文学生产方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出版、印刷和发行,它们在生产一般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因素,但也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成分与次要的生产方式进行合并;文学生产者本人采取手艺人模式,象征性地向出版商出售他的劳动产品,以换取生活费用”[13]51。由于文学的写作处于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在某种意义上内化它的生产关系,每一个文本都以其特殊形态引导着它的消费方式,都在自身包含一个意识形态符码,标记它是由谁、为谁以及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13]48。而美国的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纲要时指出:“关于今天的文学史我们可以说,它的任务与阿尔都塞为一般的历史编撰规定的任务是一致的,不是详尽阐述其假定客体的某一实现了的活生生的假象,而是‘生产’后者的‘概念’。”[14]5这本书用对文学阐释形态理论的变化说明,“阿尔都塞的第三或结构形式因果律所特有的阐释模式是存在的”[14]47,他用阿尔都塞阐述的马克思的结构因果论方法,写下了《政治无意识》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论著。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论的阐释模式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一种重要模式,它构建了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

       总之,阿尔都塞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的“问题意识”,把对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以及“总问题”提出方式作为研究重点,从而寻觅一种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研究模式。事实说明,西马文论史的不同阶段是由不同“总问题”的问题意识形成的。他的探索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他的研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长达30多年之久,至今依然为后人问题意识,不能不重读阿尔都塞。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意识,不能不重读阿尔都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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