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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召开

江潮、高明祥

       2017年6月24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厅举行。发布会由凤凰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翁同龢纪念馆、凤凰出版社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并进行了学术研讨。以下为发言纪要:

  姜小青(凤凰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在周六休息日来参加文学所和凤凰出版社主办的这套书的研讨。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这么多年来对凤凰出版社出版工作的支持。这套书今天研讨的是第四辑,实际上在三年前的四月底,我们在社科院文学所七楼会议室,进行了第一辑的研讨。这套书的酝酿出版,在2012年前后,2014年出版了第一辑,当时设置了四位主编,张剑先生、彭国忠先生、徐雁平先生和英年早逝的张晖。张晖去世以后,他们三位主编一直继续这项工作。当时大家商定,每年一辑,三位主编轮流转,哪一位主编负责这个项目,这一辑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研讨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正好是京沪宁三地。从出版社来讲,说实在的,从第一辑开始做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三个方面的疑虑。一是这个选题能不能得到学界的认可。第二是这样的运作方式能不能持续。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套书、丛书,出出停停,不能够持续地出版,对各方面都有影响。第三就是市场认可不认可。三年以来,说实在的,学界确有不少评价。今天,更希望大家提出各种意见。目前出版应该说形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运作机制,就是每年在出版本辑的同时,下一辑的发排也陆续展开。今年第四辑出版了,第五辑的稿子已经全部到了第五辑主编徐雁平先生手上了,他很快就会交到出版社。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间,第五辑就出来了。第六辑的选目已经出来了,第七辑的也出来了。我们目前计划做到十辑。那么对于市场这个疑虑呢,我们出版社现在非常高兴的就是,前面几辑都重印过,比当时第一次开座谈会的时候的疑虑好像少了一些了。所以,今天开这个座谈会,就更想听取大家的意见,好话少说,意见多说。以便后面可能做得更好,市场更大,社会反响更好。我就开这个头,因为俞国林、王秀臣两位临时有事未能与会,我们每位专家发言的时间可以适当宽裕一些。下面请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张伯江先生发言。

  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我就简单讲三点意思吧。第一个是感谢,衷心感谢各位学者在这套书的发布之际来与我们共同进行学术研讨;感谢凤凰出版社四年以来对这套丛书持续地给予资金等方面的各种支持,书的装帧精美,质量也很高;感谢我院科研局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支持;还要感谢我们文学所来自多个研究室的十几位同仁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与这套书的编纂整理,保证了这套书的质量。

  第二,说一点感慨。多年来,文学所对文献工作一直非常重视。这套丛书着眼于是近现代的稀见史料,它的意义在哪儿呢?过去我们谈及史料,总是关注比较久远的、宏大的历史上的东西,近现代的东西有点儿“灯下黑”的意思。这套丛书所收集的人物和体裁,过去觉得还不属于需要收集整理的史料,若干年过去,会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抢救是何等的必要。当这套丛书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涉及的不光是文学、历史,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东西,它所折射的信息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守着这么丰富的一套史料,不尽快把它们抢救、整理出来,那对后人真的是一种犯罪。我由此有一个感想,我们近现代的东西已经得到了重视,已经在抢救,那我们再向下延伸,现当代的东西呢?我特别想跟从事现当代研究的人说一句话,就是也要用对古代、近现代的文献的重视的程度,用史家的眼光和态度来重视我们现当代史料文献的整理和建设。

  最后一点,但我觉得文献工作不是学术工作的终点,而应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工作起点。我想寄望于我们文学所的年轻一代的学者,不管是从事古代文学、近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好好地利用这部丛书,好好地利用这笔珍贵的材料,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我们不能以资料文献整理出版作为满足,应该充分利用这笔财富,拿出更有深度的新的研究成果来。我就说这么几点。谢谢!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书面发言:2014年4月底,《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我代表文学所在会上致辞,意思是,史料研究永远不过时。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对近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于扭转浮华不实学风,也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而今,又是三年过去。出版社恪守承诺,保证这套书每年至少出版一辑。今天发布的是第四辑,其实,第五辑也出版在望。可以想见,凤凰出版社为此投入的怎样的财力、物力。这种倚重学人、服务学术的出版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我真诚地希望,出版社能像支持这套书一样支持文学所的科研工作,将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及时刊行问世。这里,我想特别推荐文学所的青年才俊,他们的成果已经初步呈现出一种大家气象,是学术界最可看好的骨干力量。

  6月16日,我在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上代表学者致辞,特别提到,古籍整理工作,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高调可唱,更没有世俗的鲜花和掌声。这项工作,看似卑之无甚高论,但要做好,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耐得住寂寞,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往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我欣喜地看到,以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不为时风左右,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学问,不断推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心中自有定盘针。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事业才能薪火相传,真正传承下去。

  本次新书发布会,我因公外出,无法出席,十分遗憾,谨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姜小青社长和凤凰出版社的敬意,以及对丛书出版的祝贺。

  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在代刘跃进所长读完致辞之后,我也想借机说几句自己的感受。在张剑老师那里见到第四辑的时候,真是眼前一亮,感到这套书越做越漂亮,越来越精致。然后就想起那样一句话:“任何一种坚持都终将美好。”这套丛书是学者与出版人的学术契约,也是精神约定。每一辑十几种图书的整理工作就像滚雪球一样,把越来越多有志于此的学者聚在一起,越滚越大,她凝聚了一种甘于寂寞、认真治学的氛围和力量。这对学术界无疑是一种激励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我也为我自己曾经参与到这套丛书的整理工作中而感到骄傲,尤其是听出版社说我整理的那种重印的喜讯,更是由衷地开心。相信这套丛书的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后,我代表我们科研处感谢凤凰出版社,感谢各位学者的到来,并向辛勤耕耘的三位主编致敬。

  曲建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成果处处长):感谢姜社长,感谢各位学者的到来,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成果发布会。首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处对《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的正式出版表示祝贺。

  文学所是我院人文基础研究的大所,学术底蕴深厚,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张剑老师带领的研究团队,秉持了文学所人一贯的学风,甘坐冷板凳。从2014年第一辑出版到现在第四辑的发布,第五辑已经交稿,第六辑、第七辑书目也已出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在此,我向张剑老师带领的研究团队表示敬意。我们成果处将尽我们所能表示支持。

  我个人对文学、史学的研究完全外行,所以对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学科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料库,一切学术研究的起点都要掌握翔实的研究资料。这套丛书包括了日记、书信、诗文集等各种形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民俗、地理等状况,为研究近现代中国提供了第一手的基础研究资料。另一方面,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学科人才梯队的培养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我注意到丛书的每一辑都有青年学者甚至研究生参与,通过让青年学者参与古籍整理,可以大大拓展他们的学术视野,巩固他们的研究基础,让他们的学术道路走得更远更扎实。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入选我院年度重大科研成果,到那个时候,我院将提供更大的平台,对这套丛书进行宣传和推介。最后也祝愿文学所能够出版更多更好的精品之作。

  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和这一辑都得到了我院科研局成果处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支持。

  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是一套日臻丰善的文献工程,其学术价值已得到、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多地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丛刊的内容极为丰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思想观念與民俗信仰、传统政治的运作、外交事务与中西碰撞及国人对西方的态度、官民日常生活、文学书写与传播,等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利用,其价值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由于这套书所整理的文献大多不为学界所熟知,有些作者也不那么有名,稀见性还决定了其学术意义的特殊性,我以为它是可以引导我们透视历史文化研究盲区、并且为之提供有力文献支持的基础工程。

