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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为师,笔耕不辍

——访文艺理论家杜书瀛先生

丁国旗 杜书瀛

受访专家: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提问: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丁国旗:杜老师,您好!作为文学所理论室的老同志,无论做人还是做学术,您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期,您都能提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对推动我国文艺理论向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您在退休以后,仍然笔耕不辍,每年都有论著问世,而且提出了许多针对文艺理论原问题的理论思考,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以说,作为老一代学者的优秀代表之一,您为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范。因此,今天我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之路,以及您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宝贵经验,以期可以给年轻的学者们一个比较全面了解您和您的学术的机会,更好地从您这里学到做学术的门径和做学问的精神。

杜书瀛:其实我只是文艺理论研究之路上的一块铺路石子而已。

    我就从我的成长经历说起吧。我生长于动荡的战争岁月,早期的学习经历是比较坎坷的。我还未满四岁,父亲作为冀鲁边区一军分区的政委,与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就是当时震惊抗日根据地、以至延安八路军总部的“柳林惨案”,时在1942年6月19日。父亲牺牲后,母亲毅然带领我和哥哥参加革命,随当时的抗日部队行动。所以我只能在部队驻扎地就读小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长则数月,短则数周。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小游行僧。直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二年春天,妈妈调到山东博山工作,我才在那座工业城市的第三小学插班读小学四年级,读得很轻松。一年半以后,即1952年夏天,没等把小学读完,差一年才能小学毕业,我连妈妈也没告诉一声,便自作主张报考了博山一中。等张榜公布,各门科目平均,居然考了七十七点三三分。考中了! 然而,1953年,妈妈又调到青岛工作。为了完成学业,我独自留在博山读书,住在妈妈原来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吃大食堂。1955年,我初中毕业。高中考到哪儿去?早已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我,这次又是自作主张:报考青岛一中。妈妈整天忙于工作,无暇过问我的事。等拿到了青岛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往妈妈面前一放,她这才发现:站在面前已经长得比她还高出半头的儿子,已经是青岛一中高中一年级的新生了。

    1958年,我被保送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在那里同老师、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也正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听文学概论课,老师提到蔡仪先生,充满着尊敬、仰慕,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位文艺理论家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知道了蔡仪先生的名字。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是最高级的价值判断;而能被称为文艺理论家的,也不很多;两者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可贵则可想而知。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去借了蔡仪先生的著作《现实主义艺术论》,看过后才知道理论文字是这样写的。那时正好赶上美学大讨论,蔡仪先生是核心人物之一,名字经常出现。原来更引人注目的是,蔡仪是著名美学家,是一个美学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美学,对我来说这个名称那么神秘,因为神秘,就更具诱惑力,也就时时找些他的文章来看。对那场讨论的是是非非,当时我其实不甚明了。但参与讨论的人物,却引起我很大兴趣。

    1964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听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仪研究员招收美学研究生,我就报考了。那年报考蔡仪先生研究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全国共七十七人,我有幸考中。1964年9月,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时,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的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大约20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不分,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20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比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我们学校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各位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不过58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的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从此,我在蔡仪先生身边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那是在文革前,还没有后来的什么硕士、博士学位。

    我到文学研究所报到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随蔡仪先生去安徽寿县搞“四清”。这样,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年学的是政治——阶级斗争课。1965年11月回北京,正赶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懵懵懂懂闻到点儿火药味儿。不过“山雨欲来”而尚未到来,蔡仪先生按他的计划给我开列了长长的阅读书目——一大批中外哲学和美学著作。从这年11月直到第二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我认认真真读了半年的书;此后,再想安安静静读书已经不大可能了。再一次真正坐下来做学问,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毕业后,我就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而且就在蔡仪先生为组长的文艺理论组。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进入文学研究所师从蔡仪先生做美学研究生至今,已经接近一个甲子。这其间经历了十年“文革”,使我到四十岁才发表第一篇真正称得上“学术研究”的论文。那是1978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丛》,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我执笔百日,用上以往所有的学术积蓄,并研读大量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大约三万六千字,战战兢兢地送到了老师手中,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老师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我的心才放下来。这是我有生以来认真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此,我算是走上了进行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不归路”。

丁国旗:您从事学术研究迄今为止已长达半个世纪,成果丰硕,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很有建树。作为文学研究所的后辈学者,我一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缘分使您对好几个跨度很大的学术领域都有所涉及,而且都做出了贡献。

