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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

冯宪光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出生于德国、长期在欧洲从事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元典。而他们阐述伟大思想学说的著作是用德文等欧洲语言书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论著成为新中国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首要任务。1951年8月,由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1953年重印时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个1951年3月才成立的国家出版社的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本书以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基础,选编了20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由曹葆华等翻译,周扬对所有译文都做了校订。同一时期,王道乾翻译的法国让•弗莱维勒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1951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刘慧义翻译了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1947年版的《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刘庆福说,“这两个译本相比,法译本更好些,一是所选内容更为丰富,二是为了避免从全文摘取一段造成断章取义的弊病,不少选段之前,编者加了简短说明,介绍全篇内容及其它有关情况,有助于读者对所选段落的理解。”[1]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翻译本延续了延安革命文艺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统,发行量更大,影响更广泛,同时,直接翻译、出版国外学者、出版社选编的马恩文艺论著,可以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普遍影响。建国伊始,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开辟了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和建设的道路。

       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较为全面的译介,是对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米海伊尔•里夫希茨所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的翻译,全书个别篇目除采用中共中央编译局已经翻译、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文外,其余均由曹葆华翻译。全书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文艺问题的几乎所有的文字,“现在这部书首先是以十分完备为特色的”。[2]《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译本分四卷、历时六年(1960—1966)方才出齐。通过这部书的翻译,国内文艺界才比较全面地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文艺素养很深的人,他们关于文艺问题的如此丰富的权威性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他的文艺论著在前苏联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十分重视对列宁文艺论著的翻译、出版。从1950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相关著作,比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张古梅译,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版)、《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第一个版本为司徒贞译,北京新潮书店1950年版,第二个版本为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论托尔斯泰》(立华译,中外出版社1952年版)、吕荧辑译《列宁论作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等。当《列宁全集》没有全部在中国翻译、出版之时,特别是没有对列宁文艺论著的材料全面系统进行研究时,依靠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翻译前苏联学者根据俄文版《列宁全集》选编的列宁论文学艺术的专书,成为新中国全面掌握列宁文艺思想的快捷途径。因此,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前苏联国家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论文学》(贝奇科夫、普倩采夫、克拉斯诺娃编,曹葆华等译)。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前苏联国家出版社1957年版两卷本《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尼•伊•克鲁奇科娃编),译文全部采用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的翻译。列宁文艺论著的全面译介,对于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曹葆华等译)。

       为了更为广泛地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1958年12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后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作,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编委有:巴金、钱锺书、朱光潜、季羡林、李健吾、楼适夷、杨宪益等。据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程代熙回忆,“上面提到的‘三套丛书’,在后来出书时正式亮出丛书名义的只有两套,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旗号却始终没有正式打出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深深感到自身经验的不足,因为这不是编辑一套一般文艺理论丛书,而是经典文艺理论丛书。所以我们没有急于打出丛书的旗号,何况丛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本只是简单地从外国‘拿来’。还不是我们自己学者编辑的本子。为了使读者意识到这是一套丛书,我们只是在封面、版式、规格等方面先做到大体上的一致。”[3]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系列中还出版了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罗大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出版简况。这些出版物更多地吸收了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与当时中国文学理论主要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模式在总体上是一致的。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虽然在口头上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读马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受到干扰,陷于停顿、中断,而只有在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才重新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出版。比如文革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选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选编工作始于七十年代初,何其芳、蔡仪同志都曾亲自指导过这一工作。由于连年运动,光阴蹉跎,工作几经中辍。1978年重新开始这一工作”。[4]

       为了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质和精髓,破除极左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曲解,引领新中国文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的重新出发,再次选编、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普遍要求。1978年5月中宣部批准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同时,随着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陆续出版,以及文艺界积累了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出版由中国学者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在遭受挫折以后重新崛起的指路明灯,这样的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这本书与50年代周扬校订的同名书籍在所选编篇目上,从20多篇增加到50篇,译文也全部采用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其中有的文章在出版前还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订。1982—1983年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二)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陆梅林在选编此书时参考了里夫希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里夫希茨所编之书,在第一册按照“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和“艺术与共产主义”几个问题,辑录马恩有关论述,而把“专门论述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的那部分现在提到了首位”。[5]与里夫希茨不同,陆梅林辑注的书则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置于卷首。编者的认识是,“在选辑文学艺术论这部分时,着重辑录了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考察人类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现象的科学的方法论。”[6]而且,顺应中国学术界在新时期重视研究文艺审美特性的时代文化需要,编者认为,“马克思在美学方面,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和命题,值得深入探讨。”[7]这种选编思路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且按照文艺自身的特性与规律,科学地分析文学艺术问题。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这是又一部中国学者自主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著作。与以前已经出版的翻译苏联学者选编的《列宁论文学》(含书信共28篇文章的小型本)、《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集的大型本)不同,这本书收集了列宁有关文艺论述的主要论著,在篇幅上介乎上述两本书的中型本。钱中文在后记中对本书选文所体现的列宁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论述。