  这些史料丛刊有别集、选集、日记、尺牍家书、笔记等不同文体形式,日记更是其中的大宗,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个类型。因为日记的写作有着私密性,又写得非常具体,往往会记录一些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不为人所注意的一些细节,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洞幽烛隐,有助于我们逼近历史的原生态。可能由于我是研究古代小说的吧,我对那些叙事性的内容很感兴趣。如《唐烜日记》记录的仓花户之事,就是在北京通州,负责仓库管理的一些下层人,他们依靠特殊的权力,发家致富,贿赂官场,买官鬻爵,成为清代官场腐败的象征。唐烜记载有一天与几个朋友宴饮,偶然谈到了在官场很有势力的仓花户韩霭轩,结果引起了一位与韩氏关系密切的官员的不快,饭局就不欢而散。整个记述的过程非常细致,人物关系极为微妙,这是在史书中不容易看到情形,让我们很真切地感受到仓花户在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交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如《王振声日记》记录的光绪三十年恩科会试的过程,也非常具体,有助于科举史的研究。《王锺林日记》记载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为了躲避动乱,迁到海淀去。但到了海淀,还是不免劫祸,过程的记载,同样非常详细。《黄秉义日记》记录的基督教民与天主教民的冲突,也深入到历史细节层面。

  我曾经写过一篇《邸报与明清文学之关系》的文章,所以,对邸报材料也有点敏感。在上述日记中,就有相当多的记述涉及邸报,值得新闻史研究重视。在《王锺霖日记》里所附《家言随记》中谈到邸报时说:“看史鉴可以知古,看《邸报》可以知今。今日之《邸报》,异日之史鉴也。”对邸报评价非常高,所以,他主张士人商贾都应看邸报。在他引的材料还有:“城乡学馆皆须令看《邸报》,或力有未能,则数人同看。凡用人行政及内外条奏,皆得见闻。”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邸报关注的程度之高,基本上是把政府公报当做新闻报纸来看待。

  由于丛刊的史料价值极为丰富,认真研读,还可能引导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甲午日本汉诗选录》就是一部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珍贵文献。日本人在甲午战争时期以和平使者自居的姿态,对清政府的蔑视,对中国抗日志士的攻击等,都暴露无遗,如高桥白山的《征清诗史》等,将这些日本汉诗与清朝士大夫同时期的对日诗作对比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又如《黄秉义日记》五大册近二百万言,蔚蔚大观,黄秉义经历丰富,交往甚多,存史之念很强,个性色彩也很强。我略作检索,好像只有整理者周兴禄的文章介绍,这部日记是值得作深入的专题研究的。《英轺日记》很有名,以前也出版过,但这次把文言版和白话版放在一起出版,也很有意义。即使不从外交史的角度,就从白话的研究来说,从文言如何转化到白话,《英轺日记两种》就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

  从专业角度来讲,我主要做古代小说研究,所以对丛书中有关小说的资料更为关注。《达亭老人遗稿》是我的学生朱姗校点整理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消闲戏墨》,长期以来不为小说研究者所知,各种小说书目也未载本书。但这部小说以定州为中心,生动描绘了清代中后期华北乡镇的商业活动及乡镇士民生态,从地域、题材、人物等角度看,都有独特的价值。如卷下第二十则叙及乾隆末年,白金价高,钱铺之间因信息获得的渠道而展开竞争,就是之前文言小说从未写过的内容。《王锺霖日记》中也有不少涉及小说的史料,如书中提到有人一次就给他寄来《品花宝鉴》四套;在他《家言随记》中,又多次引述《聊斋志异》的话作为格言警句或材料依据,表明作者对此书的熟悉;他还评论过《水浒传》等小说;特别是还有高珩、唐梦赍、毕世持、张笃庆、蒲松龄等人的传记材料,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研判。《黄秉义日记》对《今古奇观》评价极高,甚至说“余看《今古奇观》四十回真可作传家之宝。余将来有子孙之日必以《今古奇观》传于子孙,参得《今古奇观》之做人,余余亦瞑目矣。”他还对《唐解元玩世出奇》《女秀才移花接木》等作了具体的评论。

  总之,这套丛刊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了让学界充分了解这套书,我有一个建议。丛刊已经出版了四辑几十种了,校点者投入很大的精力,各有独到的发现,“前言”写得都很精粹,能不能将这些“前言”稍事修改,整理出一本提要性质的书,让学界先通过这样的提要著作,就能够对整套书的内容性质及所部著作所蕴含的文献价值有一个初步了解。我觉得这会有利于丛刊的推广和运用。

  廖可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想简单谈以下几点。第一点,是编纂出版这套丛书的必要性。编纂出版这套书是非常有眼光的,非常及时的。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两个变革,一个是秦朝前后,另一个就是近现代时期。原来中华民族满天星斗,最后形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是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动乱,发生在秦朝前后的重大变化;然后一个是近现代,从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变成世界中的一员,这个变化巨大,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如果回顾中国历史,近现代将永远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个时段。这套书的编纂出版者,认识到近现代的重大意义,及时整理抢救近现代史料,这是很有眼光的。

  另外,刚才张伯江书记讲的话,我深有同感。就是我们处身其中的几十年,好像很短暂,好像还没有成为历史。这牵涉到我们如何认定历史,我们的这个观念恐怕要转变。我们过去总觉得几百年前的事实才能成为历史,才过去几十年算不上历史。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这代人熟悉的东西,比如林彪、高岗、西哈努克等,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已经浑然不知,可见几十年已成为历史。现在社会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变化速度加快,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个特点就是信息积聚的速度越来越快,资料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们去遴选、去甄别。这套书收集的资料基本上是一百年前左右的,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很短暂了,现在有必要及时地遴选、整理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文献。

  第二点,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套书可以帮助历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以前研究历史注重的是比较宏大的事件,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等,这套丛书当然也会为研究这类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比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等。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历史研究应该重视人的生活与心灵世界,人们情感的波动,这是更本位的东西。这套丛书就提供了人们生活的细节,对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史与情感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次,这套丛书本身是一种读物,很有趣。这套书大部分是日记,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强的可读性。也就是说,这套丛书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史料,实际上是一种高品位的读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这种可读性能够使人流连忘返。古人有云:读史使人玩物丧志。因为古代最重要的学问是经学,读史太好玩了,太有趣了,容易让人沉迷其中,乐而忘返。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年轻时读《中国历史小丛书》、读《唐宋笔记史料丛刊》等时就觉得很快乐。随着我国读者水平的提高,我相信大众会越来越对有历史意味、历史感的读物感兴趣,从而接受这套书。所以,我希望这套书在做宣传的时候,不仅宣传它作为研究史料的一方面,而且宣传它描写人的生活、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的这一面。

  这套书的编选也是很有难度的。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甄别有价值的东西,需要眼光,需要整理者花很大工夫,这很不容易。另外,我认为这套书的出版进度,大致一年一辑,也是很好的,不快不慢。如果再快,就有可能粗制滥造;如果太慢,就会脱节。这套书既保证质量,也保持了连续性,这与出版社和整理者的努力分不开。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三位主编,还有已经英年早逝的张晖,都是我们的同行里真正做事情的。当然做事情的不止他们几位,但是他们是真正踏踏实实做事情的,所以才能把这项工作抓得这么紧这么快。凤凰出版社在文化界和古籍出版界的地位蒸蒸日上,这与姜社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不仅仅需要智慧和能力,更需要眼光、情怀和理想。比如刚才提到,当年《文学遗产》很困难的时候,凤凰出版社能够资助出版,这就是眼光,这就是情义,这就是理想。在这种眼光、情怀和理想的引领下,凤凰出版社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想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这套书的史料价值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顺便我想问一下雁平兄,黄金台的《听鹂馆日记》你们是否准备收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戏曲的资料,你和郑志良都写过文章的。(徐雁平回答:“这部稿本日记藏在上海图书馆,复制成本太高,尚无法进行整理。”)日记里的史料很丰富,我过去自己做研究,也利用过《祁彪佳日记》《冯梦祯日记》等,的确是非常有价值,比如《冯梦祯日记》里我就找到了一些演剧资料,里面有徽州帮,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叫张三的旦角演员。我很期待自己从这套稀见史料丛刊中,能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王振声日记》中的王振声做过徽州知府,就可能为研究徽州发生的事情提供信息。

