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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特娃关于母性/卑贱的权力话语与文学表现

罗婷
内容提要 当代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克里斯特娃,把精神分析法与符号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对母性/卑贱这一主题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本文着重从卑贱的能指衍生、象征体系中的卑贱禁忌以及文学——卑贱的特殊能指这三个方面,论析了克里斯特娃关于卑贱在心理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符号表征意义及其权力话语作用。
关键词 卑贱 母性 权力话语 文学表现

作为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批评视域非常广泛,诸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皆为她所涉足。她于1974年开始写作有关女性主义的作品,并接受作为心理分析学家的训练。从1970年代末以来,她对心理分析的问题愈加关注,对说话主体、精神病语言和儿童的语言习得感兴趣,认为精神分析是能够听到说话主体“狂野“之声的唯一场所,也是理论与实践完全结合的唯一场所。《恐怖的权力》(Pou-voire de l' horreur,1980)、《爱的故事》(Histoiresd' amour,1983)、《黑暗的太阳》(Soleil noir,1987)等作品均以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并转向对文学、哲学、宗教文本的精神分析阅读。

    《恐怖的权力》是克里斯特娃有关母性/卑贱、爱情/自恋、忧郁/死亡等主题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当她面对精神病患者的痛苦与欢乐、幻觉与冲动的状态,克里斯特瓦往往把分析性倾听(analytical listening)与社会环境相联系,把作为卑贱-恐怖的精神症状同“可怕危机”的时代相结合,并从话语权力和主体理论出发,对卑贱这一意指系统在宗教文本和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尤其是塞利纳的小说文本中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基督教一神论是建立在对母亲卑贱的压抑之上,象征秩序是基于对记号驱力的压抑之上,从而解构并颠覆了西方传统中关于神圣与卑贱、纯洁与不洁、干净与污秽等二元对立观念,确立了卑贱在主体形成以及话语革命中的作用。

  

一、卑贱的能指衍生

    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特娃赋予“卑贱”多层指义,它是一种“缺乏”、一种“自恋癖”(narcissism)和一种“边界”(boundary),它与母性、恐怖、污秽等相连,既吸引人又令人憎恶,对社会和象征秩序具有威胁。克里斯特娃认为,在个人考古学中,卑贱表明与母亲躯体的分离,它是一种“自恋危机”,先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阶段和拉康的镜像阶段。在拉康的理论中,镜像阶段展开了儿童主体形成的前景,标志着儿童从被动接受状态向主动(尽管是想象的)行为阶段的转变:“镜像阶段如一出戏,它的内在推动力从不足以被推进到期待中,为陷入空间认同的吸引之中的主体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影像到我称之为矫形的整体形式的幻想的连续… …”[1]这种镜中的影象为自我(moi)主体的开端。随后儿童进入俄狄浦斯阶段,作为第三者(the third party)的父亲出现,从此开始了三边关系,孩子遭遇了异己的父亲。拉康的“父亲”只是“父名”,他是语法规则。随着欲望的被压抑,这种代表法律的“父名”被驱入无意识,结果有意识的自我与被压抑的欲望相分离,俄狄浦斯情结产生。原来富足但虚幻的自我分裂成非统一性的自我。幼儿从完美的“想象”占有中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在这一阶段,儿童的语言习得标志着父名或象征进入他/她的世界以及他/她与母亲生理上所具有的那种和谐、统一的田园般(idyllic)状态的分离。这种失落的经验构成了语言与欲望,也标志着儿童主体性的确立。

