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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

季水河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传播规模、呈现特点,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899—1916年:自发传播期;1917—1929年:自觉传播期;1930—1948年:系统传播期;1949—1978年:整体传播期;1978—2013年:开放传播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契合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性;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存在着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二是传播内容的混杂性;三是传播选择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接受;影响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受到过多种多样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外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批判理论、文化研究……都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家中找到自己的知音,都能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发现自己的印记。然而,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影响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宽、影响程度之深而言,没有任何一种外国文学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比。在这个意义上,回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变迁中的作用,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传播规模、呈现特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1899—1916年:自发传播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同步。”[1]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于1898年传入中国,其依据是1898年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在上海广学会出版,该著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但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泰西民法志》1910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发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于1899年传入中国,其标志是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大同学》于1899年出版,其中称赞马克思为“百工领袖”,其资本学说为“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2]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何时传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了解,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1903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近世社会主义》,其中“加陆马陆科斯”一章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时,涉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阶级性、文艺倾向性的观点。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学说。1906年,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天义报》,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这些报刊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们,翻译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两书的部分章节和《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文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也涉及文艺问题,如《共产党宣言》中就论及了“世界文学”命题。

       自发传播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主要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在哲学的意义上对文艺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阐明了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提出了‘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的观点,指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3]。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理解“五花八门”,“误解比比皆是”;宣传表面肤浅,片面性强;译介断简残篇,“不成系统”。其次,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态度仅是将其作为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中的一种,“仅仅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并非信仰,更不打算付诸实践”。再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者多在国外,影响也在国外,对国内影响较小,甚至“微乎其微”。最后,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解说比较含混模糊,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常常夹杂着无政府主义,所论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思潮与封建主义的混合体”。[4]

