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元明清文学研究

走向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前沿

石雷

  

 

    新世纪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景观,选题多样,方法亦多样。回顾这十多年的学术,总结经验,或有助于我们把未来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作为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辑,我仅从自己的有限视野,择其要者,简单描述一下这十年来小说戏曲研究中的状况,并和同道一起来探讨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上  研究概述

 

    —、作家、作品研究

    古代小说研究中,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已经由过去传统的线性勾勒的审美模式转变为对作家作品美学特征及其独特创作手段的关注。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与明代公案小说》[1],文章梳理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如何演化为《龙图公案》,通过这个公案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明代公案小说的源与流,也揭示出明代拟话本小说编创和演进的道路,充分肯定其对小说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2]以《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为切入点,角度较为新颖,该文认为回目不仅反映了人物在情节中的轻重主次,而且体现了作者对结构独具匠心的安排,亦透露出《红楼梦》成书过程的某些痕迹,回目在一个方面表现了《红楼梦》作者独特的炼字艺术与叙事策略。从单一的作品研究延伸到一个小说类型、小说流派的研究,如《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明清神魔小说研究》、《明清“剪灯”系列小说研究》[3]等等,从单一的作家研究更广泛地辐射到整个创作群体的研究,《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4]重新为民国初年被戴上“旧派”帽子的小说家正名,文章辨析这些长期被遮蔽了的声音,让我们科学地审视中国小说近现代的演变及有关这段小说史的研究。《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5]为我们展现了明清之际活跃在苏州地区的一批剧作家的文学活动和创作。

    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成书”研究成了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最热的选题。近五年来成书研究的选题层出不穷。小说方面如《文学遗产》发表的关于《水许传》成书年代的系列讨论文章,有论者从有关《水浒传》著录年代以及书中名物“朴刀”、“杆棒”、“碎银子”等入手,考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也有论者提出反驳,维护《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通行的结论。学术争鸣表现了当今学术的健康和活力。《水浒传》成书年代不止是关系到对《水浒传》的正确解读,还关系到小说史的重大历史问题。白话长篇小说何时成熟?如果《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为何此后一百五十年间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这场讨论必定会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思考。作家作品的研究素来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但这一时期的关于戏曲小说的作品研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如注重不同文体之间的对勘。而且对一部作品成书年代的判定,不再是单纯的文献考证,如邓绍基先生《虞集与〈十花仙〉杂剧》[6]勘察虞集与《十花仙》杂剧的渊源关系,为元人的散套与杂剧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思路。郭英德先生《吴伟业〈秣陵春〉传奇作期新考》[7]重新考定《秣陵春》传奇的作期,从文章的考定看出,吴伟业在顺治十年(1653)九月出仕清廷之前,就已经借传奇戏曲的写作,既表达对故国眷恋的铭记,也包含着对新朝恩宠的感戴。这部传奇的作期实际上关系到如何正确解读这部传奇戏曲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蕴,同时揭示出改朝换代历史旋涡中的士大夫心态。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先生研究《西游记》的返路问题[8],文章视野独特,分析了世德堂本《西游记》天竺国和乌鸡国部分、从《朴通事诸解》探索元本《西游记》诸难的构成以及从观音菩萨到太上老君诸节组成,全面考察从元本《西游记》到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演进过程。

    对比小说,戏曲的成书研究更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和背景,戏曲研究中从演出到案头,其中的演变更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商业因素。谈到《元曲选》,海外学者伊维德曾发表论文《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对于文人如何将宫廷演出剧本改编成文人书斋中的案头剧本,如何成为固定阅读和阐释的文本进行了深人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戏曲文本化的关系。他的另一部著作《朱有燉的杂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全书对朱有燉的生活、时代、剧作及后世对朱有燉杂剧的接受等问题进行讨论,介绍其杂剧的情节、结构等戏剧因素,梳理朱有燉杂剧与传统戏曲的承继与发展的脉络演变。早期戏曲,不仅在演出中不断被修改,而且在文本化过程中又被编辑者任意改动,要找到戏曲家的原本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朱有燉的杂剧有作者刊行的版本在,伊维德依据这些王府刊本来研究朱有燉,其基础就十分扎实,结论也经得起检验。他的研究,对于如何选择和使用文献是有启示意义的。

