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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斥”的思想特质分析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研究

韩丹,聂春雷
内容提要 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最早使用“贱斥”一词的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娃。“贱斥”概念是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文章对“贱斥”概念作了词源学的考据,并提出“贱斥”具有无助性、分离性、恐惧性、享乐性和艺术宗教性等思想特质,分析了克里斯蒂娃在后现代理论上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 克里斯蒂娃;贱斥;特质

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最早使用“贱斥”一词的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娃。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一书中所提出最根本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文化为何会发展出以激烈而近乎凶残的攻击性,驱逐异己?或者,换一种问法:主体的形成为何会带有激烈的排他暴力?而“贱斥”概念就是克里斯蒂娃为了论证以上问题最早提出的创新性概念。她在《恐怖的力量》一书中指出,“贱斥”的字面含义是“一种摆脱的状态”;贱斥的概念是在主体(subject)和客体(object)的概念出现之后产生的,它的存在游离于主体和客体两者之间。根据克里斯蒂娃的论点,“贱斥”(abjection)作用开始之时,也正是主体出现的最早时刻。在一次访谈中,克里斯蒂娃承认她所使用的“abjection”一词很难很贴切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她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厌恶、排斥之感,好像看到了腐烂物而要呕吐,而这种厌恶感同时是身体反应的,也是象征秩序的,使人强烈排斥抗拒这种对主体的威胁。克里斯蒂娃认为,这种抗拒,始自于主体对于母体的抗拒,若不离开母体,主体永远不会发生。[1](P118)在随后的当代文学批判研究中,“贱斥”的概念就逐渐被应用于表述被边缘化的群体,例如有色人种、妓女、同性恋、罪犯、穷人以及残疾人等。要想进一步理解“贱斥”的含义,就需要从“贱斥”的思想特质本身寻找答案。

  

一、思想特质之一——无助性

    在克里斯蒂娃所著的《恐怖的力量》[2]一书中,无助是指人类对于精神崩溃的一种反应(如惊恐感,呕吐感),这种崩溃是由主体与客体或者自身与他人之间失去差异而导致的。产生这种反应的一个例子就是尸体(尸体会让我们想起自身的物质性)。但是,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引起同样的反应,比如伤口、粪便、污水,甚至是热牛奶表面产生的奶皮。克里斯蒂娃认为其中有些东西曾经是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它们在新陈代谢或其他过程排除在身体之外后,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它们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事实。人们经常经历发肤等器官组织的更新,所以对这个过程并不会表现出恐惧。我们就是在贱斥的过程中不断创造自我,这个过程是没有休止的。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贱斥存在于象征的规则(symbolic order)之外。

    克里斯蒂娃对于“无助”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比较拉康式的“渴望的客体”或者说“微小的客体”(objet petita)。[3]其中指出,“微小的客体”(objet petit a)使得主体协调他或她的渴望,从而使得意义的象征性顺序和跨主体交流得以继续。正如克里斯蒂娃解释的,无助“根本上的排除了并且让我到达崩溃的地步”。它既不是客体的,也不是主体的,而是被安排在我们进入象征性顺序之前的某个地方。(关于象征性顺序,参见,特别是拉康的《关于性心理发展的单元》。)[3](P30-113)就如克里斯蒂娃指出:

    无助保留了古语中前客体性关系中所存在的东西,在远古的暴力中,躯体与其他躯体分离。[2]

    无助代表了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初期压抑”,它先于客体同它主体愿望和展示建立关系之前产生,甚至先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前。同时,克里斯蒂娃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中,有一时刻是我们在人类和动物,在文化和早于文化的东西之间建立起界线,或者说区分。在远古记忆的层次上,克里斯蒂娃是在说早期区分人类和动物的努力:

    通过贱斥(abjection),早期社会对他们的文化进行了精确的划分,用以同动物或者说兽性进行区分,兽性代表了性和凶杀。[2]

  

二、思想特质之二——分离性

    在个体的性心理发展层次上,贱斥(abjection)代表我们将自己同母亲作了区分,开始认识到“我”和他人,“我”和母亲的界线。对母亲的排斥是一个创造自我、建构自我的必要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体现在微观的层面,例如主体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表现在较为宏观的层面,因为语言本身就是通用法则(common law)的构成部分。如同在前面单元所解释的,贱斥(abjection)是自恋的前提。也就是说,贱斥(abjection)是自恋反应阶段的前提。此阶段发生在我们建立起最初区分之后。贱斥(abjection)因而便意味着崩溃的威胁,并构成了我们对这种崩溃的反应——重建了我们所说的“初期压抑”。贱斥(abjection)与“打乱一致性、系统性、秩序性”有关,与“界线、位置、规则”无关,可以包括如奥斯维辛集中营那种犯罪。这种所谓贱斥(abjection)的犯罪,是因为它引起了对于“法律脆弱性”的重视。更确切地说,克里斯蒂娃把贱斥(abjection)与生活中爆发出的真实相联系。特别是,她把这种反应与我们对死亡的持续物质性反对相联系。我们对这种贱斥(abjection)物质的反应再次充实了有语言能力之前的反应。克里斯蒂娃对于区分关于死亡的知识或者说是关于死亡的意义(两者都可以存在于象征性顺序中),与真正面对那种让你感受到死亡而带来的真实显得十分小心。带着血和脓水的伤口,或者是令人呕吐的、苦涩的汗味或者是腐烂味儿,并不代表死亡。面对有代表性的死亡——如大脑 X 光照片——我会明白,反应,或者接受。不,就如同在剧院中,没有化妆和面具,垃圾和尸体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奋力冲出去得以生存的原因。这些体液,这种污秽,这些粪便,是生命面对死亡时必须忍受的。在那里,我处于作为人所要处于的边界上。特别是尸体具体化了克里斯蒂娃的概念,她的概念是指主体与客体区别的消失,这种消失对于建立认同和我们进入象征性顺序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面对人类尸体所带来的创伤(特别是朋友或者亲友的尸体)时,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必将面对自己的死亡是如此的真实。就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