  第二点,就是这套丛书的“稀见性”。一些我们过去熟悉的资料可能早已出版利用,但是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对象都是比较“稀见”的。这个“稀见”的含义一是人物作者的选择上比较少见,很多作者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并不是很突出。这种身份的人留下的史料,大家以前不甚关注。而且他们留下的史料往往并不是指向某一历史事件,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情感与中心。这样的资料可能更鲜活。二是这些描绘中可能会发现当时社会的另外一层面貌。这一套史料既不同于宫廷史,也不是民间的契约民书,而是处于中间的阶段,由是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反而更有特殊意义。

  第三点,现在传播的途径非常广阔,应该加大宣传力度,不仅仅是纸媒体的,而且通过微信等现代传媒方式。使得这套丛书让更多的学人知道,发挥它的功能,能够对各个学科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这样能够更好的惠及学人。

  刘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好,我也说几句吧。我想起两个月前中华书局伯鸿书店正式开业,要我讲几句,就引了伯鸿先生的一段话,“要想国家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期待教育的进步;要想教育的进步,就必须期待书业的进步。”这句话现在也适用于这个场合,因为有出版这套丛书的凤凰出版社在。但我当时又将伯鸿先生的话延伸了一句,说“要想期待书业的进步,就必须期待书店的进步”,今天我则想将伯鸿先生的话作这样的延伸:“要想期待教育的进步,必须期待学者的进步。”

  学者怎么进步?就是说学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情怀来对待自己从事的学术。现代学者很多,好像学术也很发达。但是身处其中的人才会知道,哪些是真正的学术与学者,哪些不是。这套书的组织者,我以为做的是真学者、真学术的事。这套书的意义,《总序》中说得很好,“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这就是说,从一些很琐细的、很芜杂的、不为人所知的史料入手,来体察当时的社会与文化。

  说实话,这套书的作者和书名大部分我都不熟悉,这是正常的。如果大家都听说过,就不足以构成“稀见”这两个字。正是因为它的稀见,它的不为人知,才突出了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这些稀见文献的价值,得靠不同的学者去挖掘,但是首要任务是要把它整理出来,让人能够看得见,才谈得上挖掘其中可能具有的价值。这对当代学术来讲,就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

  再难的事情不认真做都很容易,再容易的事情很认真做都很不容易。何况这套丛书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还要认真去做。这套书大致可以分作三类吧,一类是原生文献,就是现成的书,怎么去从茫茫书海里把原生文献挑选出来,这是要体现眼光的。二是次生文献,就是需要整理者去搜集编次的,从此世界上就有了这本书。三是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比如《翁同龢家书诠释》,把家书里面的时间、交游等等都作了注解,这就便于人们的阅读和使用。

  这套书的价值,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达亭老人遗稿》里面有一则《唐太宗力取兰亭》,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他说是出自《太平广记》,其实《太平广记》可能是取自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何文里面很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怎么动用公权力让他的监察御史萧翼去赚取《兰亭》。但我一直怀疑,它是历史呢,还是小说?就像项羽唱给虞姬的《垓下歌》和两人死前的对话,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同样,唐太宗与监察御史密谋的细节,别人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我看到了达亭老人在引述这段故事后写的一段话,给大家念一下:

  余谓唐太宗英明之主,慕《兰亭》而不以力取,不失君人之度,乃命萧翼诈取,致辨才殒命,非力取而何?揆诸仁义,当不如是。且《兰亭》墨宝,世间尤物,当与天下后世共之,乃必置诸元宫,永不出世,与枯骨并朽,诚何益哉?岂以幽冥有知,尚得躭玩自娱耶?蚩矣!贞观之治,号小尧舜,然政则真善,人则假仁。屈指惭德,此犹微眚。但推其好名之意,岂以此无所利益之为,遂不顾其假仁、假义之素乎?故披览之际,且信且疑。

  特别是最后怀疑唐太宗不是这样赚取兰亭的一段,近两百年前的人物与我的怀疑不谋而合,这就很令人高兴。但我想唐太宗又未必就不会赚取兰亭。前不久我得到一份十几年前出土的《李建成墓志》的拓片,很让人感慨,墓志很简陋,尺寸不大,只有几十个字,与一般皇亲国戚墓志的精美阔大完全不能比。墓志上李建成的谥号是一个含义模糊的“隐”字,而且这个字明显还是磨掉重刻的,据研究者的研究,之前定的谥号更难听,是“戾”字。连亲兄弟都可以杀掉,去赚取区区一幅《兰亭》算什么?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真假莫辨,“且信且疑”吧。

  另外,这段文字的表达非常好,吞吐回环,一两百个字运用了六层转折,比王安石的名篇《读孟尝君传》四个转折还多了两个,这样的文章要是被埋没的话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觉得,出版这套书一方面是对当代学术界的一种功德,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对一两百年前那些不求功名、功名不显的学者的一种功德。要知道这些人对自己的文章也一定是很得意的啊,就像我们今人一样。假设一两百年后,有人把我们的著作也这样收集起来,我想我们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所以我相信这些古人也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激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三位主编。

  杜桂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首先,祝贺姜社长带领的凤凰出版社,祝贺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三位老师。这套书一直立足于学术性,指向社会生活史和人的心灵史的研究。它的学术定位是很稳定和准确的。令我感慨最大的,还不是书的本身。第一是凤凰出版社和学者的合作模式,令我十分向往。凤凰出版社始终保持着对学界与学者的尊重,对学人一如既往的支持。第二是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三位老师的合作模式,这是我特别感慨、敬重和向往的。他们当年都是青年才俊,现在都是学术脊梁。除却他们三人自身的努力,他们之间的合作模式也值得深思。他们三人我都熟悉一些,据我们所知,他们不仅在做这套稀见史料丛刊,还在做其他事情,但一直合作非常好,而且成果频出、稳扎稳打,很值得学习。所以,我觉得不仅要推广出版社与学者的合作模式,还要推广学者间的合作模式。一个人的智慧终究是有限的,合作的伙伴选择对的话,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套书的价值与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它立足于学术性的出发点是一直没有改变的,还有就是它对“稀见”的坚持与把握,很多都是稿本。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了,它在表露了社会深层的人的心灵世界,对微观历史的把握上很有价值。还有就是它的开放性,体裁的多样,如包括日记、书信、诗文集等,保持得特别好。再者就是注重前言的学术性,如《王锺霖日记》《江瀚日记》的前言,就给人很多理性思考。阅读日记可能给人一些感性的思考,但是他的前言特别注重学术化。还有就是附录也特别有开放性,并不是所有的种类都有附录,而是考虑史料本身的价值来决定附录的内容。如《达亭老人遗稿》的附录就很有特色。总之,这套丛书保持一贯的优长和特色,在出版社和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会越做越好,以后各辑都值得期待。我个人也表个决心,要加入这个团队,感受一下团结的力量和向往学术的精神。