    对克里斯特娃而言,语言习得允许主体代表他/她的前象征存在(pre-symbolic existence)——即“自我”(主体)与“母亲”(卑贱物)相联系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具有象征性的先前状态(prior state)是一种实际分离的界限,它是被压抑的欲望与象征共处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存在对母亲驱力的排斥,儿童也试图与作为卑贱物的母亲身体相分离,但发现这种分离是不可能的。这时,母亲不是客体,儿童也不是主体,卑贱就处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因而,克里斯特娃相信母亲或母性身体成为婴儿的客体之前,它是卑贱的,它不是物体,也不是非物体,而是居于二者之间的东西。由此,克里斯特娃拒绝弗洛伊德和拉康把婴儿的第一个客体认同为母亲身体的分析,而相信有一个使婴儿与母亲身体关系复杂化的认同与分离的过程,即“想象父亲”的出现才使主体得以与卑贱的母亲分离,顺利地进入象征秩序。克里斯特娃所强调的主体性是先于拉康镜像阶段的运作过程。换言之,卑贱就是“原初被压抑的客体”。

    何为原初压抑?克里斯特娃写道:“它是那个总是被他人寄居的说话者的分割、抛弃、重复的能力”。[2]但是,在原始压抑中,说话者在主、客体还没有构成时就已分离。而卑贱也产生于这一分离的初始,儿童原初自恋的卑贱也来自于自身。“我所反射的,我所认出的最美或最不美的形象就建立在卑贱之上”(20页)。因此,卑贱是自恋的先决条件,是“自恋的阴暗面”,更确切地说是纳克索斯在凝视湖水中所不会看到的东西。“卑贱是搅浑的纳克索斯之水,是自恋错乱之时”(20页)。

    如果顺着这条分析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卑贱是“那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是二者之间似是而非、混杂不清的东西”(6页);卑贱不是善,也不是恶,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因而是“评判与情感、谴责与抒发、符号与冲动的混合物”(14页)。而且,卑贱与道德、政治的伪善相连,“它是非道德的、黑暗的、倒行逆施的、居心叵测的;它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恐怖,一种笑里藏刀的仇恨,一股对躯体偷梁换柱而不燃烧它的热情”(6页);“卑贱物砸穿压抑的墙壁和它的评价。它在可恶的边界上给自我供血… …卑贱物将自我供给非我、冲动和死亡。卑贱通过自我的死亡获得新生。它是一种炼丹术,将死亡的冲动转变成生命的博动,变成新兴的能指衍生”(22页)。卑贱之人如同法官公然超越道德法庭的指责与评判。总之,卑贱者缺乏真实,即缺乏可见的道德统一性,而奉行尼采所宣扬的“超越传统善与恶界限”的道德观。因此,克里斯特娃断言:卑贱是“最常见的社会化面孔”(23页)。无疑,这表明卑贱的概念已成为道德和社会哲学反思的动力。

  

二、象征体系中的卑贱禁忌

    作为宗教代码、道德代码和意识形态代码的另一面,卑贱“是邪恶的源泉”,令人恐惧与憎恶,它威胁并动摇着父权功能的权威。于是,象征社会的稳定就建立在对卑贱进行压抑、排斥和禁止的宗教仪式、神圣礼仪和净化行为之上。