    二、小说史、戏曲史以及小说戏曲学术史研究

    这十年中,古代小说戏曲的学术史很大一部分与相关的学术史建构结合起来,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小说方面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20世纪中国古代研究史(小说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2008年)、《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儒林外史研究史》(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等。而论文有《〈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金瓶梅研究的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等。2006年,中日学者联合发表的有关《三国演义》、《金瓶梅》的研究中系列问题的讨论[9],从中日文化背景和研究视角差异的角度,回顾了这两部名著的研究历史以及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在戏曲方面,《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10],以20世纪上半叶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时期为基点,从戏曲研究的上两次中西文化交锋人手,梳理戏曲学术发展的轨迹。《二十世纪以来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关系研究述评》指出:“一是文史哲相关领域的交叉。……文史哲综合交叉的研究能力是心学与文学思想关系研究的基本前提。二是各文体间的交叉研究,心学对文学的影响应该说在各种文体间是不平衡的,如果只关注一种文体就有可能忽视了很重要一些方面。比如汤显祖,他在诗歌上近于六朝之华丽,在戏曲上更注重文采,在散文上则更能显示其心学的意识与政治的关注,在文学观念上则更强调心之灵气与才气,如果只看到汤氏在戏曲方面的特点,就会得出他重爱情自由,反封建礼教的结论,但如果结合其他文体的特征,就会知道他所说的情不仅指男女爱情,也兼指用世热情,同时还指生生之仁的生命力。”[11]《中国古代曲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关汉卿研究史》等,使我们把握学术史的脉络更加清晰。这类学术史书写专著和文章的大量涌现,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如何避免只是停留在对研究成果的归类整理,如何在研究中加人自己的学术判断和创见,学术史繁荣背后的价值判断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这十年间,重写文学史,小说史、戏曲史的著作也非常之兴盛,如《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清代小说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明清散曲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明清传奇编年史稿》(齐鲁书社,2008年)、《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戏剧发生是戏剧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一个难点,也一直是一个热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现代意义的戏剧史研究的发轫之作,它提供的文献资料和观点方法,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研究。20世纪就有《中国戏剧起源》(1990年)与《西域戏剧与戏剧发生》(1992年)等论文集,近年来对此问题的探讨文章和专著也不在少数。《寻访戏剧之源:中国戏剧发生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西厢记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的出现,把这个论题的讨论再次引入高潮。

    分体文学史与分体文学学术史研究如何突破,已往十年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以进一步考量的学术基础。

    三、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研究

    古代小说叙事学研究: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论题,《文学遗产》过往十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上虽然不算大,但引发的讨论却颇热烈。袁世硕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序中写道:“叙事是人类使用文字最早的也是基本的一种行文之法,应用文字用之,史书记事用之,小说创作更是靠它演绎故事。中国自古有尊史的传统,史传文学特别发达,由史传文学蜕变为独立的文体的小说也堪称繁富、辉煌。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的史论家、文论家、小说评点家,也早已注目并议论到叙事之道和叙事之法。如果说史论家限于史学的性质,所论主要在行文的层面,而小说评点家则进入了文学批评鉴赏的境界,触及到现代叙事学所论及的一些范畴、方法,但由于大都是粘缀于小说的具体情节里,颇多启发性,能将读者引入叙事艺术的审美偷悦中,却缺少综合概括,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所以也未能让人意识到叙事为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12]“叙事学对于古代小说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以往小说艺术分析的单一思路。”[13]如《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14]指出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和尚、道人和术士等超情节人物,这是一种符号化的类形象,作者认为这种符号化类形象的设定,与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有关,也有其现实基础,其复杂的文化底蕴则与作者的叙事理念相通,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15],围绕“叙事”这一轴心,从“时间”、“空间”、“节奏”这三个角度出发进行系统考察,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论的内部规律。《中国叙事之学:结构、历史与比较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和《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等文章从各个方面建构了古代小说叙事学理论。

    四、古代小说戏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十年来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体系更为丰富和完备,并不断向纵深发展。小说戏曲研究和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交融,不断开掘新的学术空间,这其中有小说戏曲文化研究,小说戏曲社会学研究,小说戏曲民俗学、宗教学研究,戏曲传播学研究等等。

    小说戏曲与思想史关系的研究,有学者把焦点关注到王阳明与小说戏曲的关系,如《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王阳明心学与通俗小说的崛起》(《文学遣产》2007年第2期)、《王阳明的“戏曲有益风化”论》(《艺术百家》2004年第2期)等等。心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宗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自清末民初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等以来,一直兴盛不衰。在古代小说戏曲研究领域更是蓬蓬勃勃。《佛教与中古小说》[16]把小说放在佛教传人中土并方兴未艾的宗教背景下进行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古小说的时代风貌和演进轨迹。《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17]以中古汉译佛经为出发点作断代研究,在佛经翻译文学、民间文学、叙事分析、佛经翻译理论、影响研究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