  张廷银(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常务副主编):这套书自出版便好评不断,但是,我想这套书继续往下做,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时间的延续,更多的是学术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编辑、整理方面能够体现学术的价值。因此,针对编辑与整理两方面,我想提一些建议。

  首先,从整理者角度,除却对资料的选择和揭示外,应该再对资料的增值上下工夫。至少有两点可注意,第一,应该扩充或增强资料的信息,加强学术开发的力度。对于书信中出现的人物、事件,特别是系年,这方面要做必要的考证,目前来看,有几部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但是有一些做得还不是很完善。这些可以继续加强。第二,是对资料价值的导读或者是引导,这套书的“稀见性”特别强,我的理解“稀见”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料本身罕见,大家都没见过;二是对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视而不见,大家未能理解其中的价值。这就需要整理者通过前言的撰写来阐述出其中的价值,尤其初看平常,深入挖掘却很有意思的东西。整理者也许未必都能揭示,但是至少要写出要点,以便利用者掌握。

  再者,从编辑与组织者而言,我建议一些著作需要做相应的深度宣传。如通过一些必要的学术媒体去宣传。但是,我认为还需要做一些更有学术意味的宣传,对其中的一些资料做研究性的、深度的宣传。这套书要不仅要做文献整理,还要往前走,不止于文献整理,要体现对资料的研究。我认为对其中的一些资料可以做专题研究,我跟张剑兄有过交流,想和他合作就其中的日记部分尤其是稿抄本日记,可以开“日记研究专栏”,做深度的研究。从而使得这套丛书“稀见性”的学术价值,得到更进一步地揭示。这也是对这套丛书更深一步的宣传。

  王玮(《中华读书报》总编):这个场合不该我们媒体发声,我只表个态。书是好书,事是好事,人是好人。这套书已经做到第四辑了,从我们媒体传播者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它做得有声有色。对于我们媒体来说,大家的见解有利于我们在传播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在宣传上也会继续努力。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长、研究员):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通过这几年的出版实践和学术组织活动,我觉得需要重新评估这个选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可以说,这项工作的成效应该远远地超过了当年做选题时的预料。现在,至少我感觉到,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整理者群体,还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好多人都盯着这套书,出版了就买,所以出版社可以很快重印。还有,我跟张剑兄接触比较多,知道大家做这个事,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出于纯粹的学术热爱、学术投入,包括出版社的装帧也很朴素。那些时髦的、华丽的元素都不需要,只需简单、朴实,这才是学术的本质。沿着这个路数走下去,做十辑,将来在学术史上应该是能站得住的。

  其次,就具体问题,我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选题。现在我们一至四辑已经出版了,五、六、七也有了一个拟目。那么八至十辑的选目呢,我觉得还是尽量把选题的范围放在已经影印出版的文献中。刚才徐雁平兄说到某图书馆藏的一个稿本拿不到,我说这个很正常。我在档案馆工作,任何人不能随意把馆里的东西拿出去整理出版,这里有权利和法律责任问题,这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很多项目很需要商议合作办法。因此,我觉得,不如把选目范围盯在《历代日记丛钞》《清代稿钞本》等已经出版的影印文献上较为便捷。最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计划影印两批日记,一个是国图藏的日记,还有一个是上图藏的,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题目可以备选。比如,上图藏的陶濬宣日记,陶是清末民初很有名的文人,我相信这个日记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上图所藏萧敬孚(即萧穆)的日记,这个日记部头很大,它的价值可能会超过一般日记,因为萧敬孚毕竟是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这些日记如果事先做好准备,纳入到我们的系列里面,无疑会增加整个丛书的学术质量。另外,有一些日记散在各处,像张廷济的日记,国图也有,上图也有,那么将来整理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它收全。还有苏州潘祖荫家族的日记,苏州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了几大册,但是,上图还藏有一批,有潘曾莹、潘祖荫的部分日记,可以肯定,是苏博没有的。日记贵在全,尽量收齐后系统整理。总之,从大量的影印文献中去选题,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二,就是要物色新的整理者团队。我最近这几年认识一些北大的博士生,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对整理文献很有兴趣,而且他们的古文功底、阅读史料的能力都很强。我们应该留心这样的青年朋友,创造条件,请他们去做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要提倡“整理+审订”的模式。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可以由青年学生去做,但一定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对整理工作比较熟悉的老师做审订工作。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方面责任分明,另一方面,它体现的往往是师生之间的合作和情谊,更重要的是保证稿子的质量。所以,“整理+审订”模式是不是值得提倡和推广。而且,让学生做一些基本史料的整理,对他以后的学术发展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从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给他们提供一点整理资料的机会,很有必要,这是我们近代史学界很多同仁的共识。

  第三,对加强整理和编辑质量的几个建议。其一,还是要注意和加强文史结合,因为整个这套丛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朋友张罗起来的,但是文学和史学有时候很难分的。我这次帮赵阳阳老师看了一部分《唐烜日记》,他的标点、整理,特别是关于典故、诗文、辨识字迹,都是无可挑剔,非常到位,但关于清代的制度方面,我比他稍熟悉一点,因为他毕竟做唐代文学专业的。出版社这边,最好有一个程序,接到定稿后,如果整理者的学术背景完全是纯文学的,那么可不可以请一位学历史的专家帮他看一遍,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反之,也是如此。很多日记中的诗文格律、典故,甚至是辨识字迹,往往也是近代史学者未必熟悉的领域,同样需要文学或书法学者来把关,这样就能把由于学科差异产生的小小的瑕疵都去掉,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益处很大。我觉得学科交叉审稿是个重要环节,谈不上是制度的大环节,但是这个环节是很有必要的。

  其二,重印的时候要及时修订讹误。现在出现一些讹误是难免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修订本和增补本的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套书都是单册的,单册定价单册印。像日记这个东西,出版之后,突然发现某个地方还有一册,那下次重印时就应该把它整理完,及时补进去,形成一个不断滚动完善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第四辑中有胡嗣瑗的日记,胡嗣瑗后来跟着溥仪到了伪满,是清末进士。我知道他1932年的日记在许恪儒先生那儿,她老人家给我印过一份。我昨天给她打电话提到此事,老人家说可以整理,就那一年的。好,下次重印时可以补进去。这个工作应该不间断地做。此外,刚才廷银兄提到增强信息量,加强学术开发力度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些日记可以考虑做人名索引,比如已经出版的,如果有必要,可以请整理者补做人名索引,那是一种地毯式的搜索,能筛查掉好多以前未能发现的讹误,关键是索引能提供很多的信息,会成为这套日记的特色。目前中华书局出版的日记,基本上都有索引,从商业角度讲,这可能是一个卖点。现在人们习惯用索引做学问,有索引自然容易吸引读者。当然,可能最合适做索的是书信集。像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汪康年师友书札》,就有人名索引和小传,顾廷龙老先生带领同事做的,现在看起来,功德无量。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好多人名不好找。而且以我们现在这代人的功力,认字或者对制度的了解,肯定不能和民国时期的老辈学者相比。困难肯定有的,但也要努力。

  其三,接着刚才廷银兄的意思讲,是否可以考虑尽早统筹这套丛书的精细化开发。我们不可能这十辑印完就没事儿了,这十套书最后印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成为经典文献,那么是不是要做一个经典本?另外,要对这些已经做完的东西,不仅考虑增加索引,还可以考虑增加附录。像有一些日记,它量很小,很薄,但是,加上墓志铭,碑传、行述、诗话评论等,篇幅不大,却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生平,然后更好理解这部日记,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