    弗洛伊德把神圣与禁忌的图腾联系起来,从中解读出父亲而不是图腾动物,并发现人类道德起源于谋杀与乱伦这两个图腾禁忌。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是建立在对父亲谋杀的观点。相反,克里斯特娃认为父权社会是一种对女性权力,尤其是母性权力压抑的机构;是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转换,也就是从母权到父权的转换。她把个人身份的建构是对母亲卑贱身体的排斥,同文化或民族身份的建构是对母性或女性的排斥等同起来。不同于弗洛伊德专注于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杀父主题,克里斯特娃关注的是乱伦恐惧的起源,并相信有关乱伦的思考对分析暴力、社会形成和宗教伦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她看来,如果《图腾与禁忌》以神话的形式讲述人类社会的产生,那么对女性的对抗主要是对卑贱母亲的对抗。她发现在社会的形成中母亲的中心地位以及这一过程中暴力的作用均基于对图腾与禁忌中“双重神圣”的阅读。谋杀与乱伦构成了主体与客体分离的等同物(co-ordinates),它们是主体和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换言之,主客体二元项的建构以及社会准则的形成是基于谋杀(进入象征秩序)和乱伦(与母亲的分离)的区分之上。这种区分是“两面的神圣”:“它的一面建立在谋杀和组成负罪赎罪的社会联系之上,伴随着所有投射机制和随之而来的强制仪式;它的另一面则是替身,更加隐秘而不可见,无法表述,完全转向一个不固定身份的不定空间,转向脆弱——威胁性的同时又是合并性的——古老二元的脆弱性,转向主客体的非分离,在这个非分离上,语言活动只有编织在害怕与排斥之中才能站稳脚跟。一面是禁止和社会化,另一面则是害怕和冷漠化”(84页)。神圣就建立于这种“暧昧性”的空间。它是使个人和社会生活产生分离的另一名称。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如果没有图腾与禁忌,没有谋杀与乱伦,也就没有神圣。神圣的品质是“令人担忧的”、“危险的”、“被禁止的”,甚至是“不洁的”(85页)。它虽以抵挡来自母亲的危险为任务,但使“里面与外面”、“欢乐与痛苦”、“行动与言语”相混淆。因此,乱伦禁忌“撕下了罩在原初自恋的面纱,揭示了压在主观实体上的二重威胁。它打断了卑贱和享乐的回归欲望,使之无法回复到象征功能中的被动地位”(91页)。换言之,尽管象征语言压抑母性权威,但是监控压抑的伦乱禁忌微弱无力,卑贱与“女性魔力”均不能得以有力禁止。在仪式中说话主体仍试图表述他/她进人这个“永远虚弱,受到威胁的秩序中”。克里斯特娃通过异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追溯了卑贱灾害的拓扑学(topology)。[3]

    在探讨象征仪式的作用时,克里斯特娃借用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语言,即把“排斥”(excluded)这个概念看作宗教禁忌的基础,并发现宗教仪式是一种净化仪式,通过对某种肮脏成分、污秽成分的禁止,把自己与另一个社会、性别或年龄段的群体分离开来。净化仪式成为区分肮脏、卑贱与完整、清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禁止肮脏的客体,把它从世俗的秩序中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又给它套上神圣的维度。在父系权力懦弱的社会中,净化仪式不断增生。“人们似乎想通过纯洁仪式找到某种支持,以反对母系血统的过分权力”(110页),其目的是将男人与女人分离开来,以便保证男人对女人的统治。

    克里斯特娃拓展了玛丽·道格拉斯关于污秽的理论,建立了卑贱的逻辑(logic of abjection)。对她而言,在整个文明史中,一旦人的象征维度和社会维度得以形成,他就会遇到卑贱这种现象。不同象征体系虽有不同的卑贱编码,如污秽、食物禁忌、原罪,但有一个共同的范式,即污秽-卑贱的逻辑。它以最基本的形式使主体成为一种表达机制(expressive organism)。“污秽不是符号也不是物质,它被仪式从压抑和倒错的欲望中提取出来,成为身体本身最古老边界的跨语言轨迹”(10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污秽是从象征体系中掉落的客体,那它就是母亲的客体。它将各种非客体经验吸收到自己体内,而这些经验又伴随着母亲和说话主体的区分。

    然而,语言和文化的编码是对“母亲的谋杀”。纯洁与不洁的对立是“区别一个说话主体的编码方式”(118页),它表明对母亲的排斥。无论是不洁的食物,还是女人的奶水或她的经血,“在其生殖的权力中总有着潜在的危害”。克里斯特娃认为《旧约》把母性或女性看作“不洁”的象征;犹太教从众多牺牲性宗教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种食物禁忌和躯体禁忌的宗教,并提出了“分离逻辑和卑贱母亲的观念。”在犹太教中,奶水成了一种乱伦的隐喻,因为它在母亲与孩子之间建立起一种“反常”的作用,它并不分离反而起连接的作用;经血代表一种来自内部的威胁,它威胁着社会整体的两性关系,并通过内摄方式,威胁着处在性别差异面前的每个性别身份;而这些都属于母性和女性,“母性是它们的真正载体”(103页)。割礼仪式则是保护男性身体免受污染的象征,它将不洁和母性或女性的污秽分离掉,使说话主体与上帝相连。而且,象征秩序的边界从躯体转移到寺庙。食物、女性、死亡之所以有害,不是因为它们的不洁,而是因为它们被当作崇拜的偶像。拒绝食物或母亲成为以色利人同上帝建立象征关系的前文本(pretext)。“这种前文本保护唯一上帝的存在,但其本身并不神圣。”因此,与圣经憎恶相伴随的所有禁忌的净化仪式,为“建立象征秩序的逻辑开辟了道路”(156页)。

