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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

金惠敏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领袖斯图亚特•霍尔的谈访记录和相关感议,主题是探询何谓“英国文化研究”的问题。在散漫而亲切的形式中,让我们深入到霍尔与文化研究的传记性关系和理论缠结及其所酿出的知识和思想氤氲之中。
关键词 霍尔;威廉斯;英国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如今追溯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人们通常会把雷蒙·威廉斯祭奉在先驱者或开拓者的牌位上,然而就威廉斯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又很难将其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或“典范”,因为对于“文化研究”其态度从来是游移不定的,甚至也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知道,他倾力于打造一个物质性的、民主的和大众的“文化”概念,而另一方面却是,他从未真正地走出过利维斯主义的思想阴影,“在他的著述中艺术家始终是被赋予特权的”(1)(p.24),或者说,“对于艺术实践在形成共同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始终是赋予特权的”(1)(p.5)。这种“文化唯心主义”,即“假定一种精英的文学性文化跨越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而对所有生活形式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魅力”(1)(p.4),即使不能完全解除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至少也使其不再显得那么首尾一贯了。简言之,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鼻祖,威廉斯并非同时就是它的笃志不移的践行者。

    英国文化研究之最终蔚成一大思想学术流派,我认为,应当归功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之卓越的思想才能和组织领导才能。在《Sage文化研究词典》中有这样的评论:“如果有哪一单个的人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特别的研究领域之发展最相等同,那么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2)(p.82)在被列入“思想大师”丛书的《理解霍尔》一书,作者则干脆说:“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3)(p.1)。一个人就是一个学术流派,如胡塞尔之自认为等于现象学一样,其实说霍尔就是“文化研究”,注意,已经不止是“英国文化研究”了,一点儿都不虚妄。霍尔个人的知识轨迹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变史,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国际的”文化研究;霍尔不是别的什么,他通体都是“文化研究”。这是与半截子“文化研究”的威廉斯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要把握住真正的英国文化研究或文化研究应当从霍尔处入手!不承想,这一属于学术本身的逻辑性要求竟被英国学术院现实地满足了。受该机构之邀,笔者于2005年11月22日开始了为期月余的探访英国文化研究之旅。其第一站就是霍尔。这种安排当时还着实让我激动了一阵子,尽管世纪级的大学者我也见到好多位了,如雅克·德里达、让·波德里亚、艾·巴里巴尔、沃·伊瑟尔,还有近些年常到中国演讲的J.希利斯·米勒等。

    11月25日上午10点30分,我如约来到伦敦罗素广场旁边的罗素酒店大堂。一位蔼然老者,双手拄杖,身体微微前倾,站在刚进门的地方,静静地似乎在等人。我没见过霍尔的照片,但猜想应该就是他了。我迎着老人走前去,一打探,果然不错。握手,寒暄,这些例行礼节还未完毕,霍尔早就打开了话匣子:“我涉及的领域很多,知道我这方面的人并不知道我在另一方面的工作,好像有许多霍尔似的。”我说我们希望组织编译一套能够全面地反映其思想学术成就的文集,至少在中文世界还他一个完整的形象,他未做多少回应,而是立刻将话题转向对法国人的抨击:“布尔迪厄说过,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陷阱。法国人不翻译我的东西。恐怕也不翻译您的东西。法国人从来不翻译别人。在法国只有公民,只有法国人和非法国人。”接着他又援引本雅明,说“翻译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未完成的”。这言下之意当然是指,即使我们把篇目搜罗全备了,也未必能够完全传达过去。终究还是无法完全地理解他。我提到我正在阅读的克里斯·罗耶柯(Chris Rojek)关于他的一本专著[1],我抱怨这本书见不到对他思想概貌的描述,总是扯来扯去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他一下子提高了声音:“垃圾,那是垃圾。他根本不理解我。他对我很批判。”我暗自替这位作者难过,写本书可不容易啊,结果还让人家骂成垃圾。如果柏拉图、康德还活着,我们不知有多少研究者会被指为垃圾制造者。我同时也惊异于霍尔的不宽容,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下了功夫的,而况又是为了您老人家呢!书都已经出来好几年了,可老头子提起来还是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不过想想霍尔倒是挺率真的,而且著作写出来不被人理解的滋味也的确是不好受的,我们很多人只是没有霍尔这样的诚实而已,每遇此烦心事辄默诵“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之古训来勉强安慰自己。我们的文化最不容露才扬己的人了。假使霍尔在我们的学术圈,恐怕早就被打趴下了,或变得很乖巧了。