  第四,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举行日记和书信史料与近代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不能单单靠现在这样一种宣传的模式。现在出版了这么多,而且日记和书信这类史料本来在近代史料中地位就很特殊的,单拿出来研究讨论意义更大。这种学术会议应该是开放式的,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些整理者中间,而是向整个社会和学界开放,那么多对书信、日记感兴趣的学者,都可以加入进来,提交研究报告和论文,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整理和出版线索。这个活动在第五辑、第六辑出版完之后似乎就可以做,完全可以由文学所来牵头,再联合其他学术合作单位。会议应该是跨领域的,史学、哲学、艺术都可以。学术研讨会再配合一些其他宣传,应该对近代稀见史料的发掘工作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总之,工作不能停留在编书这个层面,还要深入挖掘它的学术价值。我相信十辑全部出版后,将来在出版史上应该有其重要地位的。我就说这么多。

  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首先感谢凤凰出版社和文学所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很重要的新书发布会,尤其感谢张剑兄的邀请。我最早知道张剑兄是从他整理的《翁心存日记》,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其实我当时奇怪,《翁心存日记》应该由我们做近代史研究的人来整理呀。为什么我关注翁心存呢?因为我曾经研究过倭仁,倭仁跟翁心存还有翁同龢,他们是同事、同僚,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当我做研究的时候,不知道还有翁心存的日记,所以看到出版马上就买下来了。那个时候知道张剑兄做了这个文献整理工作。后来,知道他还和几位同仁编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看到这个丛刊出版之后,作为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我感到很惭愧。按理说应该是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但是由文学所来做了。我不是说他们不能做,他们可以做,还做得非常好,我们表示敬意。对这个资料的出版,要特别表示感谢和敬意。实际上,这个资料出版之后,我个人确实非常关注。之前的三辑我每一本几乎都买了,只有《汪荣宝日记》没买,因为它和我已有的中华书局本重复了。

  其次,从史料的价值来讲,我个人有很深的一点感触,就是丛书前言里面,刘石老师念的那一段。那一段话写得非常好。我们研究近代史、研究历史,做的可能都是主干的东西,以少数的名人或几个重大的事件来构建历史的轨迹,这其实是很不够的。主干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就那么多,但实际上历史是有非常深厚的底色,那些东西我们了解得还很不够。我可以从个人研究的角度——曾经利用张廷银先生整理的《管庭芬日记》——谈谈做历史研究的一点感受。《管庭芬日记》涉及嘉道咸同时期,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保存了五十年的日记。我认真地读了这四本日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为什么说是在“近代”边缘呢?“近代”边缘有两个含义。管庭芬是浙江海宁的一个小士绅。在地理上,海宁相对于当时五口通商的上海、宁波,是地理的边缘。更重要的一点,在思想上、心理上,是在“近代”的边缘。我们讲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端。看了他的日记之后,我自己提了一个疑问,是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都进入了近代?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讲到近代史的开端,主要是讲几个先进的人,就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几个人,再数一些人出来就比较困难了。但当时那么多人,他们怎么经历这一个过程?我看了《管庭芬日记》之后发现,他基本在海宁一带生活,但在他的日记中,很少提到鸦片战争这一个事件。还有太平天国事件,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但是在《管庭芬日记》里面,他的感受就是避难,他看到的主要是当时战乱的破坏性的一面。还有洋务运动,他在里面也很少涉及到。所以我们建构的近代史的真实性到底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骨架的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几个人、几个事件就是一部近代史。但是像管庭芬这样的地方士绅,他的生活世界中,他的“近代”在哪里?所以,我提出了很多疑问。我觉得底色的东西我们了解得不清楚,我们写下来的只能是一个粗线条的历史。由《管庭芬日记》我联想到这套书里面的很多日记,包括一些不是很有名的人、一般的人的日记和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仅补充了一些细节,可能使我们的历史更加丰富、深刻,更加有血有肉。这里面我最关注的是五大本的《黄秉义日记》。这本日记的时间是1902年到1918年,刚好这一段时间在晚清到民国,我们近代的历史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种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我们看他的日记,他怎么反映的这一段历史?我想有时间要好好地读一读。当然我们做的这类研究愈多,就愈可能把历史展现得更丰富一些,所以我想这套史料最大的价值可能就在这里,可以使我们的历史更加丰富多彩。姜总说做十辑就不做了,我觉得心里有点遗憾。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可以不断地做下去。实际上,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关于建议,刚才马兄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讲得非常好,而且都是可操作性的东西,我都同意这些。在选题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已经影印出版的东西,包括清史工程印了很多。另外,我们研究所和四川民间的一个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合作,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中心”,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资料影印扫描,保留电子版,另外可以派人驻到他们博物馆做研究,但实际上好像没人去做。据说他们收藏了稿本日记之类有一万多种,也可以作为我们选题整理的对象。做史料的工作确实是很辛苦的,有时候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尤其在现在这个体制下,做成了这么大规模的一套书,我确实表示非常敬佩。我个人也做了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做得不多。比如清史工程的立宪运动的资料,是人民大学胡绳武先生组织的,从2003年到现在也没有出版,差不多今年可以出版,有2000万字,我个人编了150万字左右。我当时就感觉到,编这个资料非常辛苦,本来以为标点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做这种工作确实要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从学术价值来讲,编资料可能比研究论著更重要。当然我们的考核评价制度是研究论著更重要一些,这也是一种矛盾。目前我们院里的创新工程好像对编资料记一些分,我希望加大一点,可能更好一点,更有利于资料的建设。资料整理出版之后是有长久的价值,以后的学界都可以用。所以,我个人一是对这个项目的出版表示祝贺,二是希望继续做下去。以后我如果有时间、有力量,也希望加入进来。我受马老师的委托,正在整理陆宝忠的日记,已经录入了,最后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我希望把这个事情也能够做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觉得忠文兄和细珠兄说得特别到位。从材料本身来讲,对历史研究来说,没有哪个材料重要或者哪个材料不重要。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材料的价值,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材料的价值。互相不可取代。中下层的人的日记价值是非常大的,它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细节,比如所见所闻,一般的官书记载可能很简单,但这些人的日记就弄得很具体、很深入,而且可信度非常大。像前几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刘大鹏的日记,其实这个人在山西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人物,很基层的人物。有学者是据此日记写了一部博士学位论文。所以,从材料的价值来说,出版这套书的学术价值没有问题。我觉得,材料性的东西比著作性的东西,不是说哪个更高、哪个更低,至少说整理出版材料性质的书,是很必要的。

  就“稀见”而言,我觉得主持者所选的书,确实是比较稀见的。不少是稿本或抄本,大家即使知道,要想利用,也很不方便。即使有些日记已经影印,但有了排印本,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得用的本子,也不是坏事。