杜书瀛:如果谈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话,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美学研究,包括价值美学、艺术哲学、文艺美学,这方面的作品有《文艺美学原理》、《文学原理——创作论》、《价值美学》等;一是文艺理论,包括文学基本原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国古代文论及中国百年文艺学学术史,这方面出版了《从“诗文评”到“文艺学”》、《文学会消亡吗?》、《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等,还有一本即将出版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其各章节均在杂志上发表了;一是李渔研究——对李渔的研究本来是我的业余爱好,但坚持做了几十年,主要有中国社科出版社版的《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版《闲情偶寄》三全本、作家出版社《李渔传》等,最近还有一本《李笠翁曲话》将在中华书局出版。

丁国旗:《从“诗文评”到“文艺学”》在您的研究中是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在学界影响很大。不过,您给大家的印象,好像并不在古代文论方面,我也是因为这本书才知道您也研究古代文论的。您很早就开始做古代文论研究了吗?

杜书瀛:关注的比较早,真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从《从“诗文评”到“文艺学”》这本书开始的,那时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之后写的东西比退休之前多。

丁国旗:是的,提起您,所里的同志都很感慨。我们这些在职的研究员,根本无法做到一年出一本专著,更不用说像您那样,每年出两本甚至三本专著,而且每本都有重要的影响。您退休后为什么转向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杜书瀛:因为我逐渐感觉到做文艺理论研究,就要从根源去梳理,一定要把自己的理论传统梳理清楚。国外的理论资源很重要,但本民族的理论传统更是不能忽视的。再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都是我非常重视的。

丁国旗:蔡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作为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您可否谈一谈?

杜书瀛:过去我在跟从蔡仪先生学习时,写的几篇文章,基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下完成的。实际上,我现在也是这样,别看我好像有些东西没有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我最信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文艺理论要有根底的话,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恐怕不行。

丁国旗:整体来看,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是有一定的转变的,比如您的美学观点,虽然师承蔡仪先生,但又与他的观点存在着差异。接下来,能否讲一讲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

杜书瀛:截至目前,我出版了三十几本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我思想的转变和新的探索。我跟蔡仪先生学的是美学,后来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思索。1985年以前我基本上秉持传统的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点,这主要表现在1982和1983年出版的《论艺术典型》和《论艺术的特性》中,这两本书的内容大都整合融入到后来出版的《艺术哲学读本》一书中去了。1985年左右,我的学术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我越来越感到死死固守在认识论美学的阵地里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能完全恰切地抓住艺术和审美的特点。说“艺术是认识、是再现”,只把握了部分真理而不能解决所有的艺术问题和美学问题。所以,我在这方面逐渐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从认识论美学阵地挪开脚步,转向了人类本体论美学和价值美学。

    1985年左右起,我陆续出版了《文艺创作美学纲要》、《文学原理——创作论》,还有现在正准备出版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我还主编了《文艺美学原理》。其中《文学原理——创作论》便是以人类本体论美学的观点为基本立场,以文学创作为窗口,以“文学创作的审美实践论”、“文学创作的审美社会学”、“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学”为主要构架,阐发对文学艺术活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思想。从《文艺创作美学纲要》和《文学原理——创作论》开始,我强调“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之一”,是“人之作为人不能不如此的生活形式、生存形式之一”。从人类本体论的立场来解说“创作”、“作品”、“欣赏”,可以得出同认识论美学不同的结论:“文艺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创造的特定形式,也就是由作家和艺术家所进行的审美生命的生产和创造活动”;“文艺作品(本文)就是人的审美生命的血肉之躯”,是人“进行审美生命的生产和创造的结晶”;“文艺欣赏主要是由读者和观众所进行的一种审美活动”,在欣赏的过程中,“审美生命得以再生产、再创造”,“文艺作品不断被欣赏,其审美生命也就不断地被生产和创造”,“文艺欣赏(文学接受)是审美生命的存活方式、运动方式和延续方式”。《文艺美学原理》是由我主编、与当年的两位学生黎湘萍研究员和应雄教授合作完成,分“审美-创作”、“创作-作品”、“作品-接受”三编,论述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这本书被一些大学中文系用作了教材。

丁国旗:您后来出版了一本《价值美学》,从价值论哲学出发去阐释审美和艺术。您是如何从人类本体论美学转向了价值美学研究呢?

