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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政治图式

徐继忠
内容提要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中国晚明时期社会罪恶的伟大作品。小说通过对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众多艺术形象的塑造,突出地展现了丑恶灵魂演绎出的腐败政治和黑暗经济。小说的政治价值在于,通过半资本主义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将裹着封建专制主义内核的腐败政治暴露出来,并借此对这一腐败政治给予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
关键词 权力腐败 官商一体化 原始资本积累

 

    一、引言

    《金瓶梅》作者的主旨不仅仅是让读者欣赏作品中的西门庆及其妻妾们等众多艺术形象,更重要的是让读者思考晚明时期整个社会之所以黑暗、腐败、丑恶、糜烂的内部运行机制、外部表现形式和未来发展态势,并通过这一切让读者深刻认识晚明时期社会黑暗与腐败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向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就是通过那个“真实的中国社会”,才暴露了中国政治的黑、中国经济的丑、中国人性的恶。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讲的那样:“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又说:“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个最可靠的社会资料。”

    面对当时黑暗的经济和腐败的政治,如何不令作者奋笔疾书,写下千古奇书《金瓶梅》;面对那丑恶的心灵和糜烂的生活,如何不令作者顿足捶胸,写下一代名作《金瓶梅》。正因为作者诅咒当时的中国社会,才将西门庆一家的结局写成“树倒猢狲散”;正因为作者嫉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丑陋中国人,才将西门庆的命运安排为纵欲而亡。纵观《金瓶梅》一书,作者是想向世人昭示一个真理:一连串个人的毁灭的总和正是这个社会的毁灭;一个西门庆的罪恶就是整个社会罪恶的缩影。

    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是要鞭挞这个社会,控诉晚明时期的社会罪恶。正如伟大作家席勒所说:“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西门庆正是作者笔下的“罪恶的巨大形象”。

    二、晚明时期权力运行机制

    政治是研究权力的产生和权力的运用的。如果权力的产生偏离了正轨,那么权力的运用必然走得更远。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权力的源泉存在于世袭制中的皇帝那里。皇帝的任命就成为其他人获得权力的重要途径。但皇帝的任命是有限的,更多的时候是皇帝手下的大臣任命他人使之成为有权力者的。在《金瓶梅》中,权力的产生和权力的运用是这样的:当蔡京爬上了左丞相、吏部尚书的高位后,其长子蔡攸也随即当上了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九子蔡修出任九江知府,妻兄宋盘荣升陕西巡按御史。门生陈文昭任大理寺寺正,连假子蔡蕴也当上两淮巡盐御史。蔡京是当时掌握权力资源配置的人,他手中的权力分配给谁并没有客观标准,他只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和本人的好恶决定权力的分配。不仅是当时的晚明时期是这样的,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的产生和运用一直是依照此“潜规则”运行的。

    西门庆最初是一个与蔡京根本无任何关系的人,但通过勾结太师蔡京的管家翟谦而与蔡京搭上了桥,于是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寿礼(第30回)。这是典型的吏治腐败。

    翟谦先把寿礼揭贴,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与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商京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生披;异果时新,高堆盘。如何不喜?……太师因问来保道:“礼物我固收了,屡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靠身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又)问来保道:“你二人替我进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唤堂候官取过一张付,(对吴主管说):“我安你在本处清河县做个驿丞,倒也去的。”……又取过一张付来,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

    作为对西门庆屡次赠送厚礼的答谢,蔡京不但把西门庆一下子封为执掌一省刑狱的理刑官,而且还把为西门庆送礼的奴才来保和吴主管也封了官。西门庆与蔡京之间的钱权交易关系至此形成。西门庆以其厚礼换来了副千户,再以副千户的权力换来更多的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晚明社会的生活基调和升迁规律:主宰社会情势的,只有权势和金钱,官吏与商人;权势用来敛聚金钱,金钱用来收买权势。权钱并重,官商齐名。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推拥着滋生它们自身的社会以无可挽回之势走向解体。最能代表这种能量底蕴的,莫过于西门庆的“独立宣言”:只要尽力花钱打点,“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第57回)这表明西门庆在权钱的庇护下是多么的横行霸气和无法无天。

    如果说吏治的腐败反映出社会秩序的混乱,那么法治的腐败则反映出社会公正的丢失。毋庸置疑,西门庆的权力来自于金钱。通过行贿获得权力的西门庆又是怎样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呢?苗员外的仆人苗青,为图谋财产杀害了主人性命。案发后被告到清河县提刑院,西门庆为贪污一千两贿银,“贪赃卖法”,私放了苗青(第47回)。这是西门庆如何运用自己手中权力的最好证据之一。