  既然这套书的选题很有价值,那我接下来就谈一个整理、出版时应予注意的几个技术性的问题。从我们已经出版的这四辑来看,这里面收的书信和日记比较多,我觉得忠文兄讲得很对,就是需要有个人名索引。有了人名索引以后,对整个书的品质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其实这套丛书里有的已经编了人名索引,比如《蟫庐日记》等。编人名索引的方式当然可以标页码,一个人,在同一页出现多次,也只有一个页码。像《顾颉刚日记》就是如此,但标页码有一个麻烦事儿,以后不能动版,一改版页码就乱了;因此标年月日可能更科学一点。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个索引。日记和书信要是没有人名索引,就不方便使用。再就是日记在排版的时候,最好在书眉上能够标注一个公元日期。现在出的这几种,像《王振声日记》就是目录上标了公元的时间。有的日记,像《唐烜日记》,目录上标了,书眉上没有。还有的在目录上也没有标日期,这就不好用、不好找。《黄秉义日记》目录很细,但是把原来的“册”改成“章”了。整理者可能担心原来的“册”和现在排印的“册”弄混,其实简单交代一下,就不会弄混。改成“章”,反倒易滋误会,以为是回忆录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细致的工作要注意。还有就是繁简体字的问题。我们现在出的是简体字版,我总怀疑简体字的销量是不是一定比繁体字的销量要大。原来的稿子,当然是用繁体字写的。如果照录而不转为简体字,是不是反而会减少一些出错的机会?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异体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套书收了《苏余日记》,我们看书前的书影,知道是“甦馀”,不是“苏余”。用“苏余”,这书就找不着了。像这样的异体字,不能动。再如,有部书的作者是“毛元征”,我就不知道他本来的名字,究竟是“征”字还是“徵”字。这样的字,以后就不要改了,以免造成误会。至于深一步的工作,如作注释、考释之类,我倒觉得要看整理者的情况,不必要求做得多么深入。像书信,有考释,当然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与其花太多功夫,旷日持久,卡在那里出不出,倒不如先把书印出来,供大家使用为好。我觉得这套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史料性,只要能保证排印质量,减少错别字,就行。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丛书集成,大部分就是简单排印一下(有少数书是直接影印),却为学术界的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说到底,出版是为读者使用书提供服务的。整理者、出版者不必、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都做到位。

  总之,我觉得出版社、主持者的工作已做得相当好。注意一些技术问题,做得更好一些,特别是书信、日记类的书,要尽可能编制一个人名索引,这就很好了。谢谢!

  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书记、姜社长、诸位专家学者,上午好!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丛刊的发布会了,非常感谢张剑兄的邀请!从他第一次在文学所办发布会,到今天又在我们院里面举行第二次,可见这个项目的推进成效越来越显著。我个人的感受也是这样。从四辑已经出的和即将出的五到七辑的目录来看,可以说体现出了这套书非常好的思路,尤其是以日记和书信来体现近现代发展的历程,这一个思路,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了。也就是说,近现代这个时代当中,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通过日记书信等多层面多角度地来体现它,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而值得指出的是,这套书所选的人物,照顾的面很广,不管是朝廷的重臣,还是民间的一般学者,都具有典型性。丛刊计划出十辑,现在已经出了四辑,进程即将达到一半。从各个渠道,尤其是书店,可以看到,大家对这套书还是非常关注的。为了从第五辑以后,继续把这套书做得更好,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深入推进、后续跟进的工作。我个人有几个小的想法,提出来供各位先生批评或者参考。

  第一点,这套书的总序非常好,刚才刘石先生指出来了,不光有文采,而且很有思想深度和高度。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工作要做。现在丛刊出了四辑了,每一辑选的人物和文献之间有没有关联性,或者说每一辑有没有想突出的一个中心、主题?如果有的话,不妨写个序言或导言,以便让读者了解这一辑的关注点和意义所在。因为每一辑都有一位主持人在做,每一辑的思路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辑究竟怎么选,要体现一种什么思想?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第二点,在选题的内容上,还可以根据情况再扩大一点。日记和书信的原始性、真实可靠性,应该是比较大的。与此关联的还有一个,就是年谱。如果把日记、书信、年谱结合起来,可能对体现这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经历的社会,在细节上和深度上会展现得更好一些。尽管现在出了很多年谱了,我觉得仍然可以适当地去挖掘一些部头不是很大,而且比较稀见的或者重要人物的年谱,或许更能增强这套书的丰富性。

  第三点,文献整理与研究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刚才刘勇强先生指出作者应该写个提要,张廷银先生提出写导读,做日记专题研究,建议都非常好。我觉得除了这些建议外,还可考虑做更深度的研究。因为整理者在每个人物或文献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了,对这些人物或文献最了解、熟悉,何不在此基础上,撰写更精深的文章?如果这套书的整理者都这么做,那么一系列的成果出来,就很可观了。文献整理既可为学界同仁提供研究的便利,整理者自己同样可以做研究,条件还更有优势。此外,把新书发布和研讨相结合,形式和效果都很好。有可能的话,今后还可以再推进一点。因为,半天的时间,研讨还是有限制的,而且有的整理者不能参加。如果开个一两天,那么大家的交流会更深入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国家现在正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丛刊与时代的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那么,怎样进一步把这套书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得更好?我觉得张剑兄你们这个团队还是可以更有所作为的。

  最后,有一点希望,第一次我好像也提到了,做这种文献整理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大家需要很大的付出,但从利益上或者影响上来说,对整理者并不一定有对等的收益。从2014年到现在,物价有所上升,如果出版社发行丛刊的收入还可以的话,我建议可否考虑给整理者适当提高一些稿费,毕竟大家一起合作,不仅共赢,还得互利。

  我就说这么多,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

  李琳(《中国社会科学》编审):首先表示恭喜。一个是张剑兄、徐雁平兄、彭国忠兄这么多年持之以恒地来做这么一套丛书,现在成果越来越丰硕,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另外也向出版社表示恭喜,因为这真的是名利双收的事情。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各位老师学习,聆听各位的高论,自己所受到的启发非常大。我在拜读这套书的过程中,自己也有一些很粗浅的感受,来向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感受到这套丛书在史料研究方式上是高瞻远瞩与俯首细看的完美结合。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好,各种项目也好,尤其是重大一点的项目,集大成性的文献整理的工作尤其受到重视。与之相匹配的,这样的成果也非常多。但是,在这样的文献整理的过程中,秉持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价值观和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我认真地拜读了这套书的总序,和各位老师的说法一致,我非常认同总序里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和理念,而且自己也非常受感动。首先,这套书的总序中体现了一种非常高远的理想。我个人感觉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理想,而且是社会理想。尤其一开始说,要承续中华文明,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转型提供一种支持和借鉴。里面还说了很多话,刚才刘老师也念到了,比如希望能够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希望能对中国的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有一种科学的借鉴。在实现这种宏大理想的方式上,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通过对文献群累积性的整理,来还原时代的原貌。我们看到这里,可以知道这套书的指导思想就是一种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家国情怀和细致的、踏实的文献工作二者的合一。这些指导思想落实在文献整理方面,体现得非常完美。

  丛书所收大部分是书信、日记,还有诗歌选集,像《甲午日本汉诗选录》,我看了一看,很受震撼。它里面的很多诗歌体现的是当时的日本人对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文明的态度,是之前我们研究古代日本汉诗所未曾注意的。它里面写了很多诸如“踏破支那四百州”、“震动支那四百州”、“气压支那四百州”、“蹂躏支那四百州”的句子,最可怕的还有“并力应屠四百州”。这虽是一种个人的抒写,但这种个人抒写却有一种鲜明的指向和时代的烙印,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吞掉中国的野心。里面还有很多汉诗,把甲午战争与一二百年前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等事件联系起来,对这种事情表现出非常强烈的遗憾之情。日本的历史的脉动和内在的、民族的心理逻辑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看了这些诗之后,就能够深刻地理解近现代以来的中日历次战争和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也更能够深刻地理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关系了。我觉得这就是史料非常重要的价值。这种个人的表述,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是留存于文本的,也是可以进入我们心灵的。我读了这些东西,觉得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关于日记体的问题。我看之前的一二三辑,体裁大部分都是日记体。刚才史学界的老师都谈,说日记体是这些年史学界非常重视的史料体裁。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它体现了不同视角下的历史。比如,和主流的、官方的、从上往下的俯视的历史写作相比,日记体就是普通民众的一种仰视的历史写作。这是一个历史写作的视角。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来说,日记这种体裁也非常值得关注。刚才在茶歇期间,我和徐雁平老师、刘宁老师在探讨。徐老师说他近几年做日记做了好多篇文章,刘宁老师也说,从宋代开始文人有意识地写作日记。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日记体从宋代开始兴起?它是否是文学转型的一种体现?实际上,日记是更日常化的一种写作。它是否跟文学日常生活化的转型有关系呢?日记体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对我们文学研究者来说,它是否是更全面的文学生态的一种体现?另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视角。比如,日记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意识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如果日记体是一种隐私性的写作的话,它是否是我们想象的一种隐私?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也是刚才各位老师讲的,把文献整理与研究深入联系的视角。

  总之,阅读这套丛书,确实很受感动,也是他们这套书的序言里所说的,“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这对我的启发不仅是学术的,也是人生的,就是要做一个脚踏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谢谢!

