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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意义之下的《左传》——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

俞耕耘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美]李惠仪著,文韬、徐明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56.00元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左传》无疑聚合了多重繁复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它位列十三经,代表了经典雅正的史学品格;另一面,它又是言辞、故事的汇编,处处彰显史家对“文”(修辞)的追求。李惠仪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一书,为我们理解《左传》提供了极佳读本。作者以无比耐心的文本细读,试图对《左传》进行知识“考古”,挖掘书写过程形塑的各种“断层”(意义断裂)和“沉积”(意义弥合);用近于散点透视的全局观照,分别厘清了历史叙述者、阐释者以及记录者的不同价值立意。

 

  这种研究的雄心不言而喻。李惠仪意欲窥探的是《左传》的思维模式,回答为什么这样写(动机),怎样赋予史事以意义(策略),如何理解过去(接受)这三大问题。从而,这部著作在整体风貌上也显露了“阐释学”的独特气质:即它没有拘泥在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浅层分析上,而是还原了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不同论述模式背后的“话语情境”(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这造就了全书解读的三大优势:“连续性”“总体性”和“辩证性”。

 

  “郑伯克段于鄢”无疑是《左传》最精彩的章节。这则纪事的“辨识度”极高,以至于谈起《左传》,就绕不开它;各种古文选本,都少不了它。李惠仪就用郑庄公的“事例”,提供了《左传》解读的范式。作者启发我们:郑庄公的分量在于,他是春秋的“先声”,霸主的“原型”。在这点上,其实史学家顾颉刚早有洞见。只不过,作者深度阐释了这种原型的意义:是用“表演”来掩饰、弥合争霸(政治实践上)的实利观,与礼义(外交辞令上)的伦理观。从这点看,郑庄公就像“五霸”的前辈,其演技可谓春秋第一人,用“老戏骨”一词形容正得其妙。

 

  表面看,这就是个简单不过的家庭故事:母亲偏爱小儿子,怂恿小儿子篡夺国君之位;哥哥放任弟弟的“小动作”,最终一举铲除,也与母亲决裂;哥哥最后反悔,利用文字游戏的“诡辩”,与母亲和解。然而,简单剧情背后,是郑庄公出色的演技,隐约的城府,不露声色的掌控。这一切又离不开《左传》作者的“助演”包装:把郑庄公塑造成了“无辜受害者”。作者只用四个字“庄公寤生”,就奠定了一种“决定论”,天生不招人待见。面对母亲为共叔段争取“地盘”,群臣的劝谏阻止,庄公都是步步迁就退让,可谓一副“仁兄孝子”的画风。事实真是如此吗?当庄公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这样的至理名言时,我们惶惑了。这到底是一个哲学家在传授“道德哲学”,还是一个“冷面杀手”在坐等时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郑庄公的退让完全是个“策略”,不是“仁心”。

 

  他的动机并非“治病救人”,而是在思考什么时候“收网”,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可以揣度,在一个偏爱幼子的家庭里,长子被长期厌弃后产生的恨意。这个时候,母亲对共叔段的每一次“请命”,都在刺痛郑庄公的心。试想一下,假如庄公不给弟弟封地,或接受大臣建议,及早压制,共叔段就没有机会作乱。《左传》点出了庄公的“失教”,没有尽到兄长的职责。然而,这种批评又是偏袒,蜻蜓点水的。

 

  李惠仪给了我们一个有益提示,这也恰是我们最易忽略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同情作者,或许他真是个郑国史官。作为“自己人”,只能用“微言”曲笔暴露出庄公的表里不一,同时又要藏着掖着,尽力弥合兄弟宽容(表象)和稳定政局(动机)的断裂,用母子和解来遮蔽获取权力与合乎礼义孝悌的紧张矛盾。很显然,《左传》只认为庄公具有“过失”,应为“段不弟”(弟弟不像弟弟)负有责任。但是,我们却能觉察到描写的深曲暗示:郑庄公是用高超演技,完美辞令,道德正确来做一个“诱捕”和“捧杀”的项目。

 

  这是一个成功的“项目管理”。因为必须要让共叔段膨胀骄横,才能让他智商为零;必须要给对方“可乘之机”,才能借机平乱;必须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坐实罪证”。《左传》只用“公闻其期,曰:‘可矣!’”这几个字说明了此次“天网行动”,早有预案,只不过事前把一堆大臣当傻瓜哄罢了。那么,郑庄公难道没有“本色出演”的部分?当然有,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种当下的狠话完全是情绪表达,没有克制和伪装,不像演戏。但饶有意味的是,紧接着四个字却是“既而悔之”。通常我们都会这样理解:庄公有了悔意,不该这样对母亲。然而循着作者的引导,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庄公也许只是后悔——刚才下意识说出了“真心话”,竟然忘记掩饰,“失了言”。否则,庄公既然自己领悟,就根本不需要颍考叔拐弯抹角地用“讽谏”敲打他。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总是给人物的“历时性表现”一个综合阐释,始终追求解读的连续贯穿。《左传》认为,颍考叔用“纯孝”感化了庄公,但在李惠仪看来,这可能又是一次“诱导式理解”。其实,它只不过是庄公的“借坡下驴”:既然有人提供剧本,给了台阶下,他当然要接着表演“伦理大戏”。然而,事后看来,颍考叔根本就没感动庄公。当颍考叔被子都(庄公心腹)暗算射杀后,庄公并没有法办凶手,只是装模作样地诅咒了一下。

 

  连续性与总体性紧密相连,李惠仪以“人物”为中心枢要,看重人性发展变易的因果之链、先行后续及稳定贯穿。作者从不依靠孤立的事件分析,得出一时的褒贬;而是参照比对不同纪年中(更长的历史范围内)人物言行的综合表现,得出总体性理解。两者也促成了一种“辩证”,但绝非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这种“辩证性”向我们揭示了《左传》叙事里言辞和行动、叙述和评价、意图与效果的对立统一。这些正是吸引我们重读《左传》的魅力所在。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6月21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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