    我曾请霍尔为我的新著《媒介的后果》写几句评论,放在封底作广告用。左等右等未见来,也不便多催,或许人家是不愿意写呢。可这不,没等我问起此事,他就拿出了一张纸,上面有他几行评语,是e- mail格式的,他说不知何故总是发不出去,现打印出来当面交我。评语不用说都是些溢美之词,但意见还是要“真实”地讲出来。他批评我在援用波德里亚媒介理论时夸大了“拟像”对“现实”的遮蔽作用,“你们中国有`拟像'吗?电视当然会创造`拟像',电视有电视的现实,BBC节目可以让任何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做五分钟的名人,但你还得真实地生活,电视现实是不能取代我们的生活现实的。”我笑了笑,不做辩解,只是告诉他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还嫌我讲得不够呢,他指出媒介拟像不仅如我说的将导致文学所指涉的现实的丧失,而且“它还将导致文学所指涉的`天'、`道'、`神'或其他任何`神秘之物'的丧失”。(4)(封底)对待法国(后现代)理论,这是否就道出了英美学术界的基本分野?英国人要守旧一些,而美国人则新潮一些,抑或这纯粹是个人趣味问题,来不得一概而论?我不敢妄断,只是后来对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教授的访问又分明在提醒我这一区别的实际存在。汤普森教授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与吉登斯、黑尔德一道创立了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政体出版社,目前他是该社的实际领导人。他介绍说,波德里亚那本风靡英语知识界的、由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尔编辑和作序的《文选》最初就是在他的安排下出版的。我们都知道,波德里亚在英语学界的“窜红”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这个选本的出版。中国理论界读法语的人少,了解波德里亚也大抵是靠着这个英译本的。汤普森教授同时透露,上世纪70— 80年代他还组织翻译出版过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不少著作。但是他表示,他不喜欢波德里亚,而喜欢布尔迪厄,因为前者太浪漫,太想像,太超现实了,而后者则能够为真实的社会分析提供一些可行的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他一再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我理解这是他的绅士风度,因而如果说这观点是个人性的,那也一定是他经过缜密研究后的郑重的结论,不只是随便讲讲而已。后来在大英图书馆果然读到了他形诸文字的对波德里亚的批判,这本书的名字叫《媒介与现代性:一种关于媒介的社会理论》(1995),据说中译本正在筹划之中。

    好了,让我们言归正传。霍尔何以选择了“文化研究”?这当然如所周知的与他的政治激情以及与他实际地介入“新左派”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性因素。他说,就他个人兴趣而言,他很喜欢文学,并曾立志献身文学,以文学为业,做文学研究者或教授。但有人劝告他说:“你不能,不能在英国研究英国文学,因为你不属于这个文学,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文学就是“英国性”,它意味着一种具有自身统一性因而排他性的文化身份。霍尔在出身上的殖民地印记使他无法为英国社会所承认地进入“英国文学”领地,这恐怕是作为英国人和英国文学教授的威廉斯所不能体会到的外来人的隐痛,这从而也有可能决定了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上不具有霍尔自然而然地就走出来的一些新维度,如对差异性、后殖民、流散、身份和族性等问题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在文学与文化之关系这一最基本的文化研究主题上所持观点的不同底色,譬如同是反对“文学”,在威廉斯是反资本主义,而在霍尔则是反帝国主义。“文化”是他们暂时的同盟,最终难掩其内在的分歧。“真有反讽意味,您现在倒成了英国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了!”我打趣地说,一语双关,特意加重了“英国的”一词的发音。霍尔会心地一笑,“是啊,许多外国人都以为我是英国人呢。”其实嘛,霍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的定义在英国发生了重大转折,即“文化”不再是“文学”的“文化”,不再以“文学”为其精髓、标志和圭臬了。这里如果说“文学”是单一性的话,那么“文化”则是多元的和混杂的。利维斯主义没有错,只要它不将“文学”与“文化”等同,不用“文学”来要求“文化”。如今漫步在伦敦最繁华的商业区如牛津街,很难见到什么英国人,就像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没有什么北京人一样。在英国的现实生活中,“文化”已经取代了“文学”。如此看来,霍尔作为外乡人在英国本土于“文化”上的成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我告诉霍尔近几年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迅猛,而稍觉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作为国际典范的英国文化研究的情况却所知甚少,我们的文化研究好像有点白手起家的意思,因而我希望他能够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出发谈谈应该怎样做文化研究,特别是在理论上有什么最可借鉴的。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至于理论嘛,”这显然触及了霍尔或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精神,“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 work for you)。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听到这话,像我这样一个具有理论性情的人当然免不了些许的失望,在中国我们是把生产看得比消费更有价值,而霍尔全不在乎这些,他越说越兴奋:“我把自己称作`喜鹊',”他开始比划起来,“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比如,从德里达那儿我就抓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异'。”我替他援引一个米勒的例子:米勒在中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声称他对理论就是实用主义态度的,理论很多,他只选取有助于他阅读文学的那些理论。[2]