       (二)1917—1929年:自觉传播期

      “1917年10月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5]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进入了自觉时期。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等都得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相关的重要研究文献批量出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民主革命与工人》(葵译,北京《政治生活》第14期,1924),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李潄石译,人民出版社,1922)、《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季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猎夫[李大钊]译,北京《政治生活》第76期,1926)、《〈哲学底贫困〉底拔萃》(李铁声译,上海《思想》月刊,1928),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郑次川译,上海群益书社,1920)、《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扬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列宁的《民族自决》(震瀛译,上海《新青年》第8卷第3期,1920)、《过渡时代之经济》(WRK译,北京《曙光》第2卷第1期,1920)、《国家与革命》(P生[沈雁冰]译,上海《共产党》第1卷第4期,1921)、《马克思主义与暴动》(超麟译,上海《向导》第90期,1924)、《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广州《新青年》第4期,1924)、《布尔什维克应夺取政权》(李春蕃译,《人民周刊》第30期,1926)、《工农革命民权独裁》(超麟译,《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3期,1929)、《哲学的唯物论》(高准钧译,上海沪滨书局,1929),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社会主义研究》,1920),考茨基的《马克斯经济学说》(陈溥贤译,商务印书馆,1920)、《阶级斗争》(恽代英译,新青年社,1921)、《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郭梦良等译,商务印书馆,1922),克卡扑的《社会主义史》(上、下)(李季译,新青年社,1920),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李达译,中华书局,1921)等著作都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中文译本。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及相关重要文献陆续出版。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范寿康译,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辞》(厉译,《出路》第1期,1928年)、《致瓦·博尔吉乌斯》(常乃廧译,北京《国民》第2卷第3号,1920),列宁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超麟译,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等,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中译本。同时,还翻译出版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家河上肇、藏原惟人、清野季吉、片上申、冈泽秀虎、上田进、平林初之辅、山田清三郎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论著。而且,这一时期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如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蒋光慈等人,“都懂外语,可以直接从日文、英文或俄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不一定需要阅读译文”[6]。他们在自己的文学批评论著中引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点,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自觉传播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呈现出与自发时期明显不同的特点。首先,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相对系统和完整。从系统方面看,既有哲学唯物史观方面的著作,又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著作,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虽不够多,但却涉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相互作用、文学表现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等。从完整性方面看,这一时期所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全译本相对较多,即使是节译本,也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其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者,大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看成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优于或高于西方其他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再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具有比较明确的目的性,传播者们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三)1930—1948年:系统传播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左联”一成立,就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7]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针之一,马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由之前间接地翻译日本作家论述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为系统、规模、深入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8]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都走向了系统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方面,对前一时期翻译出版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重译,不少著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同时,还新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分册(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店,1933)、《资本论》第2、3分册(潘冬舟译,北京东亚书局,1933)、《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上海神舟国光社,1931)、《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央苏区《斗争》第68期,1934)、《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上海言行出版社,1938),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何思敬译,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3、4卷,1931)、《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反杜林论》(吴黎平译,上海江南书店,1930)、《德国农民战争》(钱亦石译,上海生活书店,1938),列宁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密茨译,上海中华书店,193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唯真译,延安解放社,1938)、《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等译,延安解放社,1940)、《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曹葆华译,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1934)、《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延安解放社,1939)、《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华中新华书店,1948),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近200部(篇)。同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较之上一时期是个巨大的飞跃,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有:马克思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郭沫若译,日本东京质文社,1936)、《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欧阳凡海译,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适夷译,上海读书出版社,1940),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的信》(胡风译,上海《译文》第1卷第4期,1934)、《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瞿秋白译,上海三联书店,1936)、《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瞿秋白译,上海三联书店,1936)、《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重庆《群众》第6卷第3、4期,1941)、《恩格斯等论文学》(赵季芳编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恩格斯等的《艺术论》(陈北欧译,日本东京质文社,193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曹葆华、天兰译,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0),列宁的《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何畏译,上海《动力》第1卷第3期,1930)、《伊理基论文学》(陈望道译,大江书铺,1930)、《托尔斯泰论》(克己、何畏译,上海思潮出版社,1934)、《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辑译,重庆《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1941)、《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P.K译,延安《解放日报》1942.5.14)、《列宁论托尔斯泰及其时代》(梁纯夫译,重庆《中苏文化》第11卷第3、4期合刊,1942)、《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上)(萧三编译,读者出版社,1943)、《列宁论高尔基》(戈宝权译,重庆《群众》第9卷第12期,1944),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的文艺论著几乎都译成了中文。并且,由于这段时期翻译重点由日本转向苏俄,苏俄一些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论著也译成了中文出版。

       系统传播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最鲜明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从横向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各个方面的著作;从纵向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各个发展时期的著作。其次,具有很强的经典性,所译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译者也大多是既懂外语又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再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译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文学理论著作,都运用到了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1949—1978年:整体传播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马克思主义被明确宣布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的官方机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和《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译、审校工作,并从全国抽调相关专家学者参与这一工作。二是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著作得到了整体传播,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前39卷(1985年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列宁全集》共39卷、《斯大林全集》共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4卷、《列宁选集》共4卷、《斯大林文选》上下卷、《毛泽东选集》共4卷。这些著作的“出版速度之快,发行数量之大,都是超乎寻常的”[9]。同时,众多专家学者个人的翻译传播活动也同样热情不减,这一时期共出版了个人所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约450部(篇)。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方面,也有一批重要著作出版。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法]弗莱维勒编,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美]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刘慧义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苏]里夫希茨编,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苏]里夫希茨编,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62)、《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苏]格·索洛维耶夫编,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卷本,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郭大力译,《新建设》10、11月号,1952)、《列宁论作家》(吕荧辑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等等。

       整体传播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综合性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全集、选集、多人合集增多,呈现出明显的综合化优势。其次,规模宏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均多达39卷,上千万字,其规模之大,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传播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上百万字,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传播史上也是空前的。再次,目的明确。当时,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传播作为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国家行动,是有着鲜明目的性的,主要是为配合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提供理论武器。

