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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

【新加坡】瑞安•毕肖普 张士民 译

文化研究已经陷入体制之中。因此,现在谈文化研究必然涉及体制,这种体制,涉及研究的套路、理论、方法论、书籍、杂志及其所做的阐释等方面,同时提到体制或结构形式,如旨在使混乱的世界趋于稳定的法律或政治,也是在论及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不论这个传统现在显现在哪些方面,它都构成了我们今天制度的基础。“全球研究与开发大学”(the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作为目前所有大学追求的楷模,本是一个特殊的并具有历史局限的结构形式,它受冷战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技术和各种技术性(technicities)的驱动,在冷战结束后兴起。任何大学内可能阅读此文的人,莫不深受此类大学机构模式的影响,但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大学机构的实质,对其来龙去脉也不甚了了,只是将其理解为一套所谓“职业化”的模式,并身体力行于其中。倘使我们置这一事实及其历史性于不顾,置被大学体制合法化的学科分类特性于不顾,忽视它生产的知识以及以其名义所做的传播与合法化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领会批评任务的主旨:批评训练的目的在于随时探察任何一个领域,探察全部所有领域。

若抛开大学体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便无法理解文化研究(它现在可能的样子以及未来的文化研究可能的形式)。我们指的不仅是具体大学,更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一套特定的体制结构。这些体制结构已经千篇一律,而且全球都在纷纷效法,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局面使处于后后冷战世界中的我们,与作为制度的大学展开批判性交锋成为迫切的课题。而交锋也关涉反恐战争,我们都具有同一的反恐立场。在此,我们期盼这样一个场所,即文化研究有望成为更富成效的、高要求的和批判性的思想交锋的场所,不过这样的场所尚未形成,那或许就是未来的文化研究。如此考虑当今的(和将到来的)文化研究,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凸显出来,即文化研究的内部和外部:在该领域中某种阻碍研究和教学的畏难情绪在内部(文化研究之内)普遍存在,而许多外部(外在于文化研究)的思想研究正对此品头论足,气势逼人。文化研究的未来寄托在当下的视野之外,存在于目前使其运转的机制之外,恰如它每每位于其自身之内:谅必任何学科的情形都概莫能外。

宣布某一特定学科处于危机状态几乎总是时髦之举,这与学科发展史和一种连续性修辞一脉相承。文化研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自身发展的如下三个时期:先是自我怀疑,然后对它作为学术舞台的后来者的身份感到自卑,最后因此患上偏执狂。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文化研究危机四伏,当然从体制上看也远非如此,因为系别、学生、课程和教职的数目一直呈急剧增长态势。但或许在大学的这种建制内所取得的辉煌成功本身便是一个问题(即便不是一个危机),而这个问题似乎正相当沉重地压在当下文化研究的头上,实际上,它正阻碍未来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大学里的地位被确立下来差不多有30多年了,为了使其自身得到承认,为争取一片制度性空间,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不断地斗争,女权主义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甚至(一定程度上某种)美国人研究无不如是。但一经在制度中固定下来,大学就一如既往地把该学科纳入教育规划当中,仿佛它原本就已经存在了,是古已有之的整个学术景观的一部分了(言及选择性记忆,大学堪称游刃有余)。这是一种收编合并(incorporation)行为,它使新学科合法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对它的驯化。大学对一门学科的吸纳(assimilation),正如该词本身所意味的那样,是使其进入大学制度结构中,并与在惯例之内运作的其他学科相类似,而被制度结构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危险,那就是将丧失起初文化研究兴起时,它的现实层面的那些东西。文化研究本是一个场所和一套策略,提供一系列理论、方法和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对象都与艺术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有关,但又与之相区别。现在,它存身于大学之内,它的那种他异性(alterity)、特异性(singularity)(假使它曾有过)都销声匿迹了。文化研究已经成功地使作为制度的大学认识到其事业的正当性,因此获得了形成新知识产品的场所和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成功危及了它自身的地位。

文化研究被体制无拘无束地拥抱的时刻,正是“全球冷战研究与开发大学”(the Global Cold War R and D university)充分全球化(即冷战的终结)的时期,至少就美国和英国而言情况是如此。此前,尤其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中,文化研究一边遭遇来自国家政府团体的猛烈攻击,一边又在大学中的建制方面突飞猛进。文化研究经受住了那个时期的攻击的考验,现在它正无处不在,遍地开花。然而,恰恰是从自身机制上获得成功的这个时刻起,一股沉沉暮气不可避免地袭来。文化研究的专业化,现已表明它日益为所有学科都须面对的各种制度性压力所左右:晋升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在那些实行终身职位的大学体系中),学生数目大增,更低的师生比,时间不足,逐渐提高的业绩标准,加之更多的时间都用来处理那些证明业绩成果的文书工作,等等。似乎每个人都为事业不断成功而不能自拔,为求得晋升东奔西走。在制度机制中,我们需为个人自我保存而奋斗,我们因此不再有共患难的感受,而是同行冤家。因此,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如果不从学科的专业化和个体实践者的角度出发,就无法清楚地理解它。