    但是,随着基督的降临和《新约》的出现,污染或原罪被视为来自说话主体的内部,原罪与言词或贪欲相关。基督教把卑贱定位为“吞噬的幻觉”,并把贪婪与肉体(性)相提并论,试图在圣餐中找到净化,以示对卑贱进行精神渲泄(168页)。而且,承认自己的原罪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说话主体,他被两种潜在的力量撕扯着,恶魔的力量和上帝的力量;他的内部“四分五裂”,但通过言语,能“从卑贱中自我净化出来”(161页)。克里斯特娃认为正是通过这种内化运动,在道德和象征层面,污秽便与圣经中业已存在的犯罪感混为一体。在这点上看,基督教似乎与“母性原则和解了”。总而言之,原罪只能在象征秩序内或通过象征秩序来表达和言说。正是在“口述原罪”中,光耀于大雅之堂的艺术才能有立足之地。即使在中世纪“宗教最龌龊”的时代,艺术给予犯原罪者以生活的机遇,给了他们“享受符号漫溢的欢乐:绘画、音乐、言语”。从此,权力不再属于上帝审判官,“权力将属于话语自己,或属于言语中表达的评判行为,其方式不再那么正统,而且更加隐秘,并通过各种符号来实现。如果说这种符号不放过忏悔的需要的话,那么它们也将使言语逻辑扩展到能指衍生中,驰骋在能指衍生的无涯海角”(186页)。

    因此,象征体系依赖净化仪式来保持其边界的稳定,但这种仪式却使它折回母性权力的古老经验,并使它成为一种部分的客体。无疑,这些仪式比象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们绝不真正保护象征边界的安全;相反,它们揭示“记号权力与象征法律的边界”(108页)。换言之,通过建立象征性仪式,部分客体转变成了文字,成为界限的标示物,并通过能指本身的秩序,成为对母性权威的坚持,而不是对父亲法则的坚持。于是,这种母性权威变成了伟大作家的创作驱力,使他们在文学能指的飘浮中与卑贱相会。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至莫莉(Molly)的独白(《尤利西斯》),再到塞利纳的激动,它(卑贱)损伤句法以便进入音乐,舞蹈或空洞无物……”(107页)。因此,这种文学的产生,完成了“清洁与肮脏、禁忌和原罪、道德与不道德”的二分法分类的进程(24页)。

  

