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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及其对当今批判理论之意义

【奥】雷纳•温特 王行坤译

一、绪论

本文旨在考察威廉斯的著作对当今批判理论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与萨特(Jean-Paul Sartre)­——威廉斯通常被视为英国的萨特——或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一样,威廉斯没有落入这样的窠臼:年轻时激进,老年时保守。他们三人不仅坚持理想,而且随着时光推移,老当益壮,他们的社会批评与政治参与从未有丝毫松懈。起初,威廉斯倾向于左翼改革路线,但是在60年代末,其思想愈趋激进。[i] 在学生运动以及反越战运动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坚定,他关注核威胁问题并且积极思考社会主义民主。最初置身于利维斯(Leavis)传统的左翼阵营,通过对马克思理念的分析,威廉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这一概念。科学与政治在其著作中并行不悖,因为威廉斯的本意是“让希望更切实,而非让人陷于绝望。”

通过提出质疑,进行全面分析,并且通过为激进民主积极寻求答案与解决方式,来确立社会以及经济正义,在理解(国际)社会[ii]的历史-政治环境的同时,认识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社会不公的诸形式,最后做出转变,这就是批判理论的目标(参Kellner 1989)。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将批判理论视为掌握了终极知识与终极答案的已完成的计划,新的社会格局以及新的理论视野与阐释的形成与发展都会让批判理论做出调整(参Winter/Zima 2007)。根据保罗·弗雷尔(Paolo Freire)的对抗式教育理念,批判理论应通过创造性对话而得以维持,这些对话涉及到意义、知识以及价值的相互创造与分享。这些对话应该让我们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共生共存,去改变权力结构,赢取权力以及最终的解放(参Hardt 1992; Fiske 1993; Gergen 1999;  Denzin 2003;  Kincheloe/McLaren 2005)。

威廉斯的著作涉猎广泛,复杂深刻并富有创见,为以上计划提供了诸多起点、理念以及概念。他对许多学科都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如观念史,文学符号学,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以及媒介研究。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威廉斯的著作,他本人从没有将学术活动视为孤立的活动,而是看作我们全部生活方式民主化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奉献整个思想与政治生命的计划,这一计划有其历史意义。他相信,严肃的理论工作既重要也应该关注生活。他希望以批判与改变前景的方式促进公众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并由此参与到当今社会的斗争与冲突之中。威廉斯期望的是激进民主与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由此实现其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理想(参Milner 2002: 105)。在霍尔为其所写的讣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的严肃性就在于,他想要让所有人——批评家、政治家、学生、一般读者——都去关注唯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促进我们共同生活的尽快实现。”

认识到文化的双重形式——既是人工产品也是生活经验,威廉斯的思想有所转变。例如,他对剧本与小说的分析就说明,作者与读者如何去理解无法完全理解的现实,但是这种理解对个人的存在以及自我实现却至关重要。因此,对精致文化形式的分析就包蕴在对社会的广泛分析之中。威廉斯从未放弃对其理论以及阐释的发展。“继续思考”,这就是霍尔对其思想的概括。由是观之,他的著作——就像其他批判理论一样——没有揭示出可以直接致用于当下的永恒真理。反之,我们需要讨论并积极获取其文化理论中的可资利用之处,就像他自己面对其他方法与视角时一样。他的实践就是与其他传统、立场、以及观察和感觉方式进行对话,作为对某一正统的回应,因为“对话的社会”就是他想象社会主义的方式。(Hall 1988: 21)

威廉斯,就像19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或者布尔迪厄一样,代表了一个坚定的介入主义者对于科学的认识,这种科学将学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他在政治活动的语境中考察自己的著作,在“漫长的革命”中为正义与民主的社会而斗争。威廉斯的研究从根本上影响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参Winter 2001),他立意于超越学科界限,分析那些影响并规范大众生活的社会秩序。同时,他想要发现可以解决紧迫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问题的知识。他希望这种知识流传到那些反抗社会不公,同时寻求改变既存社会的群体,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威廉斯将这种集体化称为“可知的共同体(knowable communities)。”当今 “社会正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旨在寻求另类(alternative)全球化(参Leistyna 2005; Neate/Platt 2006)。根据威廉斯的看法,文化是十分缓慢,但稳定发展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积极且富有创造性的共同意义世界得以产生。

 

二、文化唯物主义

为文化下定义的努力使得威廉斯既涉足马克思关于文化的理论,也想开拓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新局面。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认为“所有的文化进程都由人类自己启动,同时,如果不将这些文化放在人类活动这一整体语境中,也是无法得到充分理解的。”(Williams 1983/1989e: 201)威廉斯联系马克思关于社会进程的整体性观念,强调这需要对社会中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另外,威廉斯认为,“脑力劳动的生产力”也具有物质性,因而也拥有社会性的历史(Williams 1989e: 211)。正如他在对马克思著作做出的富有新意的分析中所表明的那样,文化实践与物质生产相比,不应该被视为次级的活动,而应该看作是社会——物质进程这一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既然上层建筑本身就拥有物质结构,威廉斯要求抛弃这一看法,即只有某些生产实践才具有物质性。在威廉斯看来(1977: 94),艺术、哲学、美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实践应该理解为整个物质社会进程组成要素的“真实实践”;它们并非作为一个领域、世界或是上层建筑,而是在特定的状况与目的下,诸多彼此相异的生产实践。

