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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看电视节目的编码

宋贝贝

一、霍尔理论

    霍尔在传播学上最著名也是最广为后人所知的就是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译码》,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就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它的理论基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四个阶段。霍尔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批判了大众传播研究根据信息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为“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并提出另一种方式思考传播过程,即“把传播过程看作是一种结构,几个相互联系但各不相同的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之间的接合产生,并一直支撑着这种结构”[1]。还以此为起点对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了著名的三种假想的受众对电视话语的解读立场。下面笔者对霍尔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一番分析。

    1、编码与译码

    由于霍尔将这篇文章取名为“电视讨论中的编码与译码”,因此“编码”、“译码”就不可避免的成为霍尔整篇文章的中心词并贯穿全文解释电视话语意义产生和流通的整个过程。在我们平时所学习的传播学中,信息内容是通过一定的符码表现出来的,传播者将特定的内容以一定的符码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即编码活动,通俗讲就是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和制作活动。另一方面,受传者在接受到传来的符码以后,必须经过对符码的阐释和理解才能从中得到意义,因此受传者对符码的理解和阐释过程就是译码活动。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的信息采集、加工、筛选和制作活动是一种最普遍的编码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文化利益服务的,而译码活动则更体现了社会的多样性,因为受众有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他们的译码活动必然受到其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2、三个阶段

    霍尔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也就是所谓的“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电视专业工作者将进行一系列的节目准备工作,搜集何种主题的素材,如何筛选素材,如何穿插安排同一系列的不同素材,如何表现一个主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能将节目制作者赋予原始素材的主题意义清晰完整的传达到观看者。在这个过程中,节目将潜移默化地带有节目制作人对世界的看法,他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甚至情绪等,这些都是客观上制作人给予节目的影响。主观上,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已经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的电视作品了,工作人员把预期的意思通过节目传递给观众,从而期望达到支配或建议受众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电视节目的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于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即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2]在这一阶段,我认为电视节目的意义就已经不再是工作人员所赋予的那么单一,它被放入开放、多义的环境中,即将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和全新的意义。

    第三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也是霍尔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意义再生的过程。这个时候,观众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客观世界的原本素材,而是加工过的内容,因此观众只有通过“解码”才能获知“内容”的意义。在解码的过程中,由于世上的各种人、事、物,本来并没有什么最终的、固定的、或是真正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在社会中、在各自的文化环境中赋予其意义了,对其指意,它才变得有意义。因此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意义会很自然地发生变化。所以说电视节目的意义从来就不是只关于它本身的,它涉及到我们的文化阶层、生产关系甚至生活圈子。如果观众看懂了电视节目,能够自己去“解码”,那么这个过程中由于有观众自身感受的新元素涉入,意义被重新生产出来了。但如果观众没有看懂电视节目,用霍尔的话说就是如果意义没有在实践中清楚地表达出来—就没有效果。那么这时电视节目的意义就是无效的。

    3、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和方式

    (1)“支配—霸权立场”,对应的解读方式是“支配式解读”。

    “支配式解读”假定观众的译码立场跟电视节目制作人的“编码”立场完全一致,观众完全“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认同和接受传播给自己的支配性意识形态。霍尔把这种受众解读方式叫做“偏好解读”,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完全明晰的传播。现实生活中这种解读常常出现于电视中的时事新闻或科技类节目,由于这类节目往往都由政治或科技方面的权威专业人士来予以陈述和解释说明,同时又配合以不可争辩的事实画面。只有极少部分受众会产生“观点的交锋”,而大部分观众对于这些方面的信息很难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与日常生活中很难出现与此相关的元素有关。我们的身边不曾出现战争,高层政治变动,高新技术发明……所以我们在接收这类信息的时候倾向于完全采纳传播者传达的意思而不去产生自己的看法。这种解读方式就达到了传播者的意愿。

    (2)“协商的立场”,对应的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

    “协商式解读”是说观众一方面对传播者的编码意义保持某种程度的认同,一方面又保持自己的社会立场,使接收的意义适合于自身的特殊情况和所属阶层的利益。受者与传者的支配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观众培养了自己的一些观念、理论、思考方式,用于分析所接受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近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对物价飞涨原因的解释,直接原因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是因为投资不合理,国家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导致了房地产等基础建设的投资过热,而不能给GDP带来巨大增长的农业、养殖业则缺乏投资,所以我们平时生活相关的物价上涨很快,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看到这种信息,人们也能理解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不得已带来的弊端,但是我们还是会固执地坚持自身的利益,仍然觉得物价涨的太快了,尤其是在工资并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其实这种解读方式才是解码中的常态,是观众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信息的态度。