    小说戏曲出版与创作,小说戏曲版本与传播,一直是十年来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热点问题。比如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流动是商业行为,但通俗小说的创作有作为商品进行生产的一类,同时还有作家纯粹的没有商业目的的自主创作的一类。以商业目的进行创作的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时代中期的熊大木、余邰鱼以及明末清初的陆文龙、陆人龙、李渔等等,他们兼有作家和商人身份。有研究者关注到明代建阳所刊小说的地域特征,认为特征的形成,与明朝官方的政策导向、闽北地区的理学氛围和区域性文化特征、建阳的经济文化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建阳书坊的经营策略等方面密切相关[18]。还有博士论文以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为对象,如《明代通俗小说出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届博士论文),而专著有《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书坊主作家陆云龙兄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余象斗小说评点及出版文化研究》(里仁书局,2009年)等等。

 

下  思考与展望

 

    一、善本意识

    新世纪十年小说文献出版物非常之丰富,给小说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资料基础。尤其当下大量电子资料的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现在利用电子资料做研究已是普遍现象,电子资料方便于检索,为研究者省去跑图书馆四处搜索资料的工夫,但电子资料毕竟不是原始资料。纸本文献尚且有一个善本选择问题,电子资料的录入限于录制者的识见和水平,存在一些缺陷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看到不少论著的引文都来自电子资料,没有与原本核对过,这值得我们重视。小说戏曲本子,从元明以来,或手抄,或板刻,历经数百年,同一种书出现不同异本,我们研究某一作品,如果不是以作者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本子,也就是善本为依据,不加辨识地引以为据,必会影响研究的质量。

    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使用文献时的善本意识。研究某种小说,必须以某种小说的善本为依据,戏曲研究也应如此。戏曲剧本最初只是供舞台演出之用,后来又被人整理刊刻出来供人阅读。一个剧本在演出中常常会有改动,同一个戏曲,不同时代留存下来的剧本就不会雷同。因此,对戏曲作历史的研究,就必须注意到剧本刊印的年代,如元代杂剧,现在逋行的是明人臧懋循编《元曲选》,那么《元曲选》剧本是不是元代的历史真貌,其实这个文本巳经被臧懋循随意改动了,有的改动很大,如果采用这个文本对元杂剧的某些问题下断语,就会犯错。吴晓铃先生就曾郑重提醒过我们:“根据不同版本的书籍,对比它们文字的异同,说明其不同的原因,并证明出哪个本子上的字是正确的。就以元人杂剧而论吧,明人臧懋循编《元曲选》便是一部极不可靠的书,因为臧氏时常主观地去胡乱删改原作。……这种随意删改的地方在一切明人的戏曲选集中多到不可胜数,我们必须根据善本致力恢复原作的本来面目。”[19]荷兰学者伊维德就感慨现今研究元杂剧者有些仅凭《元曲选》:“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这些研究仍以《元曲选》中的剧本为底本。《元曲选》这个选本根本不是元代编纂的,而是在晚明才出现的。”[20]善本意识还不止是对研究对象的善本选择,还指对引用文献的选择。说明元代社会的情况,如果利用杂剧作证,就必须用元刊杂剧,而不能用晚明编刊的《元曲选》;如果利用小说作证,就不能用收在“三言”中的所谓元代作品,因为那些作品经过了晚明冯梦龙的修改润饰。但令人惋惜的是,有的研究者对此类重要问题不察,想当然地草率引用材料,其结论当然也就值得怀疑了。

    二、经典意识

    谈到经典,在这十年的2001年到2007年之间如戏曲中对《牡丹亭》蓝本问题的讨论,对汤显祖创作的新发现,对《元曲选》这类文献的新思考,小说研究中《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新发现,《水浒传》成书年代的再讨论,甚至包括魏晋南北朝小说生死观的探讨,这些集中在经典名著和经典文人的讨论,都让学术走向更高层次。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清醒看到,古代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研究并非尽如人意,毋庸讳言,还存在着选题重复、观点陈旧、鉴赏带有主观随意性的自说自话,等等,有明显“滞涨”之感。有鉴于此,如何将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深人一步,也是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小说戏曲的回归经典,首先是对文本的细读,同时还须发掘相关的材料,只有在详尽占有一切有关经典的材料的基础上,方能有所前进。刘跃进先生曾说:“重读经典,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材料。前辈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都很重视对新材料的运用,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但这些话是建立在熟谙经典的预设下的,如果没有经典作为学者知识结构的基本支撑,新材料极易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深人运用。这也是许多学者为什么面对的新材料越多,越容易写得表面化的原因之一。”[21]