这是一种迫切的形势,其严峻状况随着两个与日俱增的需要而加剧,即一方面大学需要充当利益生产的实体,而不是为社会、国家或民族提供基本服务;另一方面,工具逻辑极其狭隘的需要,迫使大学成为一个公司实体的形式。用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话来说,我们的作用就是在会计量化制度(accounting)的权威之下所起的教学效果考核制(accountability)的作用,虽然我们的制度惯例可以是全球的,但是我们每天在大学内的活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我们的“日常性”)却越来越受到限制和限定,它得以表达的个体空间也极其偏狭。说来道去并非是要表明文化研究已经在过去而且应该在将来采取集体行动,因为它过去不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是这样。但是,倘若文化研究希望自己仍然属于能独立发展的思想活动,那么当务之急便是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我们的研究和教学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危险境地: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而且要受制于大学的利益而不断地推动自己的事业按照它的要求向上走。因此,越来越明显的似乎是,要想使文化研究继续作为一种能独立发展的思想活动,我们就必须认清在作为制度的大学之内,文化研究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文学研究已向文化研究俯首称臣,究其缘由或许后者被认为更能解决美国内部公民、经济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同时,诞生于80年代的新的“优秀的”公司型大学,将后冷战自由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领域让渡了出去,结果导致文学文化在公民的生活中不再担当直接的实用角色,它只在大学的记忆功能中发挥铭记作用。而文化研究则可以把民族国家过去的文化与当前的跨国公司文化联系起来,从制度上抚慰各种关系上的沟壑与创伤。这些伤痛形成于工业技术的民族国家与信息技术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与作为全球消费者的个人之间。

虽然文化研究的前景似乎被一些将其推向前台的力量所淹没,但它作为一种学科——尤其是作为在新的公司型大学掌控下可以独立发展的学科——的地位却日益得到巩固。其间的反讽罕为人察。各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使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思想研究模式,而正是模式化又从根本上创造了一种严重限制其势力范围的语境。大学公司化进程不断加剧,与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可独立发展的领域被确立下来,这两者被证明是同时推进的。结果文化研究不得不受制于一个更加工具主义的制度体制,而这个体制与该领域普遍的左翼理想相龃龉。制度要求进一步将量化指标作为教学效果考核制,这就导致与其初创时的动机和目标相比,它在最不利的语境中被专业化所规训,而且还要沿此方向阔步向前。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后勤的、官僚的和管理的负担,导致时间支出大量增加,这又构成如下逻辑,即大学来之不易的权利和地位,靠的是它源于价值驱动的业绩衡量手段。其结果是晋升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争取资金步履维艰,工具主义教育的价值越来越高,批判式的或博物馆式的教育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低,在大学保持稳定的师生比例难乎其难。

如果文化研究既不指望提供理想主义的综合改良,也不希望提供扩大其官僚主义和工具主义领域方面的行政机会,那么专注(attentiveness)与责任(responsibility)就是其顺理成章的使命了。所谓专注就是既专心于大学多种多样的功能,也关心这种制度可塑性提供的机会及其产生的陷阱;所谓责任即对一种不可确定的未来的责任。将这种专注排除在外和压制这种责任,都不能成为文化研究的常态,尽管它已经如此,而且较长时期来看仍将如此。

在文化研究内部,人们自诩其研究和工作具有政治维度。这种政治趣味,对于那些想漠视文化研究初创时的特点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在大学里越来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一门学科,政治视域似乎变得狭隘了。通过提升个人、主体和身份的地位,它的确极其明显地变得狭隘了。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个人不仅曾是政治的,而且唯有个人才可能是政治的。这种政治角色体现为大学内教员的角色:狭隘、受约束、循规蹈矩、受限制、胆小怕事。

最近,与政治打交道往往显得轻率浅薄,也许是政治自身已变得华而不实,文化研究与政治的交道非此而何为?然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部分在于文化研究的因袭的、复制的研究方式,最初的研究方式曾使文化研究在大学里开辟出一块类似壁龛的一隅之地。但关于性别、种族、性征(sexuality)、族群、流散群体、移民身份以及其他个人身份等前沿问题虽曾有许多开创性研究,其影响和力量却随着复制研究开始黯然失色,即便它们引起了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也不是什么大的变化。妇女、少数民族、男女同性恋者和其他群体在富裕国家,尤其在美国,照例无权享受平等待遇。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进行研究和出版宣传,旨在消除不平等现象,但上述群体的状况一如既往,仍然惊人的糟糕。

