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书目文献

神物:汉末三国之石刻志异

程章灿

    “神物”一词,始见《周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自是以降,人们常用这一词语来指称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中那些神奇的事物。在汉末三国的作家中,曹植最喜欢用这个词语。他在《吹云赞》中写道:“天地变化,是生神物。吹云吐润,浮气蓊郁。”又在《承露盘铭》中写道:“神物攸协,高而不倾。”无论是大自然的风云变幻,还是人间制作的承露仙盘,在曹植眼中,都是“天地变化”所生的“神物”。附着于“神物”一词字面意义之上,还有沟通天地、变化无常、预言未来、兆示吉凶等引申意义。在汉末三国时期,石刻也被视为这样一种“神物”,它不仅是时人历史记忆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而且在彼时的观念世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  

  三国鼎立的政治局势,使石刻神异中所蕴藏的政治文化意义被进一步突显。魏明帝太和四年(230),诏令以文帝曹丕《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诏以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刻石经,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典论》刻石和正始石经(亦称“三体石经”),可以视作曹魏时代两个神圣之物,其意义已远远超出物质的造作,也不仅限于学术文化建设方面,而是被赋予政治文化象征的意义。因此,直到继承曹魏政权的西晋初年,晋臣荀崧犹因都下有正始石经而洋洋自得,顾盼自雄。

  

  

  在曹魏诸石刻中,立于黄初元年、象征魏受汉禅的《魏受禅碑》,无疑是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一种。因此,围绕此碑而滋生出一系列传说与神异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水经注》卷二十二载:

  

  (繁昌县)城内有三台,时人谓之繁昌台。坛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禅于此。自坛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铭曰:遂于繁昌筑灵坛也。于后其碑六字生金。论者以为司马金行,故曹氏六世迁魏而事晋也。

  

  如果说魏文帝降坛之语可以写入志人故事,那么,六字生金的传说就可以列为志异故事。既然在既往的历史中,《魏受禅碑》承担了汉魏改朝换代的礼仪象征,那么展望未来,此碑也应该能够预兆曹魏政权的命运。这是具体而微的一种循环历史观。《魏受禅碑》系曹魏一代兴亡于一身,责任重大,与凡石常碑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碑石“六字生金”,本来只是石料的物理变化现象,却被解释成了对朝代更迭的历史隐喻和政治预言。隐含在这种隐喻和预言中的,是时人对石刻文化的神异理解观念。

 

  

  与《魏受禅碑》“六字生金”相类似的,是《贾逵碑》“碑石生金”之事。贾逵历仕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世,功业昭彰。他死后,豫州吏民在陈国项县为其建祠立碑。曹魏末年,王凌被司马懿设计陷害,百计莫辩,不得已而求助于贾逵之神灵。《水经注》卷二十二记:

  

  谷水迳小城北,又东迳魏豫州刺史贾逵祠北。王隐言祠在城北,非也。庙在小城东。昔王凌为宣王司马懿所执,届庙而叹曰:“贾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汝有灵知之。”遂仰鸩而死。庙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宝曰:“黄金可采,为晋中兴之瑞。”

  

  这一志异故事,显然是斥责晋宣王司马懿,但“碑石金生”之事,却是预言司马晋将代曹魏而兴,立场正好相反。王隐《晋书》对“碑石生金”一事记录较详:“永嘉元年,陈国项县贾逵石碑中生金,人盗凿取卖,卖已复生。此江东中兴之瑞也。”其言外之意,似谓晋室中兴势不可挡,即使司马宣王作恶在前,亦无改其运势。

  

  

  如果说魏国石刻的神异,集中表现在对魏晋禅代的历史预言,那么,吴国石刻的神异,则主要体现在制作祥瑞、标榜正统的舆论宣传。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孙皓的最后两次改元,都与石刻祥瑞有关。《三国志·吴志》卷三所记石刻祥瑞,都发生在孙皓在位之时。一次是天玺元年(276)的临平湖石函天玺:

  

  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

  