       (五)1978—2013年:开放传播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为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建设方面表现为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来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翻译传播,呈现了空前活跃的态势。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翻译传播方面,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新”。关于马克思主义,一是新编、新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第二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全集收入了第一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材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校”。其目的是“编译一套内容全、编译质量高,可供长期使用的新版本”[10]。再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选集》第二版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为了适应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需要,帮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向读者提供的一部“内容更充实、译文更准确的选集新版本”[11]。此外,还有《列宁选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等。二是出版了20世纪东西方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译著。如《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1989—199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杨金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12)、《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段忠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译丛》(鲁克剑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马克思与当代世界》(魏小萍主编,东方出版社,2010)、《当代国外马克思研究文库》(陆象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孙文亮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衣俊卿主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韩立新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丛书,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上百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是新编新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理论集。如《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陆梅林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美学》(杨柄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批评》、(杨铿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董学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作家出版社,2010)等。二是翻译出版了大量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学批评家的文学理论著作。如《审美特性》(卢卡奇著,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卢卡奇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美学理论》([德]阿多诺著,王柯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美]梅·所罗门编,杜章智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文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著,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经验与贫乏》([德]本雅明著,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等,除此之外,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选编,漓江出版社,1988)等各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选集。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与美学著作,是这一时期翻译传播的热点。

       开放传播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其主要特点有三个。首先,具有开放性。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都在翻译传播者的视域之内,都可以加以翻译出版。其次,具有包容性,只要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不管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亦或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都在翻译传播者的选择之中,也都进行了翻译传播。再次,具有新颖性。这一时期所翻译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很多作品都是首次翻译或首次全译,或重新翻译,都具有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的创新;这一时期所翻译传播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特别是很多著作刚在国外出版,随后很快译成中文出版,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基础

       20世纪,外国的各种学术思想和文学理论,都在中国进行了翻译传播,也都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过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最深。对20世纪的中国来说:“各种西方思想都发生了作用。但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西方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使儒学,也使其他传统思想黯然失色,成为指导中国继续变革的主流意识形态”[12]。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基础最好。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与中国文化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哲学重在“改变世界”的思想与中国强调的“知行合一”具有接近性;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向往的“天下一家,同耕同食”的大同社会具有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先人后已”思想与中国士大夫强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忧后乐”思想相接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以及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十分重视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要求文化坚持人民性方向;特别强调文艺的理想性。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特别是儒家文化精神,也具有关注现实,体现民本,追求大同的价值取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体现的基本精神”[13],与中国文化精神是相契合的。这种契合性,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化基础。回顾20世纪的中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等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也都在中国登场,有的还成为一时的时尚,但它们都难以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匹敌,都不能对整个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精神相距太远,异质性太强,契合性太弱,因此,难以实现二者的相融,更难在中国生根并开花结果。当然,这种相契合性又并非完全的同质性,如果二者完全相同,中国就没有必要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精神是似而不同,二者“毕竟产生于西方和中国两大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于现代和古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中,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先进,更富于现代性”。[14]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能被中国接受,就在于它同中国近代以来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思潮相关联。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在认真探索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救世良方。中国近100多年以来对西方文化的选择,虽然经历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不同阶段,体现了不同的侧重点,但其目标却具有一致性,都是努力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反对帝国主义,所谓反对帝国主义无非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而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压迫的批判、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对民族独立解放的展望,正好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相关联,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进一步原因,是它完全适合五四时代强烈的民族主义。”[15]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独立是民族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对世界各民族而言,

      “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16]他们对爱尔兰、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关心和支持,并告诫欧洲无产阶级援助爱尔兰和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对文学在民族独立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都予以了关注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任何民族的文学也在自己的独立解放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17]因此,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自己民族生活和历史的反映,带有其民族特性,也都在自己的民族独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如爱尔兰的文学就歌颂了“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的功勋”,“给自己被奴役的但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18]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独立平等思想,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人关于民族独立自强的追求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学观念,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关于文学使命的思想具有关联性。这些,就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心理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最迫切的现实需要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觉醒;中国最迫切的理论需要是寻求一种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觉醒的思想。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这种思想的寻找之旅。他们先后从西方引入改良变法的共和思想、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但都没有满足这一最迫切的需要。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找到了能指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觉醒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唯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那些最富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实现民族独立平等的理论,又是一种社会革命理论,更是一种人的解放理论。它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了新世界,在对旧时代的否定中预见了新时代,并为迈向新世界和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提供了方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品格。“以其鲜明的现实性,强烈的革命性,极大的未来指向性介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中,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中国文化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20]正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才使它在中国传得进、立得稳、发展得好。而那些与中国现实需要不一致或一致性不强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即使被译介到了中国,也会因水土不服而难以立足,更谈不上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中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翻译传播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由弱到强,在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方其他流派文学理论的竞争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其成就十分突出。但认真审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中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甚至给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过重要的负面影响。