       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这两本书,是80年代新中国翻译、出版马恩、列宁经典文艺论著的重要成果,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必备、必读书籍。这两部书在选编上突出的马克思美学思想、马恩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列宁的能动反映论、艺术属于人民等重要思想,都对当时中国建设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有重要指导作用。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在《红旗》1982年第22期上, 发表了列宁1905年撰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新译文。新的译文把文章标题上以及贯串全文的关键词语“л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重新做了翻译, 将旧译的“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出版物”。[8]译文作这样的修改,更为符合列宁在全文中强调的党的出版物的宣传工作性质,而并不是把文学这个与党的出版物在概念上不能完全等同的东西,单纯地作为党的工作任务的工具。198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在总结长期以来领导文艺的经验和教训,调整党的文艺方针,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贺敬之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是对的。他解释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这一点,很精辟,我们要坚持。但他讲‘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讲‘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讲的就有些极端。”[9]查阅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0]从中可见,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断的理论根据就是列宁1905年的这篇文章,他把列宁主要表述的党的文化机构的出版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思想,根据当时将“出版物”译为“文学”的中文翻译文本,得出文学艺术必须从属于党的工作任务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采用了中央编译局1982年的新译文。新的译文客观地呈现了列宁的思想,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对文艺方针的调整,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推进文学艺术在文革以后出现新的巨大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就是从中国学者自主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开始奠基的。上述几部著作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书籍。其时,各个高校中文系和一些外文系都普遍开设了“马列文论课”,高校教师选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作为教材,其中有代表性的教材是纪怀民、陆贵山、周忠厚等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年9月第1版)。这个教材经过反复修订,到2007年7月陆贵山、周忠厚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第四版,成为全国高校马列文论课程使用最为普遍的教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元典。一百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则经历了几代人的建构和发展,形成为全球文论、特别是欧美各国文学理论不可小视的理论重镇。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俄罗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俄罗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早在1929年就已译为中文,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合集的新译本(曹葆华等译)。“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做出布置。他说,……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30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11]作为30本马列著作之一,三联书店在1964年出版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大字本。[12]这一时期,还出版了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孟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而在50年代,中国文艺界在讨论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时,往往在《文艺报》上大量译介当时苏联有关这些问题的理论论著,作为支撑中国文艺理论界认识这些问题的理论资源。1954年,北京大学举办文艺理论进修班,邀请苏联学者毕达可夫主讲文艺理论,全国各主要高校派出文艺理论教师参加学习。毕达可夫是季摩菲耶夫的学生。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从1934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是被前苏联高等教育部批准用作大学语言文学系及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1953年该书由查良铮译成中文,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根据在北大进修班的讲义出版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理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它以文学对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一命题作为其理论核心。本书提出的许多概念都为当时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所沿用,它在结构体例和方法上,在基本的思想倾向上,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扩大了中国译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视野。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曹葆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收录了普列汉诺夫1888至1913年的美学、文艺学著作19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时期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其时,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沃罗夫斯基《论文学》(程代熙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等也相继出版,程代熙说,“普列汉诺夫和沃罗夫斯基都是同时代的俄罗斯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们二人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被目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批评家。”[13]就在这个时期,前苏联之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也被纳入了新中国的研究范围。1980年英国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泰勒讲座教授柏拉威尔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译本(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版)面世,初显了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面貌。此书按照马克思生平的年代顺序研究马克思和文学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文艺思想随着生平事业发展的演变过程和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书中有马克思认为“伟大的文学是能够超越某一流行的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一个全面的人表现自己”,[14]“马克思在谈到文学时从来没有用过‘反映’或‘反射’的形象”[15]等不同于前苏联对马克思文艺思想解读的论述。而且还指出,在马克思之后,许多理论家在进行一个具有连续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活动,除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梅林之外,还有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些就是“考德威尔、卢卡契、布莱希特、本杰明、艾德曼、费希尔、葛兰西、台拉•伏尔普、马契雷和许许多多其他发展了今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人。这种发展所根据的出发点往往是马克思在那些根本没有公开谈论文学的著述中可能给予的暗示。”[16]这里就为中国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视野。