现代社会的更大的权力与更难驾驭的力量,使个人和主体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致力于营建个人或主体这片领地,人们对其思想干预的反映不温不火,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许多著名文化研究思想家,诸如拉里·格罗斯伯格、道格·凯尔纳、迈克尔·哈德特和安东尼奥·尼格里的论点。他们的许多观点气势逼人,也为那些仍然坚守人文主义传统的人津津乐道。意大利文艺复兴把人作为隐喻来描绘:人是思想研究的对象。然而还有其他也许更深层与更富成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大学内外当前的话语传统中没有直接或公开地被当作政治性问题,如下理论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问题便属此列:让·波德里亚、杰夫·本宁顿、雅克·德里达、佩吉·卡穆夫、欧内斯托·拉克劳、钱塔尔·莫夫、萨姆·韦伯。文化研究内部出现了一股步这些理论家——主要是克莱尔·伯彻尔、温迪·布朗、西蒙·杜林格、加里·霍尔等人——的作品之后尘的实践者,结果拓宽了政治讨论的范围。这些研究者同政治进行交锋的角度,有望振兴文化研究所研究的但现在尚不完善的政治视域。通过坚持回归理论源头,他们的确实现了复兴的任务,而这个理论源头可以从黑格尔到现在的大陆哲学传统中找到。但他们针对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当代理论所涉及的问题,不但与文化研究的工作名副其实,而且他们采取的方式避免了当代观点常有的目光短浅。他们的这一研究方式还适合于发掘有关历史性和形而上学根基的问题,这些问题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有利于探究当前使政治和政治的东西得以实现等问题。相比之下,现在文化研究中大量引用的各种政治研究,例如大众或移民政治,则是扼杀政治问题的又一例证:它把构成政治的东西事先确定下来,而将在决策能力之内发挥作用的东西——即关于决策本身利害攸关的东西——置之度外。正如雅克·德里达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漠视决策、实用性、行动、制度建设和法律赖以形成的形而上学传统,那我们就没有可能去影响新的变革形式。

为此目的,这些学者回到批判理论提出的有益而苛刻的问题上来,这提醒我们在文化研究内对政治内容的共同表述,可能是并常常是将左翼通常对事件的反应,进行一种半自觉的重新陈述。这些事件不受在其中做出或可能做出决策的条件的控制。实际上,这些学者质疑文化研究的政治话语,揭示作为观念的政治内容的非问题化的、非批判的态度,如何破坏了当下政治话语和分析意图。这是解构的本质。雅克·德里达的幽灵游荡于这些学者中,游荡于许多人的思维、写作和修辞当中。我认为这种“缠附”大有裨益,它指出一些方法,这些方法超越了对政治内容的畏怯。十几年来,文化批评陷入这种政治泥潭中不能自拔。它同时也提供了认识超越半世界社会论坛(semi-World Social Forum)的、街头激进主义态度的政治行为的各种方法,也丰富了那些态度所包含的内容。这些学者的姿态可以用来帮助形成一种未来的文化研究。但我们必须铭记,这一未来的文化研究的前景在于未来的力量,同时它也是未来。未来的力量在于它尚未到来,在于它是未来和未来的,因此超越了当下的藩篱。

固步自封的立场与一套表达不很清晰的关系,造成了我们对政治的畏怯胆小,给现时期的文化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听任该学科在一个日益专业化和公司化的机构内运作,而该机构本身则在一个极其狭隘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化的民族国家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个民族国家对大学感到怀疑,同时又依赖大学机构来使自己存在并长盛不衰。

然而,文化研究表现出来的畏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超越我们个体变革能力的力量导致的结果。这种力量日益使我们处于一种霍布斯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境地:单纯为保住职业和个人生存而混战不休,这种自由混战据称具有舒适感,令实利主义者乐此不疲。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由于感到未能尽职而表现出一种怯懦畏缩,担心下一轮评估、任职到期、晋升的梯级、退休金和福利的积累。文化研究和大学在其中发挥职能,与许多其它体系一样,制度的兴衰荣枯总是让我们怀着怨言地忙个不停,在严格的期限内达到业绩指标,向下一个梯级迈进。每个个人的当下时刻都被推延,去追求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才能实现的某个更大更远的目标,不论那是任期、退休还是死亡。目标总是“将到来的”,其未来的维度既使我们变得衰弱也让我们得到解放,我们应以敏锐的批判眼光关注问题何以至此。之所以说这可能是一种未来的文化研究,原因在于它能与那些我们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固定的体制结成联盟,尽管事实是不断被推延的未来目标,既带来裨益也造成障碍,而弊似乎明显大于利。我们可以把未来的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未来性力量当作改变工具主义进程的工具来理解、阐释和动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就不能把未来的文化研究的形式当作是制度关系的人质,我们都被制度的约束性捆绑在一起,未来的文化研究也要依赖那些纽带而存在。

如果我们宁愿聆听,批判理论会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文章出处:《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易晓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简介: 国立新加坡大学 瑞安·比肖普教授

译者简介:张士民,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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