    西门庆不仅有权决定罪犯的生与死,还有权决定他人的升迁。山东巡按宋乔年,因为任职期间常受西门庆经济上的接济,差满时举劾地方官员,要西门庆推荐人才,西门庆便乘机推举了送过二百两银子给他的荆都监和自己的妻兄吴镗。于是宋巡按奏本中称荆都监“年力精强,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儒将”,又吹嘘充其量不过是清客帮闲的吴大舅是所谓“一方之保障”,“国家之屏藩”。于是两人均“特加超擢”,以“鼓舞臣僚”(第76回、77回)。足见黑金政治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这里,表面上是金钱让他们口是心非、任人唯亲、欺上瞒下的,实际上是腐败的政治制度让他们的谎言一次次得逞。

    西门庆滥用权力的过程,也是他践踏法律的过程。西门庆又是凭借什么践踏封建社会法律的呢?研究发现,西门庆是靠封建社会中的高层统治者,如杨提督和蔡太师。西门庆最开始不过是一个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通过钱财,勾结杨提督,用毒药害死武大,娶了武大之妻潘金莲为妾。杨提督作为西门庆的最初靠山,不但不予惩办西门庆,反而将武松刺配远恶军州。后来,杨提督倒台了,西门庆面临着唇亡齿寒之危机,这使他再一次想起了“权门之利益如响,富宝之贿赂通神”的人生信条。于是,西门庆立即派人赶往东京,设法通过蔡京之子的关系找至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府上。李见是“蔡大爷分上”,又“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第17回)。这时,西门庆的政治靠山已不再是倒了台的杨提督,而是握有重权的太师蔡京及其子蔡大爷。看来,腐败的不仅仅是西门庆、杨提督,更重要的是当朝太师及其儿子高层的腐败。这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倘若没有蔡太师的大肆专横与腐败,也就没有西门庆的横行乡里、仗势欺人和瞒天过海。蔡太师这个腐败的大保护伞不除,又怎能整治像西门庆这样腐败的小爪牙呢?看来,反腐败应先从上面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西门庆的行为只是众多贪官污吏的一个缩影。西门庆自身有了权力,具备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条件;西门庆通过金钱获得了政治靠山,获得了草菅人命、践踏法律的保护伞。而西门庆之所以能偷奸李瓶儿、气死花子虚、陷害蒋竹山、霸占宋蕙莲、害死蕙莲父亲宋仁等等之后仍安然无恙,皆因有以蔡京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势力为其开路助威。西门庆在生理上的寻欢作乐,在色欲上的放荡荒淫也是凭借金钱和权势支撑起来的。西门庆是这样,千千万万个西门庆都这样。西门庆死后,张二官接替了他的位置,和他一样作恶多端、贪赃枉法就是证明。《金瓶梅》作者绝不是只写了西门庆一人之丑恶,其实是写了一群人、一个阶层、一个社会的丑恶。因此,张竹坡对此评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何如也。”正是因为西门庆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品德而获得权力的,所以才滥用权力和践踏法律。在这里,权力成为西门庆不法路上的开路先锋。

    三、简单的结论与启示

    回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治秩序被破坏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封建政治秩序是由封建统治者自己建立的,也是由他们自己破坏的。为了满足个人财富上的私欲,太师蔡京可任“一介乡民”为副千户(后又转成正千户);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色欲,西门庆阴狠毒辣不择手段,可以为所欲为。显然,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个人私欲和肉体色欲超越于法律之上、正义之上。这种情况下,由封建统治者自己建立的封建政治秩序只能成为惩罚百姓的绳索,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成员毫无约束力。当立法者践踏法律、当权者滥用权力时,封建政治便走到了尽头,等待它的只能是灭亡。当然,封建社会中也有一些操守清廉的官员,如《金瓶梅》中的曾孝序,但“一二良吏不能补千百人之患”。

    在《金瓶梅》中,作者要揭露的中心是腐败的政治和黑暗的经济,至于丑恶的心灵和糜烂的生活是从属于腐败政治和黑暗经济的。那些色情语言和色情行为是对具有丑恶心灵和过着糜烂生活的人的最本质、最深层、最生动的刻画。也只有那些以追求无限性欲满足为乐的丑恶之人才能使政治愈来愈腐败、经济愈来愈黑暗、人民愈来愈贫困。封建社会的皇帝是这样的人,封建社会的官吏是这样的人,晚明社会的官商一体者西门庆是这样的人!《金瓶梅》中的色情描写是服务于腐败政治和黑暗经济的,权钱勾结下的政治与经济又将色情演绎得超出了平民百姓的正常性生活。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把握和认识西门庆的兽欲时,就不难理解晚明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因何而腐败和黑暗了。

  

参考文献:

    [1]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金瓶梅词话》。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王齐洲:《〈金瓶梅〉:社会转型期的人性考问》,《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徐继忠,硕士,河南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

 

 

原载:《名作欣赏》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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