三、文学——卑贱的特殊能指

    “假设文学是(卑贱)恐怖的特殊能指… …这种文学并非我们文化的次要边缘,文学是一种编码,是我们的最秘密和最严重的危机和世界末日的最高编码”(298页)。

    在克里斯特娃看来,写作是一门艺术,这种艺术经验却深深扎根于恐怖 卑贱之中,它表述着卑贱,通过表述进行净化,成为(精神)情感宣泄的一种主要途径。而且,任何语言写作都是恐怖的言语活动,是一种缺乏性的言语活动,这种缺乏性建立符号、主体及客体。但这种语言不是为了交流信息或在社会交际中传播事物或是缺乏之外的欲望。它是缺乏引发的语言,是恐怖的语言。作家时时面临这种语言的困境,而一个成功使用隐喻的作家,都能“以此避免死于害怕,并在符号中复活”(57页)。因而,克里斯特娃认为近、现代西方文学,以其众多的变种形式,从非主观性或非客观性的不可能中获得可能的写作语言,把文化中先于原罪的卑贱恢复到“它的圣经地位”,甚至恢复到“原始的污秽地位”(2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洛特雷阿蒙、普鲁斯特、阿尔托、卡夫卡、乔伊斯、塞利纳等作家就驰骋于这个“卑贱”的文学天地里。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卑贱就是《群魔》的“客体”:它是某个生存的目标和运动体,其意义消失在绝对的堕落之中,因为它抛弃了作为绝对物的边界(道德的、社会的、宗教的、家庭的、个人的),即上帝。“一切意义、一切人性都晕厥在火灾的烈焰中,而某个自我在陶醉,在丢掉他者及其客体后,就在这个自杀的时刻,达到了与许诺土地完全的和谐”(27页)。卑贱就在这意义的晕厥和自我的陶醉之间摇摆不定。无论是《群魔》中的维霍文斯基还是基里洛夫,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都是卑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性别卑贱、道德卑贱、宗教卑贱作了透视,把它们视作父系法律的崩塌。在克里斯特娃看来,群魔的世界是一个被否定、徒有虚名和已经死去的父亲世界。在那里盛行着扶摇直上权力之巅的女性物神,其中不乏魔鬼般的凶恶。“在将卑贱物象征化之时,在威严地奉献说话的享乐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从这个冷酷的母性重量中解脱出来”(30页)。

    不过,克里斯特娃认为在普鲁斯特那里,人们能更直接地看到卑贱化的色情活力、性能力、欲望力量;而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正是女性的身体,母亲的躯体因不能命名欲望对象而被耗尽或自我陶醉(30页)。而且,对乔伊斯而言,卑贱处于主题之外,存在于说话方式之中,即语言揭示卑贱,并且清除掉卑贱。文学语言就是莫莉式的独白。如果说这种独白能将卑贱展示出来,并不是因为是个女人在说话,而是因为处于远距离,作家靠近“狂人躯体”以便使他说话,从狂人身边说起,说那些语言难以抓住的东西,即潜意识中的卑贱之物。克里斯特娃认为塞利纳的狂欢化写作是表现卑贱文学的典范,她在《恐怖的权力》中用了六章的篇幅对他的创作主题、语言风格、叙事技巧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塞利纳从身体到语言都达到了道德、政治和风格诱导法的顶峰,也是划时代的顶峰”(35页)。

    塞利纳是当代法国的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长夜行》、《分期死亡》、《伦敦桥》、《黎高登》、《木偶戏班》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展示了世界末日来临前的荒凉、恐怖的景象,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屠杀与死亡等罪恶,由此塞利纳被斥责为反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者。克里斯特娃认为,撇开他的小说内容、作者自传或“他那站不住脚的政治立场”(法西斯犹太人)不谈,正是阅读的效果——“令人着迷、神秘莫测、隐蔽黑暗、释放出并非讨好,但又心照不宣的笑脸”——形成了塞利纳真正的“奇迹”(188页)。

    在克里斯特娃看来,塞利纳的写作以狂欢化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言说了“恐怖”,揭示了人类生存被压抑的另一面,即回到给予生命、死亡并摧毁无限的母性卑贱的那面。在这一点上,塞利纳的写作超越了象征世界,他所展现的罪恶并不是一种道德上或哲学意义上的罪恶,而是一种象征世界末日的视像。这种视像将罪恶“固定为不可能的意义(如善良、权利)的真相”之上。若按词源意义,世界末日意味着一种显圣,那么它具有与揭示哲学真理相反的意思,与真理(aletheia)相反的意义。在世界末日的生灵“永远不完善,不能够自行定位成形,它在火焰中爆裂,或在世界崩塌的惊叫声中回荡”(220页)。在那里,战争与腐烂物擦肩而过,社会与家庭的假面具倒塌在“无辜罪恶和亲爱的憎恶”中,自我干瘪,变成粉尘,他是转瞬即逝,微不足道甚至愚蠢的幻想。总之,这是一个充满边界和摇摆不定的世界,脆弱的身份混乱不清,主体和它的客体游离不定(191页)。塞利纳试图言说这种恐怖,他的所有叙事几乎都“向一个屠杀或死亡的场所汇集”(212页),并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描述。

