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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文化学派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

张华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学术概念,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历史上著名的法兰克福文化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文化学派(Birmingham School)密切相关,而后者因其历史语境、学术思想以及成员身份与当代中国思想界有某种程度的切合,所以对中国文论的影响更甚[1]。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一度出现的“文化研究热”当中。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第二个10年已经到来,在这个时候,确实有必要对文化研究两大学派特别是伯明翰文化学派在中国的影响进行梳理和总结。我们今天感受最深刻的已不再仅仅是单边的引进、绍介和对比,而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浪高过一浪的巨大潮流,听到的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研究在世界文化交往中发出的巨大声音,这是文化间、文化交际、“文化研究”间相互影响的典型例证,因此,更应当加以总结。  

  

一、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历史与传统

    伯明翰文化学派创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CCCS成立后的10年里号召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少学生很快成长起来并聚集了一批文化学者,他们按照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及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所开创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通过从文学理论到文化批评的转移,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

    这项工作随后在继任的中心主任霍尔和理查德·约翰逊手里得以扩展,由前期的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批评和社会学逐步扩大到阶级和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大众文化研究、媒体和观众研究、电影研究、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与文化政策、文本与权利话语以及后现代时期的全球化、消费主义、多元主义问题等等,出版了难以计数的著作、文集,发表了大量论文,“伯明翰学派”的说法映衬“法兰克福学派”也在此时确立并声名远扬,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

    20世纪90年代以后,CCCS最后一任主任乔治·拉朗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社会学系,“文化研究”也随之从研究生课程扩大到本科教学的领域[2]。 2002年6月,根据学校实行的末位淘汰制评估体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了该校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一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不能就此认为作为一个独特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就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市场,更不能说,具有国际盛名的伯明翰学派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考察伯明翰文化学派历史与传统时,有一条发展变化的主线应当把握,即从起初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经历了文化批评、文化理论,再到后来的社会批评、社会学,直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批评方法和相当丰满的理论系统。这表明,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影响一直在扩大,从单纯的文学领域扩大到整个现实社会。正如佳姬所说:“一方面,许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传媒学、地理学、文学等等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读有关书籍和文章你很容易发现其研究的方法、观点和思想带有明显伯明翰学派色彩,而且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交叉学科。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它的思想和理念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和采纳,同时,它也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而扩展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每时每刻充满急剧变化和恐惧的时代,我们确确实实应该冷静地来重新评估伯明翰学派… …需要给文化研究重新定位…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传统是思考普通百姓对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状态,我们需要用这一传统来继续思考在这样一个更加艰难和更加充满恐惧的现实处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问题。”[1]

    伯明翰文化学派给伯明翰大学、伯明翰这座英国第二大城市、甚至整个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声名。有些学者,尽管其研究领域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相距甚远,但也会因为其身处伯明翰大学内部,就宣称自己属于“伯明翰文化学派”,这一方面说明伯明翰文化学派的方法和思路确已渗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已被许多领域所接受,被伯明翰大学的师生甚至与伯明翰大学有关联的人们引以为豪;另一方面也证明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学术的、文化的,而且还是社会、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和民生的[3]3。  

  

二、伯明翰文化学派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影响  

    王宁在2009年出版的《霍尔与文化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当前,国内不少学者十分关心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构成的挑战。其实,我们如果从霍尔的学术发展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从文学研究逐步过渡到文化研究的,后来又是如何以其犀利的文化理论对文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当然,有人认为随着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解体,文化研究的盛期已过,文化研究内部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仍然更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只是过去那种封闭的以英语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已经突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注重其实践性和批判性,它作为一个教学体制内的实体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它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它的所有代表人物… …都是早先的杰出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的身份转变正好说明了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趋势。”[3]2他的这番话恰好为我们研究伯明翰文化学派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脚。

    中国学术领域真正开始介绍和了解伯明翰文化学派及上述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已经是远隔其产生时期50余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人们的思想解放空间越来越大、学术自由程度越来越高的空前时期。与伯明翰文化学派产生广泛影响时期的奠基人物相同,在我国扛起“文化研究”旗帜的先锋人物,也几乎全是“出身”文艺理论的青年学者,有不少学者的教育背景恰好还是马列文论。佳姬·巴塔恰尔亚对此也有描述,谈到当代意义的文化研究何以在中国兴盛的时候,她说:文化研究在21世纪中国的兴盛“与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兴盛几乎是一样的,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不仅著有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写过剧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国语言文学系。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1]。

    然而,由于语境不同,伯明翰文化学派创立之时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内涵的丰富,直至最终对文学理论的带有颠覆性的“发展”甚至解构,是不自觉的;而在中国,“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冲击,或者同样也可以说是“颠覆”和“解构”,则完全是自觉的。因此,尽管“文化研究”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过讨论和论争,但其讨论和论证的内容、视角则是不尽相同的。当时,几位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文学理论的课堂上率先打出“文化研究”的理论大旗,在学术会议上批判文艺学学科的“非法性”,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上发表文章倡导从文学理论超越文艺理论,走向“文化研究”[4]。而实际上,“文化研究”之谓,在中国确实始自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外延的扩大。从名称上看,文学理论这门学科似乎从建立之初就有某种扩张的雄心,中国高校过去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订就有长期把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阈与范围“放射”至艺术领域的做法,称之为文艺理论。不仅如此,自前苏联学习来的“文艺学”的概念和说法沿用至今,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一门重要的二级学科。英语体系中的Literary Theory在这里得到了意义的“延伸”。