    从宏观来看,这十年来几大刊物发表论文和博士硕士论文对经典作品的研究数量呈减少之势,就《文学遗产》十年间发表的有关小说戏曲的二百三十四篇论文来说,经典作品的研究只有五十八篇,占发表数量的25%。从数量上看,研究者竞相选择小作家和二三流作品,小说戏曲的研究关注点似乎走向了二三流作品和作家。这些作家作品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很少被提到,研究者过去也少有顾及,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但它们对于认识古代文学史规律,对于古代文学优秀传统的阐释究竟有多大意义,对于借鉴古代文学以发扬优秀文学传统究竟有多大意义,似乎可以讨论。毕竟小说戏曲的经典之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宏观上对经典作品的研究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也要同时开展对二三流作家作品的研究,但对它们的研究应当有历史的视野和思想的深度,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柳如是虽然是二三流诗人,但陈寅恪却透过她展示了明末清初一个时代。比如在小说研究中,“即使一些不太著名的小说,也因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受到了应有的关注,如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总体水平不高,也可以说没有形成文学的经典著作。但在这一题材范围内,还是产生了若干有影响的作品,如《警世阴阳梦》、《祷杌闲评》等。这些小说一脉相承,自成系统,对它们与历史演义的关系、与同时世情小说的区别等等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状况”[22]。所以对二三流作家作品的研究决不能停留在作家生平考释和作品介绍的水平上,应当探究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小说戏曲研究在海外有研究传统,近十数年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与我们本土学者不同,他们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就和我们有所差异,了解并借鉴他们,对于推动我们的研究大有裨益。清代宫廷戏剧,20世纪中期以来因被视为贵族统治者的赏玩之物而被冷落。无论它如何适应着统治者的欣赏口味、怎样表现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但作为戏曲,它却是当时戏曲创作和演出的一个重要方面,集中了当时戏曲编剧和演职员的精英,其艺术成就不可一笔抹煞。日本东北大学磯部彰教授主持的“清代宫廷戏”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以有清一代宫廷戏入手,讨论宫廷戏曲剧目、宫廷戏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皇家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宫廷戏和小说之间的渊源,讨论宫廷戏演出形态以及和民间戏剧演出的关系等等。其中磯部彰先生的《清朝内府戏剧〈升平宝筏〉之研究》以《升平宝筏》之传存诸本为依据,详细考蔡了《升平宝筏》之制作目的,大阪本《升平宝筏》与元明戏曲之关系,内府本《进瓜记》与《升平宝筏》之关系,故宫本《升平宝筏》之改编及成立时期等问题,同时将《升平宝筏》与小说《西游记》、元明《西游记》故事、杂剧作了比对,从编剧对原有小说戏曲的增删以及脱离原有小说戏曲文本的创作中,探索编者的创作思想意图。文章并不是单纯的文献研究,作者以这个宫廷演出剧本为标本,解析了宫廷戏的选题标准和审美趣味及乾隆朝的文化政策。

    日本东京大学大木康先生的《冯梦龙“山歌”研究——中国明代的通俗歌谣》(《馮夢龍“山歌”研究一中国明代通俗歌族》,劲草書房,2002年)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的最初刻本,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和苏州方言的关系,作者用很大篇幅研究了山歌的舞台,也就是场地,以及当时苏州的环境、生活状况,揭示出明代当时的社会原貌和风情、山歌的文化传播途径。作者的旨趣不仅仅放在考察冯梦龙的思想创作上,它还试图通过冯梦龙这一典型个案彰显明末文人的思想精神风貌。这本专著在纵向上研究了山歌的演变历程和文化渊源,从《诗经》到明代民歌,勾勒了中国歌谣的发展轨迹,横向则探讨了山歌与当时明末文学的关系,探讨了山歌与明末农村和都市的关系,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关注。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研文出版,2005年)对明清时期肖像画的流行情况作了考察,对肖像的源流,题像诗和在当时流行的原因都作了研究,图文兼有,文献资料很详备。日本学者在选题和观察角度上与中国学者确有不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日本民族文化背景,他们是站在日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学的。他们的选题和角度,的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3]。