    塞利纳文本中的主题是世界末日性的:它以暴力、恐怖、死亡、疯狂、狂欢、战争、女性威胁等为标记,具有双重的立场:既处于厌恶与欢笑之间,又处于世界末日和狂欢节之间。事实上,克里斯特娃注意到这种世界末日主题最早在《新约全书》的“世界末日”中得以体现。但丁、拉伯雷和巴尔扎克继承了这一传统。然而,塞利纳不同于这些作家,他不代表世界末日;而且,他使自己远离他的写作世界,以便评判、哭诉或谴责。他的写作超越了“好与坏”的界限,他本人“既不是演员又不是殉道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他是一个相信自己计谋的真正作家”(189页)。

    不仅是塞利纳的写作主题使克里斯特娃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风格。她认为卑贱语言的真实内容是风格(style),在风格中一切意识形态、论点、解释、癖好、集体性、威胁性或希望都淹没其中。对她而言,塞利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灾难性感叹就是他的风格,文如其人,都不能找到赖以生存的外部支持。它们的唯一支撑点就是动作的优美,在这里的纸页上,优美可以迫使语言靠近人类之谜,靠近那个让人死亡、思想和享乐的地方… …”(296页)。感叹句、三点省略、象声词以及碎块节奏,与俚语变异(省略)的句法逻辑等结合起来,使塞利纳的写作具有“韵律、诗歌和母性的色彩。”在克里斯特娃看来,塞利纳的写作风格把读者带入语言的驱力层面,从而向传统句法和语义逻辑进行挑战,它摧毁了19世纪散文体的圆润和优雅之美,而引进恐怖和世界末日狂笑的粗旷与狂暴之美。为加强这种“狂欢化嘲笑”,克里斯特娃谈及了“跨句法的激情记载”,即成义过程中的记号层面,认为塞利纳是从恐怖中去言说的。“他在里面——既没有威胁要说出来,也没有道德要捍卫。他要以谁的名义去做这事呢?面对卑贱,而且总是同源的卑贱,即弗洛伊德瞥见的卑贱,他的笑声喷射出来:无意识的喷射,压抑物的喷发,受压迫的快乐的奔放,不管是有关性事或死亡的”(295页)。在这里,恐怖和迷人交织在一起。那么,说话主体如何面对这一矛盾?克里斯特娃认为只有通过释放世界末日的狂笑,而不是更多的压抑,人们才能面对卑贱。

    对克里斯特娃而言,整个文学可能就是这个世界末日的翻版,不管社会历史条件如何,世界末日似乎已经深深扎根于脆弱的边界之中。波特莱尔、洛特雷阿蒙、卡夫卡、巴塔伊等现代派作家,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言说恐怖/卑贱,但塞利纳是一个特殊的范例。他那种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冷酷,在卑贱的轨道面上,绝不放过任何天地:道德、宗教、政治、美学,更不放过主观世界和语言天地。同样,克里斯特娃认为她自己的这部著作就致力于展示这种恐怖,展示它的意义和权力是怎样建立在一种主观性机制之上,并相信通过对卑贱物的揭露,使人的情感得以渲泄和升华。这种美学经验对读者和作者都是一种精神治疗,而且它使读者和作者回到了“前象征”的生存之域,释放了语言中的记号暴力以及潜意识中的心理压力。因此,卑贱文学嘲笑了恐怖,“嘲笑的世界末日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末日”(296页)。或许,克里斯特娃的祷文会令尼采也感到震惊。正如她所唱的:“没有了主人,这个世界就有了节奏;没有了他人,就有了舞蹈和旋律;没有了上帝,它就有了风格”(256页)。她甚至把酒神节(Di-onysianfestival)视为象征秩序融入“舞蹈、音乐和诗歌驱力”之中的范例。[6]对她而言,狄奥尼索斯的恐怖以及富有创造与毁灭的双重特性,通过艺术的升华与漫画化(comic)而被人们接受。尼采相信只有在美学经验中生活才有道理,无疑,这种思想对克里斯特娃不无影响。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特娃更为关注文学的风格和话语的权力,认为卑贱语言的权力是纯美学的,它超越传统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并试图恢复象征压抑之下的本能力量以及失落的母性力量,揭示现代派文学中所蕴含的这种革命性的记号权力。虽然克里斯特娃一贯表明她所强调的是记号与象征的对话关系,而反对二者的简单对立,但在《恐怖的权力》中她似乎过分夸大了卑贱语言(记号话语)的作用,“有对前语言的躯体经验的一种浪漫化渴求”。[7]