    有学者认为,文艺学应该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5]。但是,文艺理论也好,文艺学也好,实质上是在对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有时为了“名副其实”也会扯进些艺术实践或艺术作品作例证,试图说明此种理论的普遍性、代表性或典型性。然而,艺术自有其特殊性和自身规律,文学理论的适用性并不能完全涵盖到艺术实践,文学理论之“叙述”对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并不能完全有效,同一种文学理论甚至连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都不能具有普遍适用性,更何况不同的艺术门类如美术、音乐、戏剧均各具特色、各有独特性呢?如此,所谓的文艺理论、文艺学就不免遭遇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圆其说”其名称的需求促使其不得不“光顾”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领域;另一方面对艺术创作又不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性,更得不到艺术家的认可。这其实也是文学本质主义所导致的尴尬结果。

    然而,这种窘境并未阻挠文学理论“扩张疆域”的雄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种来自内部——文学理论内部出现了危机;另一种来自外部——文学理论外部出现了生机。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理论自身出现萎缩,有学者起身对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适用性从多方面进行了抨击和解构[6],并随后从西方文化研究视野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得到启发,结合社会学,把不能成立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文化社会学性质的重建、重构,并沿用西方Cultural Study一词,称为“文化研究”[7]。那么,“文化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拥有文学理论的成分?在这点上尽管众口不一,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理论的社会学延伸,即文学社会学或曰文化社会学;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早已“自立门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看来,文学社会学或曰文化社会学之所以能够成立,说明这里的文学与文化可以等同,可以划上等号;而文化研究之“自立门户”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承继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内功”之后的学科独立。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是“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扩大,文学的范畴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包罗了一切文化现象,实现了文学向文化的转向,从以往仅针对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的文学研究,扩大至涵盖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随后又囊括了电视、电影、英特网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文化研究”。简言之,“文化研究”既是传统文艺理论的解构,又是当代文艺理论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旗帜性学者、同样是文学理论“背景”的陶东风发表在同一个著名文学刊物《文学评论》上的三篇理论文章,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个路线图:2001年第5期《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艺理论“安身立命”之处的文艺学学科被质疑;时隔三年,《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在2004年第6期发表,传统文学理论随着边界的移动敞开怀抱拥向开放的“文化研究”;2007年第5期,恰恰又是时隔整整三年,《文学评论》刊载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处,有一段话颇为意味深长:“近几年文艺学界一个谈得比较多的话题,是所谓文化研究与反本质主义。非常汗颜的是,本人也常常被忝列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之一。回想一下,笔者的确在近年来写过一些文章介绍文化研究,也做过一些个案,并主张应该把文化研究的旨趣和方法引入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和学科建设,反省一下文艺学研究、特别是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本质主义倾向。但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一些误会,其中包括把我当成倡导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在文艺学界的代表,甚至有学者撰文将我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列为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教材的代表。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 …我的立场其实很明确:我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

    称做“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改头换面”式的重构,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适用性,不仅消除了过去文艺理论意欲涵盖艺术而不得的尴尬境遇,而且应用于所有文化现象当中仍能有效,因而给内部危机重重的文学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8]。这是“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生命力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中国文学理论巨大影响的真实写照。曾繁仁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在谈到新时期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时,也把伯明翰文化学派看做一个重要的西方资源。然而,文艺理论的这种演进也潜在着把文化研究社会学化或把其看做社会学一个分支的危险。其实,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然具备自身的特殊性,它在本质上应属文学研究的范围,是扩大了“文学”之内涵的文学研究,不能隶属于一般社会学而成为其分支之一,“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9]反之,本质上属于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也不能被社会学或政治学所代替,它更不能成为一般社会学的某种特例、资料,用以阐释和印证一般社会学原理、服务于一般社会学,它是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在这一当代进程中,不少学者担心这会消解和取代了过去的文学理论,而事实上,当代意义的文化研究的确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而成立和被接受的,它的确是一种新型的适应当代文学发展的文学理论[10]。

    在我看来,伯明翰文化学派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影响,事实上已经构成对中国当代整个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影响,所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在“文化研究”之研究对象“边界移动”和“无边界化”的扩容“征战”中,被纳入“文化研究”学者的行列。 2002年5月国内创立的首家“文化研究”同名网站一度眩人眼目,非常有名。网站除了为真正做“文化研究”的陶东风、金元浦、金惠敏、黄卓越等诸教授建立了学术档案之外,几乎把所有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著名学人全都收入了它的学者栏。可见这种影响给中国学术注入了活力,使中国学术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充满生机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 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GargiBhattacharyya博士的访谈[J].中华读书报,2004- 02- 18.

    [ 2] 陆道夫,胡疆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J].学术论坛,2006,(3).

    [ 3] 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4]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J].文学评论,2004,(6);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J].文学评论,2007,(5).

    [ 5] 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 6]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

    [ 7]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J].文艺研究,2004,(1).

    [ 8] 沃尔芙珍.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C]//陶东风,等.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9]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12.

    [ 10] 张华.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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