杜书瀛:到了1992年前后,我进一步从价值论的立场上来解说审美活动和艺术,后来便出版了《价值美学》和《美学十日谈》。我认为光是蔡仪先生的那种“美是典型”的观点是解决不了美学问题的,审美的秘密可能隐藏在主体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之中、隐藏在它们之间的某种意义关系之中。所以我提出“审美活动属于价值活动范畴,美就是一种价值形态。当进行审美活动时,既有主体的对象化,也有对象的主体化。具体说,在审美活动中也像在一切价值活动中一样,一方面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创造、突进,使对象打上人的印记,成为人化的对象,即赋予对象以人的,即人文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客体又向主体渗透、转化,使主体成为了对象化的主体,成为对象化的人。这样,审美价值也就诞生了。审美价值就是在人类的客观历史实践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即事物对人的意义。美(审美价值)同一般价值一样,虽离不开客体却又不在客体。它不是客体自身的属性。自然界本身是无所谓美不美的,没有人就不存在美的问题,在人产生之前,宇宙是存在的,但无所谓美丑;人产生之后,当人与自然界不发生关系的时候,也无所谓美不美;只有和人发生了关系,对人具有了价值、意义,那个时候才产生美的问题。这是我和蔡老观点的不同之处。因为有了人,才有美。我还对崇高型、优美型、悲剧型、喜剧型等不同的审美价值类型及其生产规律进行了考察。我认为把审美活动看作是一种价值活动、把美(审美现象)看作是一种价值现象,在今天或许更契合审美活动实际和美(审美现象)的本来样态,更能搔到审美问题的“痒处”;以此为视角和途径,或许可以拨开以往的某些美学迷雾,澄清以往的某些美学误区。这就是我的《价值美学》。

    不论是人类本体论美学或是价值论美学,与认识论美学已经很不相同了。然而它们并不绝对对立,而是可以互补。我主张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协同作战,以求更加全面地、透彻地把握审美和艺术的性质和特点。

丁国旗:美,的确是因为和人发生了关系才存在的。我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出“美是对人而言的”这一观点。

杜书瀛:对。我敝帚自珍,也看重《价值美学》这本书,因为这是我在美学上的一家言。如果它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当十分欣慰。

丁国旗:您师从蔡仪先生,并在文学所跟随蔡仪先生从事研究多年,那您从蔡仪先生及他们那一代学者身上,学到了什么?能不能将您好的方法、好的思路、好的想法,给我们说一说。

杜书瀛:蔡仪先生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他写的文章逻辑性非常强,他强调引用别人的话一定要引完整,不能断章取义,抓住一句话乱打棒子,蔡仪先生特别注重这一点,他的严谨的学风我很佩服。但是对于他的一些观念,我觉得我们后辈应当有所发展。当然,我提出来不是说我超过了蔡仪先生。不过我希望我的学生,包括年轻的学者,应该超过我,不然就没有发展了。而当年何其芳作为文学所所长时,所经营的学术的氛围都是很严谨的,都本着很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做学问,很反对夸夸其谈、卖弄学问的不良风气,而是要扎扎实实的做学问。这个学风我们一定要继承。

丁国旗:关于学风问题,您谈得很好。学术研究要求有学理,但是还是要跟现实结合起来。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研究,都是既讲师承传统,又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不是去玩一些概念、理论,而要继承前辈的学术资源,面对现实问题,分析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

杜书瀛:何其芳同志是很注重现实的,大家看看他在五十年代所写的文章,都是很注重现实的,他有些批评性文章,对别人所做的批评,都是有十分清晰的现实针对性的。

丁国旗:在审视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论争时,强烈感到那个年代的学术争论是现在学术界所难以达到的。尽管当时的学术争论可能造成了各个学术派别之间的学术之外的斗争,但那时的论争性文章却已经深入到理论研究的细微之处,而现在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粗线条的,而且彼此之间界限明晰,少有思想的交锋与碰撞,虽然天天在讲学术创新,但真正的创新并不尽人意。

杜书瀛:何其芳就非常提倡创新,他主张,没有新观点,宁可不写文章。要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思想,这是老一辈学者竭力倡导的,就是主张原创。必须有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新的思想、思维,这样的文章才能拿出去;不要炒冷饭。老一辈学者的这种作风和治学态度非常值得今天的学者学习和遵循。