  此次“改年”,新年号为“天玺”。关于改元“天玺”,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其缘起海盐六里山石刻。此说虚诞不实之迹显著,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早已指出:“按吴天册元年为晋武帝咸宁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则孟冬朔非甲申则乙酉也,壬寅当在望后,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伪为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悦世主于一时耳。”

  

  孙皓时代另一次因祥瑞石刻出现而改元之事,发现在同年八月,此即所谓“历阳石”事件:

  

  秋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于是改元“天纪”。联系这段引文之首“京下督孙楷降晋”一句,完全能够想象东吴末年国势之日衰,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历阳石”出笼的政治背景。此段文字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

  

  历阳县有石山,临水,髙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相传谓之石印。又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阳长表上,言石印发。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髙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曰:“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从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重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徳,以答休祥。

  

  表面上看,临平湖石函与历阳石似乎没有联系,实质上,历阳石可以说是由临平湖石函召唤出来的。另一方面,神异的历阳石,又催生了一次“刻石立铭”。召唤与催生,可以说是神异石刻自我复制的两种方式。

  

  较临平湖石函以及历阳石更广为人知的,是《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这两块三国奇碑。《天发神谶碑》又名《吴山纪功碑》或《吴天玺元年断碑》,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认为,“天玺元年历阳山石成文,刻石作颂”,指的就是这个《天发神谶碑》,其文“大抵言天锡谶命之意”。赵明诚同意欧阳修的判断,更例举其文,进一步批判其妖异:

  

  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曰大吴一万方”,又云“天发神谶文,天玺元年七月己酉朔”,又云“天谶广,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呜呼!其言可谓妖矣。……孙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国。盖人事不修,而假托神怪以矫诬天命,其不终宜矣!

  

  众所周知,《天发神谶碑》的字体古怪,或谓其“若篆若隶,字势雄伟”,或谓其“牛鬼蛇神”,是“怪诞”的“牛腹书”,由于审美标准不同,故褒贬不一。实质上,这些古怪字形,“就是模拟上天帝所发的‘神谶文’”,因此,“《天发神谶碑》的书写者不论是皇象或是苏建,一定是将之作为崇高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没有丝毫苟且”。

  《禅国山碑》记录了孙皓搞封禅把戏的经过。《三国志·吴志》卷三:

  

  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

  

  照理说,“以前的皇帝封泰山而禅梁父,可惜泰山、梁父都不在孙皓的管辖范围,只得选定阳羡(今江苏宜兴)的国山”,所以,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中,《禅国山碑》又称为《吴国山碑》。碑文中“所述瑞应凡千有二百余事”,实在是“众瑞毕至,三表纳贡,九垓八埏,罔不被泽”,因此必须“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纪勒天命,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德”。可笑的是,距离这场盛大的封禅表演不过五年,东吴就被晋所灭,这场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封禅闹剧,徒然成为历史的笑柄。  

  汉末三国人的石刻神物观念,渊源有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石本来就具有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意义。出现于某些特殊场合,配合某些特殊用途,处心积虑而制作的某些特殊造型,传说中的某些特殊现象,都可能使某些石刻成为神物。对各种奇石,包括各种特殊材质或者花纹构成的奇石,人们往往给予特殊关注乃至崇拜。古蜀的石笋和韶关的韶石,犹保存着历史悠久的巨石崇拜的遗迹。宋以后人对石的玩赏,某种程度上即是将石视同于玉,津津乐道其中的各种神异。

  石刻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创造,人类将自身的文化注入自然之石,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墓是一种信仰和仪式的架设,石刻在墓葬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东汉以来繁兴的石刻,受新的墓祭礼仪制度的影响,又受新莽以来的谶纬时风的熏染,显示出各种神异性,这一点,在神仙碑和祠庙碑中表现最为突出。石刻成为凡人与神灵、已知与未知、人间与天上之间的重要媒介,在这个意义上,石刻作为汉末三国时代的“神物”,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略有删节
收藏文章

阅读数[340]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