    尸体,不被上帝和其他超科学的灵异所看到,是最终的贱斥(abjection)。这是影响生命的死亡。[2]

  

三、思想特质之三——恐惧性

    贱斥(abjection)也必须隐藏于欲望之下(这与象征性顺序的意义——结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与恐惧和享受(jouissance)相连的。在恐惧症那里,克里斯蒂娃这样解释与贱斥(ab-jection)对峙的痕迹,这一时刻早于任何对恐惧的认识。她写道,“恐惧的对象在欲望的非目标性状态下出现,并且认为所有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是由失望情绪或者是偏离了目标的欲望所导致的”。换句话说,恐惧的目标是主体同欲望的贱斥(abject)关系的一种替代形式。比如说,对于高度的恐惧,实际上是代替了一种更为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是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消失,或者是我们与世上的物质性东西的区别消失所带来的。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充满着创新和独特的法国理论学家的尖锐。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贱斥可以用来解释,在文化体系的象征规则中,人类如何面对贱斥的主体对精神上的刺激和创伤。贱斥是我们在精神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过程。恐惧是自我认知并形成独立的自我的最初阶段,它同时表现了成年人对返祖现象存在潜在恐惧的心理。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

    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过程,也并不渴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享受到快乐和喜悦,但也会经历到残酷和痛苦的体验。[2]

  

四、思想特质之四——享乐性

    前文述及,“贱斥”是与恐惧和享受(jouissance)相连的。因此,克里斯蒂娃也把贱斥(abjec-tion)与享受(jouissance)相联系。她认为,人们并不知道它,也不希望得到它。剧烈的并且痛苦的,是种激情。这一看法表面上看是荒谬的,但是,克里斯蒂娃通过这种说法所要说明的是,除了其他的事情,我们一直都被贱斥(abjection)所吸引(就像我们不断的被弗洛伊德对重复性冲动所吸引一样)。在文学作品中经历贱斥(abjection)带来一定的享受,但总是同欲望的互动所带来的十分不同。克里斯蒂娃把这种贱斥(abjection)的审美感经验同与诗歌的宣泄性相联系:

    一种不纯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保护只有通过沉浸于贱斥(abjection)之中才能得到。[2]

    克里斯蒂娃以精神分析为基础,提出“贱斥”的理论,说通过对恐惧,厌恶之排斥而建立主体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享受的闪光点。举例来说,暴力肯定是其中一种能产生厌恶感的题材,那么艺术家为什么会从中找到美感呢?当中的暴力美学,隐藏了暴力和恐惧。艺术家本身与观者,最终带来了对于美感的一种追求和享受。暴力是人的天性,所以能够长存,是因为人总在争夺某种东西或某种资源。暴力作为一种争夺手段是不会消失的!很多人在理性上都会反对暴力,例如看到屠宰动物的真实场面会感到残忍和不安。但人在感性上还是迷恋暴力的,就像很多人喜欢看战争片,黑帮片等描写暴力的电影!在其中,可以找到一种独特的享受。

  

五、思想特质之五——艺术宗教性

    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贱斥(abjection)因而是与宗教和艺术紧密相联系的。她把宗教和艺术看作是两种纯化贱斥(abjection)的方式:各种各样纯化贱斥(abjection)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疏泄方式——构成了宗教的历史,并且最终导致了这种疏泄的另一种完美形式,这就是艺术,都是与宗教或多或少有联系的。

    根据克里斯蒂娃所说,最好的现代文学(像 Dostoevsky,Proust,Artaud,Celine,Kafka 等学者的作品)探索了贱斥(abjection)的领域,这一领域使各种分界线开始消失。我们在此面对早于语言学上的二元说,如:己/他,主体/客体的说法的那种远古时代。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那种超然的,异常的就是我们试图掩盖那些与贱斥(abjection)相联系的界线消失的过程(和那些并发的对于界线的再主张)。而文学就是异常的和贱斥(abjection)的特权地带:“通过进一步审视来看,所有的文学或许就是一种启示,这种启示在我看来,无论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都根植于对身份(如主客体等)进行区分的脆弱的界线上,这种界线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是如此的——虚伪的,模糊的,异类的,动物性的,变质的,变形的,贱斥的(abjection)”。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看法,文学探索了语言构成的方式。她特别显现在诗歌当中,因为诗歌是与语法,比喻和意义所共舞的,所以所说明的事实就是语言立刻成为对失去什么而产生的恐惧的任意的描述:

    没有一种意图交换信息的语言可以在一种对于交流的社会契约中和愿望超越需求中存在,需求的语言,恐惧的语言游走于边缘地带。[2]

    贱斥并不仅仅是只游离于象征规则之外,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则,和象征规则并存,从而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mega-order)。文化象征系统推离贱斥的暴力,可能会使得此原生物质完全不存在于意识之中,不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因此,这个被文化所推离贱斥的原生对象,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求,去记忆。透过各种文本迹象的阅读与精神分析式的对话,或许我们可以开始探索此恐惧与排除的文化结构起源于何处,或许也可以进而在我们的文化经验中揭露主体形成的历史性结构。

  

参考文献:

    [1]Guberman,Ross Mitchell. In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Ed. Baruch, Elaine Hoffman. Feminism andPsychoanalys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2]Kristeva, J.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3]Lacan, J.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M]. London: Tavistock,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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