    看到霍尔抓来抓去的手势,我想到了德语的“概念”,我告诉他“概念”(Begriff)就是对现实的“抓取”(greifen)。他不同意这样一个德国式的概念,在我的记录纸上写了一个“世界”,圈起来,接着在“世界”的右上方乱涂了许多圈圈,然后在两者之间划线连接,他解释:“这个是真实的世界,那个是经过概念化了的世界。概念是对世界的涂鸦,是对现实的粉碎。”霍尔的意思当然不会是因而应该取消理论概念,因为若是它真的如此无用甚至有害,他就不会去东抓西抓了,我猜想霍尔的反概念可能来自于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对理论之被应用或效能的偏爱,以及对其作为理论实践者的高度自信,他接下就直言不讳地宣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那是我把它变得重要的。”这倒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研究观点,即在德国解释学的启发下对阅读之优于文本即其主动性、创新性和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强调,如大卫·莫利(David Morley)的“积极观众”论,如约翰·菲斯克的“消费游击”论——当我问及他对菲斯克的看法时,他拒绝谈论此人,内中曲折我也就不便去打听了。

    霍尔之反概念的态度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概念总是意味着对他所一贯主张的“差异”的统“一”或消灭。他表示他不喜欢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派理论家都是这样或那样的“黑格尔主义者”。阿尔都塞不同了,他对黑格尔持批判态度。霍尔说:“我喜欢阿尔都塞就在于这一点。我反对黑格尔,他所讲的`统一'是终局性的,其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异'。”由此来看“现代性”,他断言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有很多种现代性的。西方有西方的现代性,你们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但何以都以“现代性”相称呢?这涉及到一个如何理解共性或共名的问题,我没有紧追下去,因为我知道霍尔关注的是特殊性,也就是在现实中的特殊性;就其现实性而言,“现代性”永远是具体而各不相同的。也正是在现实性这一理路上,霍尔向“绝对”、“纯粹”等传统观念开火:“哪里有什么纯粹的东西?在纯粹与不纯粹之间,不是非`是'即`否'的问题,我反对在它们之间做任何的二元划分,从纯粹到不纯粹有无数的中间态。我相信`杂交'、`流散',我喜欢德里达的`播撒'”。

    与此相关,霍尔也谈到了“他者”问题。他揭示:“他者并不外在于自我,他者一开始就在你之内,你的父母在你身内,那是你最初的他者。”这意味着没有什么绝对的主体性,主体性原本上即包涵着他者性,只是这种“他者性”并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由精神分析学观之,主体性就是意识,而他者性就是无意识。霍尔援引德里达对“好客”(hospitality)的分析,指出:“在`好客'之中就隐然有拒绝他人的意思。”因而如果说“好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美德,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亦当为我们人类所普遍具有的一个内在禀赋。古之“相敬如宾”也者,即是说,是“相互敬重”这一“美德”造成距离性因而陌异性的宾主关系:一个“敬”字就把你变成了“他者”。或可再援一例:据学者考证,在西方“医院”由“好客”而来(5)(p.573),“好客”虽好,但还不是把你作为“病人”、作为“异常”?

    全球化浪潮目前正在激荡着现代性、主体性和他者性等西方启蒙哲学以来的这些关键词,霍尔将它们置于现实基础上的热切讨论,并从中所转化出的新的侧重点如流散、种族、新族性等,昭示了英国文化研究正在由国内指向发展到国际指向,由威廉斯等打下江山的“文化研究”,其“英国性”正在为“国际性”所取代,一个可以名之曰“国际文化研究”的新学科或新的跨学科在逐渐形成并开始为学界所认可、所操演,我以为这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进入“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契机。

    不知不觉中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虽然霍尔面无倦色,仍在侃侃而谈如他的新计划,筹建少数族群视觉艺术中心,如身份的属地性,如文化剥削,如对欧洲文化研究的不满(他说那纯粹是胡扯八道),如对我改罗伯森的“球域”(glocal)为“跨域”(trans-local)[3]的认可,等等,但考虑他大病稍愈的状况,我不得不建议结束我们的访谈。我知道,即使再延长三小时,也还是不能了解霍尔的全部甚至大概。于是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访问提纲给他看,他接过去,答应以后找时间书面回应我的系列提问。另外,他提议我找莫利和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聊聊,并推荐我读读麦克罗比的新书《文化研究的用途》(2005)。最后我送霍尔到他停车的地方,望着他走入车库的背影和那略显蹒跚的步态,顿生依依不舍之情,心想不知何时还能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位世纪的思想巨擘。

 

注释:

[1]Chris P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2004

[2]对阅读而非理论的重视是米勒的一贯立场。由于他对各种新理论的积极运用和宣扬,人们误把他看作理论家。确切地说,米勒应该被定位于批评家上。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他是批评家中的理论家,或者,理论家中的批评家。

[3]参见易晓明:《米勒在中国:一本尚未打开的书》,J.希利斯·米勒:《我与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载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参见金惠敏:《译后记》,载《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3— 84页注[1]。

 

参考文献:

    ( 1) Nick Stevenson,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Alder shot:Avebury, 1995.

    ( 2) Chris Barker,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Sage, 2004.

    ( 3) 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Hall, London: Sage, 2004.

    ( 4)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 Bryan S. Turner,`Hospital', in Mike Featherstone et al.(eds),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Special Issue on Problematizing Global Knowledge, vol. 23, no. 2— 3,March-Ma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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