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争鸣

“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

陈尚君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最近半年多,这首诗引用频率很高,也引起许多讨论。其间是非当然与这首诗本身无关,我也无意参与讨论。这里只讨论此诗的文本差异和作者归属。
  
  前引诗见《全唐诗》卷七九八,题作《述国亡诗》,收在花蕊夫人名下。较早记载见江西派诗人陈师道所作《后山诗话》:“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効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这位花蕊是后蜀后主孟昶之妾,蜀亡归宋,因此或有与宋太祖赵匡胤之问答。但南宋初依附秦桧而学问很好的吴曾马上发现了问题,在所著《能改斋漫录》卷八指出:“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后花蕊夫人记孟昶之亡,作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陈无己《诗话》载之,乃知沿袭前作。”即花蕊只是根据前蜀末王承旨之诗,略改数字以对宋太祖之问。二书引花蕊诗的文本差异,一是“二十万”和“十四万”之区别,二是“更无”和“宁无”的不同。前者大约是为符合后蜀军数而有所改动,后者仅是语气的不同,较早的《后山诗话》和《能改斋漫录》应较可信,宋人作“宁无”则见《优古堂诗话》,但该书基本是抄袭《能改斋漫录》而成,并无创见。此外,宋末蔡正孙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卷一七作“也无”,较晚出。《全唐诗》的题目为后人所拟,明钟惺《名媛诗归》卷一七拟题《口占答宋太祖》,是另一立场的拟题。
  
  旧传《花蕊夫人宫词》百首也是这位孟昶妃费氏所作。近人浦江清撰《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6年),从“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展开考索,知中元节为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日,又据史籍可见前蜀宫观池苑的记录,与《宫词》参证,多见契合,从而证明《宫词》为宋崇文院传出,其作者为前蜀太祖王建的小徐妃,其人即王衍之母,后主时被封为顺圣太后,诗则皆咏宣华苑中景物情事。
  
  这首诗的另一作者王承旨,最早记载见于后蜀何光远撰《鉴诫录》卷五《徐后事》:“故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原注:失名),有《咏后主出降》诗曰:‘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何是后蜀前期人。《舆地碑记目》卷四《普州碑记》载:“《聂公真龛记》,在灵居山,军事判官何光远撰,广政四年(942)建。”今此碑尚在安岳圆觉洞第八十二龛,今人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研究》有引。《鉴诫录》一书今存宋本,上海图书馆从海外购归,已影印。其成书时间不晚于后蜀后主中后期,所以此诗原作者肯定不是费氏。若宋人所载属实,则花蕊夫人费氏只是略改王诗以答宋太祖,也属急智。但我更怀疑此事只是文人的编造,假托才女的作品和轶闻,历代文人都乐此不疲。
  
  那么这位“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是谁呢?兴圣太子是后唐庄宗的太子李继岌,是同光三年(925)后唐伐蜀的主帅。不过他还年轻,实权在权相郭崇韬手上。“承旨”是翰林学士承旨的简称,太子的随军决不可能任承旨。因此,我认为此处《鉴诫录》的记载稍有出入。
  
  原本陶宗仪《说郛》卷三四引《豪异秘纂》五则,二则有录文,其一《扶余国王》即今习称《虬髯客传》者,署张说撰,与今人考证恰合;其五《蜀石》,署王仁裕,内容与前引《鉴诫录》卷五《徐后事》大体相同,唯记载本诗作者时,称“故兴圣太子随军仁裕有《戮后主出降诗》曰”,录诗与《鉴诫录》仅一字不同,即“齐拱手”作“高拱手”。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载:“《豪异秘纂》一卷,无名氏所录五事,其《扶余国王》一则,即所谓‘虬须客’者也。”是陶宗仪所见与陈振孙所载为同一书,虽编者不明,至少南宋时已经成编。若其所录《蜀石》为王仁裕撰,则知《鉴诫录》是据王文转引。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天水(今属甘肃)人。是五代最著名的文士,平生作诗逾万首,有诗窖子之目。他早年出仕岐李茂贞,为秦州节度判官。前蜀攻取秦凤诸州,他随入蜀,事王氏父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后唐已经发兵之际,他追随王衍及其母顺圣太后一行,于十月三日离开成都,迤逦北行,经汉州、绵州、凤州、剑州,流连风景,歌咏不绝。至二十九日知唐军已经迫近,始仓皇南归。王仁裕著《王氏闻见录》(《太平广记》卷二四一引)详细记载北行原委,且详录君臣唱和诗十多首,其中后主与王仁裕各有四首。《鉴诫录》卷五《徐后事》一篇,详细记录顺圣太后姊妹游历青城诸山之题咏十六篇,与《王氏见闻录》所载风格一致,非近臣不能知此。若《蜀石》出于王仁裕,即很好解释,若何光远则前蜀亡后十多年仅任普州军事判官,他叙前蜀徐后事当有所依傍。
  
  《新五代史》卷五七《王仁裕传》载:“唐庄宗平蜀,仁裕事唐,复为秦州节度判官。王思同镇兴元,辟为从事。思同留守西京,以为判官。”叙蜀亡后王仁裕的经历,大体清楚,但稍简略。现在大体可以推定的事,前蜀亡,王仁裕当随王衍一行北上。王衍一家在长安被杀后,王仁裕随蜀百官入洛阳,大约明宗天成间回老家秦州任职。后为兴元节度使王思同判官。长兴间,王思同留守西京长安,王仁裕随行。其间他曾搜集玄宗遗事为《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刊本卷首有序云:“仁裕破蜀之年,入见于明天子,假途秦地,振旆镐都,有唐之遗风,明皇之故迹,尽举目而可观也。因得询求事实,采摭民言。”(中国刊本所无)还曾凭吊被害的王衍一家。元初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载:“王仁裕过关中,望春明门,乃蜀后主被诛之地。乃作诗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沉沉,重过春明泪满襟。齐女叫时魂已断,杜鹃啼处血尤深。霸图倾覆人全去,寒骨飘零草乱侵。何事不如陈叔宝?朱门流水自相临。’”(《全唐诗》及《补编》皆失收)王衍归降北上,事类陈后主,本可不死,但因后唐乱起,政局不稳,遂在长安处决王衍一家,包括他的母亲顺圣太后,即有名的花蕊夫人。王仁裕在前蜀追随王衍母子多年,亲历了前蜀灭亡的全过程,很可能目睹了王衍一家之被屠。数年后重经故地,特别悲愤伤感。
  
  确定这首诗的作者是王仁裕,有没有特别的违碍呢?确实还有一些。一是“兴圣太子随军”,王仁裕是前蜀的翰林学士,不是随李继岌入蜀的随军。虽然不能排除王仁裕在王衍归降后,曾经协助李继岌处理过一些文书,只是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二是“王承旨”。王仁裕在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曾任翰林学士承旨,时蜀亡已经二十多年。当然可以用《鉴诫录》成书于其任承旨以后来解释。三是王仁裕是王衍之近臣,以“昏主”相称,出语过重。但王衍之昏庸,皆王仁裕所亲见,且国亡主死,反思往事,也无不可。四是“二十万军”。《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蜀亡收得降军凡十三万。但历来诗人皆喜言成数,号称二十万又有何不可呢?

原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25日
收藏文章

阅读数[1040]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