  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室主任、研究员):各位老师,上午好!我想强调四点:

  第一,我要向雁平、国忠和张剑三位主编表示崇高的敬意。在目前学界看上去繁荣,实际上还是蛮浮躁的情况下,三位春秋正盛、学问很好的学者,来埋头做这项基础性建设工作,非常不容易。我打心底里敬爱他们。三位学者主编的这套书籍,数年来,决定性地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和购书习惯。我现在很痴迷于阅读日记。一看到当当网上有活动,我率先购买的,就是日记。由于他们的带动,书信也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致。这套丛书至今没有收录年谱,但是,张剑对年谱非常重视。他的这一学术趣味也影响到我。喜欢阅读日记、书信和年谱,扩大了我选取史料的范围,这是我特别要感激他们的。

  第二,我想强调一下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中国的史学,自古以来,政治史、王朝史是核心。新史学成立的时候,梁启超甚至极端地说,中国过去的历史著述,形同帝王之家谱。这不是人民的历史,不是国家的历史。新史学应该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因为体现一个民族真正精神的,是普通的阶层。但是,传统的史家,习惯于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资治,仍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十九世纪之前,西方传统史学也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但进入近现代后,例如年鉴学派形成后,尤其是年鉴学派第四代、第五代的学者,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上层转移到了下层,就是所谓的从阁楼到地窖。这个学术转移发生后,涌现出一批名著。这些名著有一部分翻译到中国来,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学术传统。普通民众、普通知识者的生活及其心灵,在我们文史研究中仍然没有引起足够注意。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四辑,预计出十辑。我渴望文史学界,尤其是年轻一辈学者,用新的眼光来利用这批史料,在研究著作中展示普通人的精神和生活,展示我们民族的心灵史和日常生活史。

  第三,我同意将“现代”的时段作些延长。“现代”的下限,丛书基本划在1949年。我期待往后再拓一拓。1949年之后,史料好像很丰富,其实不少史料已经和正在流失。我希望三位主编和出版社把抢救当代包括日记等在内的史料,当成一项重任,担当起来。

  第四,这一辑收入了甲午日本汉诗,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能否把近现代港澳台地区和日本、韩国的一些相关史料扩大进来。葛兆光先生近年主持的项目,就是从周边国家来认识中国。最近我购到一套《宗方小太郎日记》,翻阅之下,很震憾。作者是一个日本间谍。他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他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侵略中国,如何看待他自己工作的价值,在日记中都呈现出来了。三位主编和出版社应该把类似的史料纳入到这套丛书中来。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献室主任、研究员):谢谢各位老师。我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非常地受教。张剑老师、徐雁平老师和彭国忠老师几位老师的这套书,第一次开讨论会的时候,我参加了,后两次也一直特别关注这套书的内容和进展。我觉得我对这套书的意义,有一个认识上逐步加深的过程。的确,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深入地去体会这套书的意义和价值,相对现在来讲,理解也是比较肤浅的。现在,看了他们编的这么多的书,还有听各位老师的分析,我觉得我的认识和理解在加深。刚才张廷银老师提出来,稀见是有两个含义的。一个是无论是作者还有这本书,大家以前了解都很少。另外一类是说,这个作者或者这本书所反映的某些事件,大家以前非常了解、非常重要,但作者的某些资料或者关于这个事件的某些记载,在以往的视野里面大家关注甚少。这种稀见,也是这套书里非常关注的内容。后一种的情况,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这次的这套书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英轺日记》、《甲午日本汉诗选录》还有《翁同龢家书诠释》几种。我自己这些年对唐宋古文,包括对近代以来桐城派的发展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这一次相对认真地看了唐文治做的《英轺日记》。看了以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多,感触也非常多。具体来讲,我觉得这套书里面体现出了唐文治对于西方的了解。他的日记很有特点,首先会介绍他这一天干了什么事情,马上就围绕专题记述他所了解的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他自己说自己的写作的体式是模仿《黄氏日钞》和《日知录》。的确,这里面体现出了他在随载振出使的过程中,非常勤勉地、认真地去了解西方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从他记述内容和分析来看,有两点对我触动比较大。首先就是这里面始终贯穿了他对西方的宪政制度的体会。在他的眼中,宪政的要素是什么呢?他认为还是要和每一个公民个体对自由和责任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这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之学有很多的关联点。另外一方面是他对西方的商业如何健康地运行的这个问题思考,有很多独特的看法在里面。读《英轺日记》尤其对我很触动的地方,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之后,无疑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所以在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他们在太平洋上行船的时候,遇到了香港总督,他跟香港总督进行了很长的谈话。香港总督说,现在这个世界是弱小者没有生存余地的世界。他说十年之后,整个欧洲大陆可能只剩下三个国家可以存在,其他欧洲的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可能都不存在了。唐文治在里面写道,这个话对他的触动极大。他说假如欧洲都尚且如此的话,在这样一个倚强凌弱的局势之下,再过十几年,还能有多少个国家存在?现在中国应该特别地焦虑,紧迫感、危机感应该非常地强。但是另一方面,他到了日本以后,在与日本的留学生座谈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一方面,中国人要自强,但是另一方面,一定要克服一种因为焦虑而产生的简单的、愤激的情绪,一定要志向远大。而且他认为,国家的兴盛是一个很长的、很艰苦的过程,一个国家真正的自强之道在于自强求己,不要简单地被一种愤激的情绪所牵引。唐文治这次回国后不久,去办无锡国专,推广他的古文之学。他在出使途中的种种的思考,对于我理解近代桐城派和古文之学的传承背后的用心是有帮助的。为什么他认为古文之学是救世之道?读了这本日记之后,我是有点体会了。读日记和读论文所不同的,就是它能够告诉我,他在出使途中经历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触发之下,引发了他复杂的思考。如果不读日记的话,这种过程性的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就很难特别真切地体会。另外,读日记也让我能非常真切地进入到当时的生活情境里面。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唐文治在日记中写到的他们在大海上航行的体验。其中有一次,他说碰到了非常强烈的风浪。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的经验的人,就很难想象,航船的时候这种风浪给人的心理触动。他说,首先一船的人都非常的紧张,船上有很多玻璃的酒杯、瓷器,因为船颠簸得非常厉害,他们一个晚上都在听着酒杯、瓷器破碎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一首诗,如果不看到他的这种体验,那首诗就不太容易读懂。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读日记的一个独特的收获,新的诗歌背后的独特的体验也只能到这样的文献中去寻找,这些诗的解读也不能想当然了。关于生活细节的呈现,另一本《王承传日记》就更加生动了。这本日记把他在国外怎么交际、过生日的时候别人送给他什么礼物、他怎么治病记得更加仔细了。从风格上来讲,它跟《英轺日记》差别非常之大。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中国人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另一个层面。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文献的扩展,对于我们理解很多重大的思想、社会文化的问题都会有直接的启发。谢谢大家!