      (一)传播主体的多样性

       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主体,其构成成分多样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早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很盛行,影响很大,信奉者众。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刘师复、刘师培、何震、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时也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亮点主要在翻译方面,多次翻译《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翻译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由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创办的《新世界》周刊,于1912年“刊登恩格斯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该文的第一个中文本。《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比较详细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21]。在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他们主持的刊物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中,也有的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或文学问题。

       二是中国国民党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国民党人中有很大一批人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或自己亲自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朱执信、胡汉民、冯自由、邵力子、戴季陶等人。朱执信,曾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在中国较早著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并亲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由于他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22]戴季陶,虽然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反马克思主义最力者”,但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显著的”。他撰写了很多介绍、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还“与人合作翻译了《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还组织翻译了第一本中文本《共产党宣言》。该书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只是因为陈望道翻译好后,《星期评论》被迫停刊,戴离开了上海,才由陈独秀、李汉俊接手,以‘共产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应该承认戴氏是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队伍中的明星”。[23]在中国国民党人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些著作已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在他们主持的报刊中,已经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念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如邵力子“主导下的《民国日报》成为宣传革命、新文化思想的主流媒体”[24]。

       三是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学术文化思想看待,他们翻译、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但并不一定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一定实践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陈溥贤、成舍我、费觉天等。陈溥贤于1919年4月1日的“五四”运动发生前夕,“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陈氏此文,可以说是揭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序幕”。5月5日,陈氏又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其所译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这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文章,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该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社会组织及其根本原因、社会组织与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作了概括说明,为人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论概要。随后,从6月份开始,他又在“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现译《马克思经济学说》),向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其译介文字之多,在当时也独占鳌头,对国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启蒙作用”[25]。成舍我在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上也颇有成绩:“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新思想,一度倾向社会主义,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共产党宣言》(摘译)、《无产阶级政治》(列宁),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等”。费觉天曾与“李大钊等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10月在上海《国民》第2卷第3号上发表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资本论自叙》”。[26]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民主主义者们向前迈进了一步,陈溥贤在所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节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基本上可以列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了。费觉天特别强调革命文学家在革命中的地位,提出了“革命成功不是靠社会运动家而是靠革命文学家的思想”[27]。

       四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中国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力军。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信仰者,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者,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影响力强、成就卓著。这个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曹葆华以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专家们。“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28];“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有系统的把握”[29];瞿秋白“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一种特有的激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和研究的热情与专注无人可比”,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翻译传播的贡献也是同代人中的翘楚,“其著述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30]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的最大贡献是在1944年出版了他所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是解放区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恩、列、斯等人,以并列的编排形式,出现于延安公开出版物上实属首例”。周扬在《序言》中“高度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列文论的创造性发展”,“此举奠定了周扬在党内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人的地位”。[31]“周扬也成为解放区以至于本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32]。胡风在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他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上最早翻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论著的人之一,早在1934年,他就在上海《译文》第1卷第4期发表了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译作,其后,他又侧重于从创作主体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冯雪峰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艺术与文学》、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等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著作,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中国20世纪少有的几个集翻译、批评、文学创作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之一。曹葆华是横跨两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家,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1940)、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47)、《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之一)》(1949)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1950)、列宁等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50)、《列宁论文学》(195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卷本,1960)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翻译传播史中,以个人之力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最系统、最完整、篇幅最多、规模最大的当数曹葆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的官方机构,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居功至伟,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可与之比肩。