    比起日本学者,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又呈现出另一种风景。《“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4]考察了1998年至2008年间北美地区的戏曲研究的主要特征,以及“他者”视觉带给我们的启发。“北美地区学者身居异域,不仅擅长运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古典戏曲,捕捉和审视中国学者习焉不察或置之不顾的学术话题,而且往往沉潜于‘中国趣味’,力求设身处地地探求这些学术话题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能够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深人细致的思考与剖析,得出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结论,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如前所述,1998年以来,北美地区学者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中格外关注这样一些饶有趣味的学术话题:明清时期文人的生存困境与社会身份,明清时期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双性混同现象,戏曲的创作、演出、观赏与明清时期文化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戏曲文本在不同时代的改编、演出及其体现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观念,戏曲文本与舞台表演的密切关联及其隐含的文化内涵,戏曲演出与民间祭祀仪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戏曲在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等等。”[25]

    四、打破文类的藩篱

    在过去经史子集的分类中,小说属于子部,戏曲在集部,但是现在把戏曲小说更多地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属于叙事文学的范围。其实戏曲和诗文的关系也很密切,比如吴梅村以诗而成名,他的戏曲实是诗人之曲。散文中的传记,明末清初就有不少作家用小说笔法写传记,而今也有学者把这类散文划入到小说范畴,清代乾嘉时代的《浮生六记》,更是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各类文体之间事实上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过去我们为了分类研究的需要把它们分开,分开是需要的,打通也是需要的。文学的原生态就是诗文与戏曲相通的,不只是表现在某一个作家身上,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如《莺莺传》的内容见于传奇小说、诗、词、曲等多种文体。某一作家也往往兼擅各体,甚至在诗文上花费更多的精力。这种原生态决定了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有一种基本范式:诗文与戏曲小说不应该绝对分割,各自为政,而应当相互勾连,对比研究,这样也许才能彼此发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正具有贯通戏曲小说与诗文的成功先例,如王起等。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材料可以发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如清初戏曲家叶奕苞出生明代官宦之家,师友皆为遗民,《清初戏曲家叶奕苞生平新考》[26]辑佚了其所著诗史结合的诗作,提供理解叶奕苞戏曲创作的个人思想背景,同时结合这些诗作和其他材料,探求一个戏曲作家的剧作中的遗民倾向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的。《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代成弘以来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27]全面考量陈铎的诗词曲创作及文学思想,以此揭示明中叶复古思潮的渊源关系。一个小说家戏曲家,往往又是诗人,甚至是批评家。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时候,就不应该割裂他们的文学才能,李渔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既是一个理论批评家,又擅长创作。这意味着对其研究也需要综合的视角。“李渔是一个理论批评与创作兼擅的曲家,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往往对李渔曲论评价过髙而对《十种曲》评价过低,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关键在于对李渔缺少综合研究,而把他的曲论和曲作置于不同的参照体系之中,即:以汤显祖到‘南洪北孔’这一系列来观照李渔的戏曲创作,而从古代曲论缺乏体系性、完整性这一背景来评价李渔的戏曲理论。这两种评价实际都不完全准确,如果从综合角度研究李渔,其实李渔的创作(甚至包括小说)与其理论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即李渔的戏曲是一种追求轻松、圆通、规整的通俗剧,而其曲论则是实现这种创作追求的实践技法理论。因此把李渔的曲论和曲作综合起来研究,或许更能摆正李渔在中国曲论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28]这就涉及到如何强化研究中的学术史意识,避免只在原典中简单互证而空置学术史的非科学心态。

    五、关于理论过度和缺失的问题

    优秀的论著总是具备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深邃的理论容涵。小说戏曲统属俗文学,文字浅显易懂,但其思想艺术并非都浅俗,寓意深刻和匠心独具以及才华横溢的作品并不少见,而相关的研究则更需要对其创作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等有必要的了解,对其所属流派的来龙去脉、本人的身世思想和创作动机有必要的把握,如此才能触及到研究的内核,提升研究的境界。《文学遗产》发表的相关论文,我们在初审时特别关注的也正在这些方面。