    我即将出版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这本书,是为研究生和青年朋友们写的一本文学理论入门书。作为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了几十年、以美学和文学理论为主攻方向的研究员,多年来,我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努力研究并真正把握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答案。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上流行着各种文学理论著作,各个高校也使用着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它们大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有的也颇受学生和读者欢迎。但是,某些著作和教科书,对于初入文学之门者,有着相当程度的不适应:它们往往动辄三四十万字甚至更多,内容繁复、庞杂,学生和读者不易掌握;老师教起来,甭说一个学期,即使一个学年也难讲完;而且他们大都追求面面俱到,学生和读者最想抓住的问题反而不突出。

    作为一本文学入门书,初入这门学科的人,一进来就应该让他们比较容易地抓住文学的“牛鼻子”;进而,再骑在文学的“牛”背上,信步前行,窥其奥妙。我就想把论题集中化,简化,把那些冗长的该省略的地方省略掉,把需要突出的重点问题和关键问题突出出来,写一本观点新颖而又简明扼要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中国古人讲,戏有“戏核”,诗有“诗眼”,一本书也有“书核”、“书眼”。我这本书的“书核”、“书眼”何在?它就是:“文学是什么”。读者接触文学,最想知道的问题,除了“文学是什么”还有什么呢?许多文学理论书,许多文学理论教材,讲了几十万字,绕来绕去,最终不就是要让学生和读者知道“文学是什么”吗?这本书怎样写呢?破费思考。我想,它要围绕“文学是什么”这个“书核”、“书眼”,讲讲学生和读者想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我所追求的效果是:一方面要讲新问题、新题目;另一方面,即使所讲题目看起来可能都是“老”题目,但是,又不要讲人家讲了千百遍、使人耳朵“起茧”的老话——要讲出点儿新鲜意思出来。以往学界人云亦云,或者不同程度的人云亦云的论著,不在少数。我自己何尝不是!我只是在自我反省之中引以为戒,尽力避免人云亦云,唯恐跌破学者写作的这一底线。

    因此,学术就要有学术的品格,必须坚持学术研究者的基本规则和底线标准——不人云亦云,力求写出自己的心得,写出不同于以往著作的新意来。所谓自己的心得,所谓不同于以往著作的新意,就是:别人没有说的,我重点说或大说特说;别人已经说过的,我尽量不说或少说(这是为了学术阐述的连接和承续,有些问题不能不略微叙及);别人说过而我有疑义,则要花费笔墨和口舌说清道明,努力辩出个青红皂白。我不太满意于某些著作和教科书者,就在于它们用大量篇幅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追求所谓“全面”。这样的“全面”,其实是占有不该占有的学术空间,尸位素餐。

    原创就要求学者善于思考,做善于寻找问题、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满脑子怀疑精神的人。所以,我的这本书,每个章节的题目都带有问号,意在找出有疑问的地方下笔。可以说,这本书虽然是教科书,却并非只教学生追求四平八稳,仅仅懂些人人公认而颠扑不破的所谓“真理”和“大道理”;毋宁说,它是一本“抬杠”(学术辩论)的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学生如何“抬杠”的书。我认为,学术研究需要“抬杠”——当然不是故意“找茬”,而是按照学术规则、遵循真理发展规律“抬杠”。从学生入学起,一方面教他们掌握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教他们“抬杠”——教他们开动脑筋,找出问题,思考问题,辩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应该和必须如此,研究生尤其应该和必须如此。

    我主张青年学者,包括学生,必须学会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抓住问题、辩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我提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必须学会辩论、善于辩论。我希望学生和读者同我辩论,最好把我驳倒。我一直提倡学生要超过老师,不能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只有学生超过老师,学术才会进步,才能发展,才有前途。

丁国旗:做学术就要坚持原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人云亦云。

杜书瀛: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做学问要有大眼光。

丁国旗:您所说的大眼光指的是什么?