    (3)“对抗代码或对抗立场”,对应的解读方式是“对抗式解读”

    “对抗式解读”就是把他自身的情况完全置于支配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那些观众所做出的解读,这些观众能够看懂电视节目编码传达的意思,不管是表面的还是深层的,但他对这种意思不以为然,还是以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使译码的结果和编码者所想传达的意思背道而驰,对抗式解读的结果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完全被颠覆。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06、07年,我国股市一度出现全民皆兵的局面,央行为了调控股市投资持续过热长息不断,截至07年底已经加息了6次,意在分流股市资金,但与之想法背离的是,央行每加一次利息,股市的点位就上涨数点,买入的人就更多,以期得到更高的回报。这就是典型的对抗式解读。霍尔提出的对抗式解读表明,受众持何种立场去解读一个电视节目,取决于译码者的立场因素,比如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等社会变量和心理变量以及受众所处的时代。同时还有别的一些因素对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传播活动发挥的作用。不同的观众对相同的电视节目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同一个观众对同一个电视节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4、霍尔模式的价值

    霍尔模式的价值就在于他把关注的重点从电视节目的编码者转向了观众,认为电视节目的意义是在受众的推理和建构中再产生的。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意义实现其传播效果的重要环节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

    二、电视节目制作人对节目编码的探索

    霍尔模式对于整个传媒界的意义是重大的,通过霍尔的研究,媒介逐渐把注意力放在了受众身上,不再像过去一样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制信息,而是开始并慢慢努力探索受众的心理,以求自己的编码与之相吻合从而使信息的接收更为顺畅,然后达到传者编码的目的。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制作者力求节目能够具有明确易懂亲和的特征,以追求意义的同一和认可而避免观众有其他意义的理解,尽可能地使观众都以“支配式立场”来解读节目,从而控制它的意思表达。

    电视观众是混合性的社会群体,每一个都与支配性意识形态处于不同的关系,他们也可能一个人身兼多重的社会身份,这些不同身份就造成了他们对电视节目做不同解读的可能性。霍尔的理论就很好的说明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电视节目制作人对编码译码达到和谐统一的考虑。

    比如央视节目《综艺大观》热播了多年,原因在于那个时候的观众普遍审美比较贫乏,加之当时娱乐节目很少,观众就会觉得非常精彩。但过了几年后,观众渐渐对这种节目减少了兴趣,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增长,日常生活中的娱乐也多了,普通的娱乐节目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这个时候,《快乐大本营》应运而生了,制作人把大家喜爱的明星请到节目当中,做游戏、披露私生活,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因为明星在这里成了观众可以了解的人,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消失,互动更为明显,也掀起了全民娱乐的情形。似乎有《快乐大本营》伴随的时光就真的成了欢乐的时光。编码又一次和译码达成了统一。

    最近几年,《开心词典》,《非常6+1》,《星光大道》等真人秀节目成为了电视节目观众的新宠,观众看腻了明星在舞台上的作秀,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的成名道路上。这是因为社会飞速的发展,人们得到各方面的培养机会增多,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也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欣赏品味,并且是抱着一种平视的视角观看同时做出自己的评价。《星光大道》制作人配合观众的平和心理,将最原生态的生活中的普通人搬上银幕,使观看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这正好给每个潜意识里渴望成功的人了肯定,“他能做到,我也可以”。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这些参与者因为普通而赢得人心,这类节目因为亲民而博得收视率。

    三、结论

    根据我对霍尔理论和现实电视节目情况的分析,我认为编码和译码在大部分情况下能达到统一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两种:

    1、当受众把电视节目作为新鲜的事物来接受时。一般来讲,当电视节目所展示的信息对于受众来说是新奇的、陌生的、第一面的时候,受众比较能够认同编码者的原意,因为观众可以说对这一领域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是不知道,所以接受起来一般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一类的电视节目主要有新闻—尤其是国际时事动态、科技节目、国外风土人情节目等,这些公开的信息让他觉得可信、有用,在观众没有既成观点的情况下就容易全部接受编码者的意见。

    2、当电视节目中的一些人类固有的感情元素以正常方式出现时,诸如“失散的亲人重逢”  ,“多年的误会冰释”,“罪犯得到惩罚”等情节,绝大多数观众都会和节目产生共鸣,因为这是普通人共有的最基本的感情,也符合事物的规律,所以观众就不会产生其它的对抗式意见,只会跟着节目内容的快乐而快乐,悲伤而悲伤。

    注 释

    [1][2]斯图亚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译码》,出自《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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