这也是为何威廉斯认为,作为物质生产的基础与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即思想活动这个隐喻,从方法与分析的角度来看,会产生误解,大谬不然的原因。反之,去考察具体的,相关的真实进程会更富效果。基于社会事件的程序性特征,威廉斯提出了如下的概念设计: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决定论”,以确立界限,转化压力,同时脱离预定的,控制之中的内容。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上层建筑”,以确立文化实践的相关范畴,同时脱离得自他人的、再生的或者具体的依赖性内容。同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基础”,以脱离僵化的经济的或者技术抽象的观念,认识到真实社会与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其中包含着根本的矛盾和变化,这些变化和矛盾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Williams 1973/1980a: 34)

因此,威廉斯并没有将生产力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纳了所有活动与社会进程。直到资本主义诞生,生产的概念才化约为商品生产,亦即具体的生产(参Williams 1977: 90ff.)。威廉斯同意卢卡奇(Lukács)的观点,即经济的首要地位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特征(参Williams ibid.: 141)。

威廉斯以成熟老到的方式考察了沃洛希诺夫(Volosinov)[iii]的语言哲学,也将语言视为物质与社会实践。

        赋义(signification)——通过形式符号的使用而进行的意义的社会生成,也是一个实际的物质活动;从字面上说,就是一种生产。它是实践意识中的具体形式,与一切社会物质活动紧密相关(Williams 1977: 38)。

威廉斯拒绝了所有的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语言理论。他尤其批判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即将语言视为客观系统,基于“语言”和“言语”的抽象二元区分以及符号的含混性。[iv] 根据沃洛希诺夫的多义性(multiaccentuality)概念,威廉斯指出,符号的含混意义乃是基于它们流通其中的社会环境,创造性的应用可能会产生全新的意义。这里,威廉斯预示了“社会构造”方法中的某些观念。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格尔根(Gergen)(1999)指出,游戏性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赋义过程,或者德里达所说的延异(différance)是没有终结的,因为符号可能具有的含混性在给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得到限制。生活方式与阐释关系创造、再生了意义,同时使意义趋于稳定。最终,威廉斯将语言定义为“构建性的人类才能”:向权力施加压力,建立自己的规范。这是人类社会性的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

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在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论立场”( Milner 2002: 105)方面取得了成功,即实践由社会决定,但依然具有自身的“能动性”(agency)。如此一来,实践的潜力,既非自发也非完全可以预见,可以得到认识,同时实践的内在潜力也可以呈现出来。实践构成了社会进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廉斯预示了当今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

 

三、今日威廉斯

我们之所以要解释并且讨论威廉斯著作中的概念与视角,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对于当今的批判理论来说,威廉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将其讨论具体历史事件的著作与当今的情形再结合,在当今(国际)关系背景下重新阅读与阐释,实属必要之举。威廉斯的理论立场与21世纪有着莫大联系,这些理论与新涌现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对霍尔和威廉斯来说,文化范畴内的理论工作并没有取代政治行动,这也是他们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间的区别。在其思想工作的支撑下,威廉斯旨在支持并推进激进的民主运动。在成人教育和大学的领域内,他想要展现出与他自己的政治实践和分析相一致的立场,并揭露出反霸权的视角。因此,基于大学而开展的文化研究项目——起初源于成人教育(参Winter 2005),在学院内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Williams 1989f: 155)。民主理念被引进学习与教育之中,旨在让人人都可以分享文化。威廉斯的这种激进视角源于其社会主义理想。这些理想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立场紧密相关(Gilbert 2006: 184)。《走向新千年》(Towards 2000 )(1983)与《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1989a)显示了威廉斯对其时代的民主政治活动的责任感,他全力支持,积极参与,由此也发展了自己的批判立场,旨在创造更有活力,更为民主的文化。

《文化与社会》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批判,同时也对伯克、艾略特或考德维尔(Burke, Eliot or Caudwell)的反资本主义态度进行了细致分析,此书对理解当今一代的情感结构也十分关键。同时,考虑到新自由主义信条及实践的统治地位——宣传自由市场的教条,宣扬并积极推行不受调节的经济自由,本书与当下情势也密切相关。全球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在过去几年中涌现的“运动中的运动”[v], 通过与社会正义与激进民主理念的联盟,体现了威廉斯所提到的正在涌向的情感结构,质疑了霸权,这种霸权既通过反抗的形式也通过另类(alternative)的形式进行运作。