杜书瀛:最近我看到南帆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文艺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谈民族性的问题,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眼光是大的。

丁国旗:我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从理论的角度看,他有长远的、建构的味道。

杜书瀛:当然也有人会认为他写得可能有点儿大而化之,但他是以较高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眼光是大的,他是从总的格局去看文学理论,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能光从文学理论本身去研究,要有大格局、大眼光,写文章就要这样。现在有一些年轻学者,写文章的眼光比较狭窄,这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也要克服大而化之的问题。大而化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写文章既要有大历史、大时代那种大的眼光,从整体的格局看待文艺理论,又要避免空泛化,避免大而化之,这两个方面要有张力。南帆这篇文章的大眼光、大历史是值得学习的,如果说他要有缺点的话,就是稍微空一点,我们要补他的不足,吸收他的优点。

    此外,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好人为师”。不是有一句话是“好为人师”嘛,我把其中的两个字调了下位置,“好为人师”变成了“好人为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欢向别人学习,喜欢以别人作为老师,而不是喜欢作别人的老师。“好”是动词,自己作为一个学习者,把别人作为学习的对象

丁国旗就是把以别人作为老师当成自己的爱好。

杜书瀛:对!喜欢以别人作为老师,而不是“好为人师”——“好为人师”就常常以教师爷自居,以教育者的姿态,夸夸其谈,觉得我比你高明,我要当你的老师。不应该这样。应该把别人当作自己的老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位学者,他可能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好人为师,就要学习别人的优点,避免别人的不足,不要以自己所长看别人所短,而是应该看到别人的优势,时刻向别人学习。虽然南帆的某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我也在《文学原理简易读本》这本书中对他进行了批评。但南帆的文字写得很漂亮,散文写得也很好,写文章的眼光也比较大,这是他的优势,值得学习。

    我一直以老一辈学者或比我年长的学者为师,我的研究生导师是蔡仪研究员,我自然受到他潜移默化的熏陶;而我对与他观点不同的朱光潜教授、李泽厚研究员等人的学术思想也十分敬重,从他们身上也获益良多。宗白华教授关于中国美学的论述使我折服,钱钟书研究员的严谨、特别是他的渊博,我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至于何其芳同志,我一直把他那些写得洋洋洒洒、伸缩自如、平易亲切、像艺术散文一样优美的理论文章,作为榜样。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前辈学者给我的滋养。一些同辈学者,包括我的朋友以及一些虽未晤面仅读过他们著作的同行,他们的一些杰出思想和治学方法,也常常给我教益。还有许多比我年轻的学者,他们的思维节律总是能够和时代脉搏同步,他们的学术勇气使他们的著作富有巨大创造性,他们的敏锐使他们的学术见解独特新颖,富有超前性,得时代风气之先。他们是学术浪涛里的弄潮儿,我也不时从他们那里获得惊喜和启示。

    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只是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雨中访问西固壁》;“文革”后期,何其芳同志带领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诗词,其间,我在《广西文艺》发表了一篇学习毛主席当时发表的两首诗的文章。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庆。在为反对“四人帮”而举行的三日大游行时,我和杨志杰、朱兵写了一篇文章,《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当时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明我们的态度,围绕《创业》这样一个在当时很重要的问题去肯定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这篇文章,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写了一夜。资料搜集好了以后,在食堂买几个馒头和咸菜作为夜宵,从晚上七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一个人写一遍,写了一万字。朱兵写第一遍,杨志杰写第二遍,我统稿写第三遍。到早上七点,我们就把这篇文章誊写好,送到了《解放军报》。1976年11月5号,《解放军报》整版发表。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好就好在比较细,写这类文章就要细一些。”陈锡联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听了华国锋的讲话,立即传达给《解放军报》,《解放军报》马上派有关负责同志到文学研究所来传达华国锋的指示,当时朱寨是我们的党总支书记,他把我叫过去听了传达。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将华国锋的话作为编者按,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此文,后来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转载。

    而我真正开始写学术文章就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了,就是那篇《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刚才已经讲过了。

    “文革大革命”那动乱的、恶梦般的十年令人痛心,那正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段啊!它浪费了我十载青春年华。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做学问做得好,我也以年轻人为师。我们应该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青年人应当成为主力,应当唱主角。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里耕耘、创造的青年学者,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愿作文艺青年,特别是爱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青年前进路上的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子。但愿他们踩上去不会太硌脚。

丁国旗:非常感谢杜老师,今天为我们谈了这么多对学术研究极为有益的东西。作为文学所的又一代研究人员,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向您当面求教。

2017年8月1日

                                                                              (本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学2015级研究生王园园记录整理)

 

原载《艺术百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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