  王忠良(翁同龢纪念馆馆长):我从第一辑到第四辑的发布都全程参与了,非常感谢张剑先生的邀请。在一至四辑的稀见史料当中,有不少关于翁氏的,至今已有四部出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翁氏研究的史料,对我们整个翁氏研究的推进有很大的作用。非常感谢这套书,当然也感谢出版社,感谢张剑先生。

  今天我想谈谈《翁同龢家书诠释》的情况。这本书是我们乡贤赵平研究员整理的,大家初看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文字表达不是很专业,但里面的内容是非常扎实的。第一,这本书相当于翁氏家族人际关系的工具书、参考书。因为翁同龢日记也好,包括我们对翁氏的研究也好,里面的人物关系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多用乳名和小名,很多人物都搞不清楚。这本书做了注,把它们梳理出来以后,大家对家族当中的人物关系就比较清楚了。第二,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是由居于上海的翁氏后人翁宗庆先生家藏的资料,结合上海图书馆影印的未刊手稿组成的。很遗憾,94岁的翁宗庆先生去年也仙逝了,所以这个资料是非常珍贵的。第三是这批家书记述了18个人,涉及翁家五代人交往的诸多事情。这些事情,既有国家的事情,如洋务运动、教案、太平天国运动等。也有我们常熟的事情,如沈鹏事件,真实的情况是翁同龢非常害怕这个事情牵连到自己,让外界以为他是主谋,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想让这件事情平息掉,但是最终还是披露出去了。同时还有许多私密的家事,如翁同龢返乡或者丁忧的经历和细节,有时把随从多少人、厨子多少人,这些很细节的东西都写了出来。这种经历和细节,我们在其他史书上是难以看到的。另外他在与家人通信的过程中,谈到了不少对当时同僚的评价,比如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等,跟我们以前得之于历史的印象不是很一致,比较来看,会很有价值。第四是家书中有不少涉及家教、家风,这是可以与当今时代接轨的,家书里有翁同龢对子弟的教育,正面、反面的事例都讲,体现了家教、家风的细节,非常值得去看。比如翁同龢有一个族叔,经常让他托关系、找门子,翁同龢就婉转地教育他的长辈应该怎么做人;还有过继给他的两个孙子,一个孙子比较乖,另一个孙子很调皮,他就动脑筋去教育他们,非常有意思。现在翁氏研究的史料,从日记、家书包括文献,大部分都已经出版了,但多是翁家写给他人的书信,如果能将他人写给翁家的信也予以整理出版,相信翁氏研究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杜羽(《光明日报》读书版编辑):刚才王玮老师已经表态了,我们会用适当的方法介绍好这套书。还有,我也很喜欢总序,已经读了好几遍。就说这些。谢谢!

  张剑、徐雁平、彭国忠:我们三个只有三句话:一是感动,二是感谢,三是请大家赶快去用餐,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

  (江潮、高明祥据录音整理)

  附:会议议程及1-7辑书目

  会议议程

  6月24日(周六)上午

  上半场9:00—10:20专家发言(11位,每位7-8分钟)

  凤凰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姜小青(主持会议)

  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成果处处长曲建君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张伯江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科研处处长李超(代读刘跃进所长书面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刘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

  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张廷银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

  《中华读书报》总编王玮

  10:20—10:35休息

  下半场10:35—11:55专家发言(10位,每位7-8分钟)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张伯江(主持会议)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长研究员马忠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台湾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细珠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林存阳

  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编审李琳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主任研究员王达敏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主任编审王秀臣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献室主任研究员刘宁

  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

  《光明日报》读书版编辑杜羽

  11:55—12:00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三位主编致谢感言

  12:00社科院东餐厅午餐(桌餐)

  午餐后散会

  列席与会人员:凤凰出版社一编室主任韩凤冉;凤凰出版社《江苏文库》编辑部副主任、《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项目负责人樊昕;会务人员:马丽、朱曦林、高明祥、江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目录(已出)

  莫友芝日记

  汪荣宝日记

  翁曾翰日记

  邓华熙日记

  贺宝真日记

  徐兆玮杂著七种

  白雨斋诗话

  俞樾函札辑证

  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

  扶桑十旬记(外三种)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目录(已出)

  翁斌孙日记

  张佩纶日记

  吴兔床日记

  赵元成日记(外一种)

  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

  十八国游历日记

  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一种)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

  张祥河奏折

  爱日精庐文稿

  沈信卿先生文集

  联语萃编

  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目录(已出)

  孟宪彝日记

  潘道根日记

  蟫庐日记(外五种)

  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

  嘉业堂藏书日记抄

  吴大澂书信四种

  赵尊岳集

  贺培新集

  珠泉草庐师友录珠泉草庐文录

  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目录(已出)

  江瀚日记

  英轺日记两种

  胡嗣瑗日记

  王振声日记

  黄秉义日记

  粟奉之日记

  王承传日记

  唐烜日记

  王锺霖日记(外一种)

  翁同龢家书诠释

  甲午日本汉诗选录

  达亭老人遗稿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目录(全部交稿待出)

  1.《翁同书手札系年考》李红英整理

  2.《孙毓汶日记函札》陈丽丽整理

  3.《辜鸿铭信札辑证》吴思远编译

  4.《袁昶日记》孙之梅整理

  5.《额勒和布日记》芦婷婷整理

  6.《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

  7.《吉城日记》吉家林整理,柳向春审订

  8.《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谭庄整理

  9.《锁闱日记》闵定庆整理

  10.《沈庆生日记》高利华整理

  11.《庚子事变史料四种(外一种)》郭道平整理

  12.《近代忆语汇编》萧亚男整理

  13.《见闻杂录》潘建国整理

  14.《画话》杨子彦整理

  15.《<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吴钦根整理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目录(拟目,可调整)

  1.《朱逌然日记》,彭国忠整理

  2.《安宜日记》,杨起帆整理

  3.《吴震春日记》,程苏东整理

  4.《周腾虎日记》,肖连奇整理

  5.《胡心耕日记》(外一种),张廷银审订

  6.《二罍轩书札(吴云)》,白云娇整理

  7.《<清儒学案>编纂往来书札汇编》,朱曦林整理

  8.《安乐乡人论学尺牍》,金兆蕃著,陈家红、丁小明整理

  9.《黄思永杂著二种》(《一澄砚斋笔记》《里乘备识》),罗瑛整理

  10.《郑文焯杂著》,杨传庆整理

  11.《翏莫子集》,刘京臣整理

  12.《叶恭绰集》,王卫星整理

  13.《杨没累集》,刘延玲整理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七辑)目录(拟目,可调整)

  1.《吴庆坻友朋书札》,王风丽整理

  2.《张荫桓书信》,马忠文整理

  3.《郭昆焘信札》,王宣标整理

  4.《山西洪洞董氏日记》,于玲玲整理

  5.《唐树义日记》,吴鹏整理

  6.《徐乃昌日记》,南江涛整理

  7.《江标日记》,李广超等整理

  8.《黄彭年日记杂钞》,刘鹏整理

  9.《高心夔日记》,张剑整理

  10.《翁同书奏牍》,易爱华整理

  11.《黎庶昌奏牍》,丁延峰整理

  12.《稀见旗人著述两种》,李芳整理

  13.《邵祖平集》,钱得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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