    而且,克里斯特娃对塞利纳的过分推崇使许多理论家深感不安。为此,她被指责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或被批判为反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者。[8]克里斯特娃对反犹太人的塞利纳的超现实主义写作,确实溢美之词过多,而且对他的暴力、屠杀、恐怖的主题过于张扬,但把她看作反犹太人的同盟者似乎又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克里斯特娃抛开了塞利纳的政治立场,她肯定他的写作是因为他揭示了所有文化中所隐藏的阴暗之面,即卑贱的恐怖,也因为她是从纯美学的角度去欣赏他的革命性文体,更重要的是因为塞利纳的写作是她建构卑贱话语理论的一个有力论据。

  

四、结语

    作为一位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特娃对卑贱这一概念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她所讲的卑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卑贱,也不是哲学或道德意义上的卑贱,它是个“由情感和思想编织而成的螺旋状流苏”,富有多重指义(2页)。简言之,它是先于文化、语言和俄狄浦斯的原初压抑的客体,是一种自恋癖,一种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混合物,一种边界。无疑,这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俄狄浦斯阶段主体形成的理论进行了挑战。而且她提出社会是基于对母性或女性的压抑的观点,驳斥了弗洛伊德关于社会是建立在对父亲谋杀基础上的认识。她还探讨了社会编码是怎样伴随主体经历卑贱的历程,指出宗教禁忌和净化行为具有“双重的神圣”,它们既强化社会契约和“恢复古老父亲”(archaic father)死去后的权威,又指向想象界中主体诞生的另一场域。通过对卑贱逻辑的研究,她提醒人们注意父权制宗教仍存在的危险,即把女人视为天使与魔鬼、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秩序的维护者和灾难的制造者的二分法思想,并发展了牺牲与社会形成的性别感知(gender-sensitive)理论。[9]这为西方女权主义者反思和批判父权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克里斯特娃从美学和话语的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作为卑贱/恐怖这一特殊能指的文学表意手段,认为象征主义诗歌和现代派文学是揭示卑贱、渲泻被压抑情感的最佳途径。她所关注的卑贱语言,实际上就是她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所提到的符号语言或诗歌语言。它虽与母性/女性、潜意识、欲望等相关,但绝非一种专用的女性话语。事实上,她更关心男性象征主义诗人和现代派作家,认为他们的写作具有革命性的风格,突破了传统文学严整、优美、统一的文体。而且,她相信革命的语言只能由男性承担,妇女的狂欢式嘲笑不具有革命性色彩,只能威胁妇女,而不是象征秩序,这是因为女人与男人同符号和语言的关系不同。相反,妇女只有进入象征秩序才能向父权文化进行挑战。克里斯特娃的这种革命性语言与写作长期引起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但无疑它为女性摆脱言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思路。

  

注释:

    [1]Jacques Lacan,Ecritis,A Selection,Sheridan trans.(TavistoekPublication Press,1977),p.4.

    [2]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20页。本节中有关本书的引文,页码均附在引文后。

    [3][4][5]Kelly Oliver,Ethics,Politics,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 s Writing(New York:Routledge,1993),p.77.

    [6][7][8]Kelly Oliver,Reading Kristeva,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p.103,p.105.

    [9]David Crownfield: Body  Text In Julia Kristeva(Albany: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2),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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