一方面,他们通过抗议,反抗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治及其后果,通过互联网,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获得了全世界的支持,以反对墨西哥政府,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1999年西雅图有组织的反对世贸组织政策的活动,这些都是反抗的卓越事例(Starr 2005))。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与凯尔纳(Douglas Kellner) (2005)表示,许多反对政治及另类文化的形式都在网上茁壮成长,日益成熟。

另一方面,通过诉诸人类的集体性,政府所推行的公共设施(如水,医疗,教育或者交通系统)私人化以及商业化受到了批评。这种理想与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念有着极大的亲缘性,其中对个人主义与共同体的形成进行了对比。考虑到这种背景,威廉斯也可以视为阿甘本(Agamben),南希(Jean-luc Nancy)或者哈德特与内格里(Hardt/Negri)的先驱,这些人如今都在积极论述一种新的共同体(参Gilbert 2006: 191f.)。

从另一角度来说,节约、社会机构或者贸易的另类形式,如“公平贸易运动”(参Grimes 2005)实践,正在不断开展。这种与生态相关的激进事业,可以在“地球之友”活动中发现,也可以在威廉斯的著作中找到。他不仅在其早期著作中讨论了自然的概念(Williams 1980b),同时也对生态问题发表了评论(Williams 1983)。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资本主义的生态批评奠定了基础,不仅提醒了人类对于生态的责任而且号召创造出关于社会的新理想(参Williams 1973)。

这些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意义、新价值以及新实践,旨在最终实现真实的激进民主理想。这一理想清晰的显示了其与威廉斯“漫长的革命”概念之间的相通之处。这种反资本主义并非革命乌托邦主义,而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运动,旨在反抗新左派所论述的当代资本主义霸权(Gilbert 2006: 190)。这是创造性民主的步步推进的过程。

2001年在榆港(Porto Alegre)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代表了民主机制的全新形式,这也是一个例证。一方面,这是一个平台,许多社会运动藉此得以运作;另一方面,这也是个协商民主的论坛,推进了基于团结的反霸权的另类形式,也可以将其视为与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相对抗的概念。它努力成为批判性乌托邦的共同家园。威廉斯作品与当代的相关性于此可见一斑。威廉斯对正在涌现的意义、观念以及实践的分析已经部分的预示了世界社会论坛的某些理念。例如,葡萄牙社会学家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就在呼吁发生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mergences)。

        发生的社会学就是去探索具体可能性中所包含的新的可能形式。例如,从事知识、实践与团体机构的象征性扩展活动,以便确定未来(还未发生的)的趋势。我们可以介入其中,去面对绝望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希望的最大化(De Sousa Santos 2006: 31)。

另外,格罗斯贝格(Lawrence Grossberg)(2007: 288)指出,情感结构这一术语属于威廉斯晚期著作中关于发生与创造性的范畴,因为它提及了经验与话语之间的空隙,已知的和可知的之间的差距,以及生活的与叙述的之间的距离。“这是非现实的事件!”(ibid.: 288)不错,这就是追寻另类现代性的起点,格罗斯贝格如此说道。

    只有先存在对其他现代性的想象,我们才可能至少重新去想象这种想象本身。非现实的想象与可能性有所不同,因为非现实乃是基于现实的,为想象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雷蒙·威廉斯看来已经深有体会,为其情感结构这一概念赋予了实体意义(Grossberg 2007: 288)。

这些例证显示了威廉斯所发展的概念与视角与21世纪的社会运动和批判理论的构建的相关性。他的著作本身就是“理想之源”的水库,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在当今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下进行重读与再阐释。因此,当康诺(Steven Connor )(1997: 175)说“威廉斯的时代不是我们的时代”时,他便大错特错了。我们试着证明,他的理论著作具有前瞻性,是属于21世纪的。

 

文章出处:《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易晓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简介:雷纳·温特: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文化科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王行坤,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i] 在其为《新左派评论》所写的讣告中,伊格尔顿(Eagleton 1988: 7)如此写道,威廉斯不仅不知感恩,“恩将仇报”,而且愈演愈烈。那些对《文化与社会》大加赞赏的持开放态度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因其后期论及第三世界崛起及资本主义丑恶的谈话而心灰意冷,大失所望。

[ii] 比较《全球化批判理论》(2005),麦克·斯潘斯基(Max Pensky)编。

[iii] 即巴赫金,见巴赫金:《周边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译者注

[iv] 在《政治与通信》(Politics and Letters)中威廉斯就批判了索绪尔的语言观。“但是将符号描述为含混的或者无目的的这种做法就预先断定了所有的理论问题。我认为符号不是含混的而是规约的,而规约本身就是社会进程的结果。如果符号拥有历史,那便不是含混的—它是人类具体的产物,是他们发展了我们所讨论的语言。”

[v] 见文件《我们无处不在》,《全球资本主义不可抵抗的崛起》(2003),“无源的记录”( Notes from Nowhere)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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