       (二)传播内容的混杂性

       不同派别的传播主体、不同时期认识水平的差异,导致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内容的混杂性。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思想主张和文学理论,也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到了中国。在政治思想方面,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翻译传播到了中国;在哲学观念方面,将某些形而上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翻译传播到了中国;在文学理论方面,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学思想也翻译传播到了中国。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经由日本中转的。”[33]中国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20世纪初期经由日本输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基本队伍主要是由留日学生或旅日华人组成的”[34],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的骨干成员也主要是留日学生或旅日华人。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胡风、周扬、成仿吾等,都曾留学日本或旅居过日本。“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理论成果通过大批留日中国学生(尤其是创造社成员)迅速影响到中国左翼文艺界,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左翼文艺界翻译了大量的日文著作,其中有日人原创的理论著作,如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片上伸、升曙梦等,也有通过日文转译的大部分苏联艺术理论著作”[35]。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所接受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主要有“福本主义”、“新写实主义”、“文艺大众化”等;译成中文的重要日本文学理论著作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19)、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23)、升曙梦的《新俄文艺的曙光期》(1926)、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1930)等。

       关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学理论与庸俗社会学的翻译传播。虽然“中国人通过苏联渠道了解马克思主义却要晚于日本渠道”[36],但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样板,“以俄为师”成为当时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共识和强烈愿望,俄苏也迅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的主渠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也迅速向这一主渠道转移。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也差不多都来自这一渠道。这一时期,中国从俄苏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其中相当部分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著作,如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此同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著作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引入中国,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学理论和庸俗社会学。最先将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是蒋光慈。1924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在介绍苏联文学思想时就“掺杂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许多思想杂质”,如他在文章中阐述无产阶级艺术概念时依据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波格丹诺夫和前期领导人列别杰夫——波良斯基的观点”。茅盾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的“重要参照论著是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1918)”。[37]同时,“拉普”派领导人阿维尔巴赫的《文学与艺术》、法捷耶夫的《创作方法论》也于20世纪末3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弗里契的代表作《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等于3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后“倍受左翼文艺界所推崇”[38]。

       (三)传播选择的片面性

       20世纪,特别是前期和中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在内容的选择上,体现出了一定的片面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方面,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士,还是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重点译介阶级斗争方面的理论;在哲学思想方面,不管是何种信仰和政治派别的翻译传播者,都倾向于选择唯物史观。甚至在一些译者眼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39]。在经济思想方面,重点选择《资本论》,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译介、研究中,《资本论》的译介者最多。从20世纪初期开始,朱执信、陈启修、邓中夏、罗章龙、郭大力、王亚南、吴丰农、韬奋、何锡麟、彭迪先、谷鹰、文铭、马经等众多学者,或者介绍过《资本论》,或者译介过片段,或者全译过。在文学思想方面,20年代末30年代初,翻译传播的内容也多同文学与政治相关,译者选择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谈文学的外部规律的著述,特别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与革命之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这在对苏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直接,相对忽略了有关文学中的人性、文学创作规律方面的内容。当然,这种选择的片面性与时代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在当时也有较大的合理性。但进入新中国以后,这种片面性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弥补,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这就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综观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进步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与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诚如一位现代思想史研究者所论,近现代中国救亡保种的时代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文化制约,使得中国革命文学选择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发展中,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成了主要的文学批评模式与思维方式。‘时代’、‘社会’、‘阶级’等术语,代替了‘艺术’、‘人生’、‘人性’等文艺理论批评语汇。”[40]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