    理论的缺失和不足,也许不仅仅是小说戏曲研究的问题,也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一种是选题上缺乏识见。选题的睿智往往是论文成功的一半。一个选题,首先就考验作者学术史和理论的修养。选题的新锐,体现着作者建立在理论修养之上的眘智和才气。别人巳经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拿来做,一般情况是对学术史的盲目。一些选题貌似新颖,却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这就是缺乏识见。纵观这十年来的研究选题,2003年以前,一流作家作品的研究占很大的比例,而在2005年以后,注意力转移到了二三流作家作品的现象明显增多。有些研究者出于填补空白的目的,常常选择二三流作家,甚至对连二三流都不是的作家进行研究,有些是旧说补正,并无新材料,纠正旧说,固有价值,但不免问题太小,补正之意义因此也相当有限。这样的考证,虽可辨明一时之史实,但非根本性的史实,故其价值极为有限。为考订而考订,而没有将考订与相关学术史的建构联系起来。所以如果这些作家本来被历史误解和埋没,为之昭雪,当然有意义。如果他们虽然是小作家,但是涉及到小说戏曲史的重大问题,当然也值得一论。若情况不是这两种,那意义就很有限了。即使选择经典作家作品作为论题,如果没有新材料和新观点,只是用时髦的辞藻换一种说法,小说理论部分关于虚实分析的文字过多,但结论其实十分简单,也同样是理论贫瘠的表现,这是一种没有理论支撑的取巧求新的方法,只停留在问题的现象层面,往往是叙述多而论述少。

    另外一种是文章高谈理论,而实际没有理论。理论不是用来炫耀的,理论是用来分析问题和破解问题的,理论是“矢”,问题是“的”,有的放矢才是理论之有效。实践证明,也只有在解决问题之中才能发展和创新理论。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如潮水般涌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将舶来的欧美各种新概念、新理论,也不管它在欧美是否已经过时,更没有进行细致的消化,就生吞活剥地拿过来,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上。那些年这类用新理论贴标签的论文曾经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相关的专著也曾摆放于书店显要的位置,但经过时间的淘洗,其中不少巳经被尘封在历史之中了。而当今这种文风并没有価旗息鼓,仍然有不少研究者乐于为之。借鉴西方理论当然是必要的,但必须首先透彻地弄懂弄通它,然后结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创作生存的实际来运用它,寻绎其理论契合处,这才能体现理论的价值。高谈理论而实际上没有理论的另一种表现是脱离小说戏曲作品和文学现象,凌空架构体系,制造脱离文学实际的所谓规律。余英时先生在提到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时说:“他(钱锺书先生)基本上避免发大而空的议论,他根本不相信这类东西,他说像黑格尔这样的建立系统,造个大房子没人能住……”(陈致《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余英时先生访谈录》)他还说:“无论多么圆熟的理论家或多么精巧的方法论者,如果他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终不免是会犯严重的错误的。”(《士与中国文化》)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

    以上几点讨论不成体系,但大体反映了我近年来对小说戏曲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实际上,其中不少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但我认为,问题既然依旧存在,说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我们就必须面对它们。我个人觉得近些年跨文类的研究和将作家作品放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中的研究,颇有启发,应该是今后小说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这方面的尝试巳经有一些,但尚欠缺深度,更乏规模。实际上,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是在当时社会文化和文学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当一种文类或文学被孤立开来,其原生形态便已经不是鲜活的、充足的。脱离文学的生态,便不能历史地准确地解释文学。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但回到文学的原生态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方向。

 

注释:

[1]程毅中《〈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与明代公案小说》,《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

[2]孙逊《〈红楼梦〉人物与回目关系之探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3]石昌渝《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

[4]黄霖《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5]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邓绍基《虞集与〈十花仙〉杂剧》,《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7]郭英德《吴伟业〈秣陵春〉传奇作期新考》,《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8]大塚秀高《〈西游记〉的返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沈伯俊、金文京《中国和日本?_〈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黄霖、大塚秀高、铃木阳一《中国与日本:〈金瓶梅〉研究三人谈》,《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10]刘祯、张静《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上、下),《戏曲研究》2011年第1、2期。

[11]左东岭《二十世纪以来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关系研究述评》,《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

[12]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M社2003年版,袁世硕序第1  一2页。

[13]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

[14]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15]黄霖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16]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17]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18]涂秀虹《论明代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生成原因》,《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

[19]吳晓铃《我研究戏曲的方法》,《国文月刊》第1卷第9期(1914年)。

[20]伊维德《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21]刘跃进《走近经典的途径》,《人民政协报》2012年2月28日。

[22]刘勇强《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发言提纲)。

[23]详见拙文《近年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4][25]郭英德《“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戏曲研究》2010年第6期。

[26]陆林《清初戏曲家叶奕苞生平新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27]李舜华《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代成弘以来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

[28]谭帆《中国古代曲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146]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