       吴元迈1982年发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一文,此文的副标题是“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的历史考察”,除深入评介前苏联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外,还着重评介了欧美学者对马恩文艺思想的研究,在批驳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科学性的“马克思学”后,也肯定了欧美一些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理论家和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的新见。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较为全面地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开拓性的论文。[17]吴元迈文中认为的严肃学者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译本1980年作为“内部发行”出版,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专著。译者前言说,“对于当前外国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著,不管其中的论点是我们所同意还是不同意的,也都需要搜集和了解,并通过比较加以检验和鉴别。”[18]这种开放的态度,推进了新中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特别是对欧美国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从“内部”走向公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卢森堡《论文学》(王以铸译,1983)、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1983),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丛刊”后改为陈燊主编“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出版了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著作。如《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等。卢森堡、葛兰西和卢卡奇等的文论著作的出版,特别是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的出版,标志着新中国开始了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研究。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节选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佩里•安得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些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典籍和总体概括的著作,并且分国别选入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费歇尔、阿多诺、勒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戈德曼、马歇雷、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等13位国外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论。此后董学文、荣伟主编《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按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本体论美学研究”和“艺术形式与文本结构”等主题选文,扩大了国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始材料的占有。1988年12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召开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提供了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和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作为会议资料,与会者认为,“这两本书在资料的选编和系统论述上,在国内都具有开拓性”,[19]会议就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特征、代表理论家的观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打开了全面眺望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窗口,形成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格局的认识,推进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入研究。而且,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的文艺的新变,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化、艺术现代性的一些理论观点。它们长期讨论现代社会中艺术与人的生存处境、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艺术等问题,许多观点和意见,对于正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和文艺理论的新中国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因此,这十多年来,中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在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的同时,重点研究欧美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出现了翻译和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

       在翻译方面,王逢振和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在编委会中就有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而《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03)则出版了葛兰西、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阿里夫•德里克等多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而这些著作体现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特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文本,涉及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其中的《文化研究读本》选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的论著,《文化研究访谈》对重要理论家就文化研究问题做了专访,全面地呈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开展的文化研究的基本面貌,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这套译著每本均有译者前言,都是译者对著作的研究成果。比如罗钢、刘象愚为《文化研究读本》撰写的前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作了系统论述,是一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在这部丛书引领下,国内在各种丛书名目下,几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文论家的重要著作都翻译到中国。在詹姆逊70周岁时,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集。《哈贝马斯文集》近年也在陆续翻译出版。

       在研究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由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较为稳定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队伍,许多翻译者也同时是研究者。冯宪光、刘象愚、马驰、冯毓云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宏观、总体研究,朱立元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研究、罗钢、王晓路、汪民安、麦永雄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研究、黄力之、刘秀兰的卢卡奇研究、王逢振、陈永国、胡亚敏等的詹姆逊研究、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曹卫东的哈贝马斯研究、程巍的马尔库塞研究、王杰、王尔勃等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马海良等的伊格尔顿研究、孟登迎等的阿尔都塞研究、张意等的布迪厄研究、傅其林等的布达佩斯学派研究等,都在深度和广度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所深化和开拓。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有显著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和研究走过的道路表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首先抓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后来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全面认识、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历程,扩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领域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以及对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都要回到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的原点,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用马克思的学说去深入分析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和局限,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提供借鉴。这就是新中国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研究的宝贵经验。

 

[1]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2] [苏] 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里夫希茨“序言”第37页。

[3] 程代熙:《我是在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1986年第5期。

[4] 钱中文:《<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后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页。

[5] [苏] 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里夫希茨“序言”第38页。

[6]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编者的话”第1页。

[7]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编者的话”第2页。

[8]列宁这篇文章第一次中译文发表于《中国青年》144期(1926年12月6日出版),题目译为《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戈宝权在1941年1月出版的《文艺阵地》六卷一期《列宁逝世纪念特辑》中, 发表了他辑译的《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其中把列宁此文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42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此文时沿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法。此后在中国出版物一直用这个译法,到1982年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9] 贺敬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贺敬之文集》3,文论卷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10]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1] 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页。

[12] 1973年三联书店又根据大字本,出版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32开的通行本。

[13] 《程代熙文集》第8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14]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42页。

[15]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49页。

[16]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66页。文中提到的“本杰明、艾德曼、台拉•伏尔普、马契雷”现通译为“本雅明、戈德曼、德拉•沃尔佩、马歇雷”。

[17]吴元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的历史考察》《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

[18]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前言第1页。

[19] 《新的开拓,新的探索——全国首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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