      “自十月革命后进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41]同样,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演进轨迹。具体地说,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并作为主流价值形态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产生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进程,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生成,诞生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对文学的认识不够深刻辩证,但所论述的问题却十分全面,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其次,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框架,建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系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再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设。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初步编写了体现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中国文学理论教材。50年代,中国的著名高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又邀请苏联专家毕达柯夫、柯尔尊等来校讲课,培养中国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师,同时引进了苏联专家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借助苏联的文论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文论教材的结构核心”[42]。随后,参加学习的学员霍松林、蒋孔阳等开始尝试编写有中国特点的文学理论教材。进入60年代,编写有中国气派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理论教材已引起中国领导阶层的高度重视,并委托北京的蔡仪、上海的以群主编文学理论教材。蔡仪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结合中国的文学实践,认真吸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源,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相结合。“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突出了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直到改革开放后,还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两部教材不仅仅打破了苏联教材的结构模式,而且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吸收传统思想的优秀理论成果,一方面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从而在书中形成了独特的逻辑结构;这两部教材加入了‘创作论’和‘批评欣赏论’,并将它们与原有的‘本质论’、‘作品论’和‘发展论’结合在一起,用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和理论统一性将‘五大板块’有机地建了起来”。[43]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董学文、张永刚著的《文学原理》,虽被人们称为“换代教材”,但同时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一代教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翻译传播的进一步丰富,全面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如文学主体性、文学理论方法变革、文学理论的审美转向、文学的生态批评等得到了加强。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

       杰姆逊说:新的名词概念和理论范畴的“出现总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44]。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无疑是新的问题、新的思想、新的题目,也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名词概念和理论范畴。这套新的名词概念和理论范畴,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也变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是:兴、观、群、怨、心、性、气、道、象、味、风骨、形神、格调、意境、诗言志、诗缘情、文载道等。这些范畴,产生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实践,在20世纪的文学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不适用了,很难用于解释小说、戏剧、散文等现代文学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及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艺术生产、民族化、大众化、历史标准、美学标准、形象、典型、内容、形式等范畴进入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由于这些概念本身对现代文学实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逐渐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扎下了根,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其中,现实主义及其相关的形象、典型、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其研究成果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前“被译介到中国,但这些介绍多半还是零星的、片段的,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更很少谈到马克思主义有关艺术的论述”。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阐明艺术是‘观念上的形态’”[45]。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就将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其后,意识形态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术语之一。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争鸣热点。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进这一范畴,1933年张泽厚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艺术学大纲》中涉及艺术生产问题;其后,在50年代末期中国学术界讨论过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是否平衡的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研究兴起了一个热潮,“并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46]。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将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历史的,指它产生于19世纪,“它所面对的文艺实践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是以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实践为基础的,是对批判现实主义文艺经验的理论总结和理论升华;它所面对的主要理论成果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是对德国古典美学典型观和艺术创作论的扬弃和发展”[47]。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历史的。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现实的,指它在现代社会得到发展,在当代生活和文学活动中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各国都获得各自不同的发展,仍然充满强劲的生命力。西方当代一些重要的美学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家,谁都无法绕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们或者与其展开对话,或者从中吸收理论营养,都把它放在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48]。从这个方面看,它无疑是现实的。说它是未来的,指它具有很强的未来指向性,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仍有重要的影响。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对未来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和文学主体性无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全球化、批判精神的思想,在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建构中,也可以拓展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历史与美学标准,在未来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从总体发展趋势看,未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将会更为开放和多元,文学理论家们可能从不同的逻辑起点、不同的切入角度,依靠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哲学基础,吸收不同的理论资源、不同的实践经验,建构出不同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无疑是最耀眼、最有影响力的一种。

 

 

注释:

[1]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3]潘天强:《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4]潘天强:《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5]宋建林、陈飞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页。

[6]刘勇、杨志、李春雨等:《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7]《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卷,1930年3月10日。

[8]刘勇、杨志、李春雨等:《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9]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编辑说明”,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编者的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透视》(第2版),王国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13]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4]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5][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透视》(第2版),王国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4-575页。

[19]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0]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1]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23]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24]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25]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修订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26]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27]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28]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9]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30]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31]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32]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80页。

[33]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修订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34]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35]宋建林、陈飞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1页。

[36]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37]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38]宋建林、陈飞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5页。

[39]王玉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40]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

[41]刘勇、杨志、李春雨等:《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2]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和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43]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343页。

[44][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自序》,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5]李心峰:《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46]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47]季水河:《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48]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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